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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正是两位对立教宗光荣退休走到幕后的时候。但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这一点比萨的宗教会议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它不是由两位教宗中的任何一人主持召开，也没有在开会前邀请他们出席，并且当教宗们拒绝赴会时立刻就宣判他们抗命不遵，以上种种都暗示着这个宗教会议已经凌驾于教宗权威之上，这样的行为准则既不受到期待，也不可能获得赞许。哪怕这个宗教会议能多使用一点外交手段，能对两位行事方式不同但都诚实正直、不愿在如此残局中恋栈不去的老人家多一点圆滑的态度和理解，或许欧洲天主教会的分裂就能顺势弥合。然而在现实情况下，两个教宗只能宣布这个宗教会议不合宗教法规的既定程序，并选择反抗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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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十二世首先采取行动，也因此受到比任何人都强烈的谴责。老教宗将整个教宗国的领地以两万五千弗罗林的价格出售给拉迪斯劳，表面上看这可谓是对教宗身负的神圣职责最严重的背叛，然而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行为就变得更容易理解，看上去也不那么惊世骇俗了。这笔交易涉及的土地实际上大部分已经处在拉迪斯劳的掌握之中，格列高利十二世如今身处窘境，既无手段也无金钱来收复失地，通过这种可以算是承认了既成事实的行为，老教宗不但得到了可以供他继续斗争的重要资金，还获得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一位意大利盟友。格列高利十二世对拉迪斯劳可谓是非常了解，那不勒斯国王正全面向外扩张，看上去他并不会长久地占有教宗交出的土地，说实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行动，它们在年底之前就败给了那不勒斯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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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里亚尔托，人们欢庆格列高利十二世当选教宗的欢乐很快就转变成尴尬。直到比萨宗教会议之前，威尼斯共和国自然全力支持老教宗，但如今它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公元1409年8月，英格兰、法兰西和勃艮第的使者们齐聚威尼斯，来寻求威尼斯人对教宗亚历山大五世的承认。几乎同时，执政官收到了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请求，老教宗需要前往弗留利的齐维达莱尔的安全通行证，他打算借道威尼斯，在那里落脚。这个问题在元老院内一连讨论了很多天，持相反意见的双方都大动肝火。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朋友和支持者反复强调，老教宗作为威尼斯的儿子，对共和国有着一如既往的忠诚；然而另一方以同样激烈的态度申明，出生于克里特岛的教宗亚历山大五世也属于威尼斯市民。最后斯泰诺执政官起身发言，他宣布，为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与和平，比萨宗教会议和它合法选举出的教宗应当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支持。最后，在六十九票对四十八票的局面下，执政官获得了优势。格列高利十二世在前往齐维达莱尔的途中先后在基奥贾和托尔切洛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大门却对这位老人紧紧关闭，而且再也没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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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威尼斯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教宗个人必须遵从宗教会议。这个决定的建立正如先例，是符合威尼斯自身的集体主义哲学的，并且在共和国之后与教廷打交道时被遵循下去。对格列高利十二世来说，尽管从他或许曾寄予厚望的威尼斯拒绝提供支持的反应中受到很深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老教宗依然拥有自己的信念，而随着他的年岁逐渐增长，它们就变得愈来愈顽固。同时，格列高利十二世仍可以夸耀自己身边还有几位实力强大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公元1400年当选为德意志国王的普法尔茨的鲁珀特[184]，以及里米尼领主卡洛·马拉泰斯塔。而本笃十三世这一方的势力也在逆境中蓬勃发展。于是不久后局势已经明了无比，比萨宗教会议唯一真正达成的结果，只是将承担基督教世界责任的两位教宗变成了三个。然而枢机主教们依然执迷不悟，毫无悔意，当三位教宗中唯一经不住压力的亚历山大五世在公元1410年猝然去世时，主教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选举接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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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某个叫巴尔达萨雷·科萨的人成为教宗群体中新的一员，号称约翰二十三世[185]，在当时，他被普遍认为是毒杀了前任教宗的凶手，然而事实是否如此至今还是个谜。不过，这位约翰二十三世早年毫无疑问曾当过海盗，更重要的是他如今仍然是。约翰二十三世能力过人、精力旺盛且全然不择手段。他能够无视社会阶层的限制飞快发迹，是因为此人是一位策划阴谋和敲诈勒索的天才，自约翰继位后，他很快令教廷从道德和精神上都堕落到自十世纪“淫妇政治”时代之后从未听闻过的恶劣境地。当时的编年史家尼恩的狄奥多里克震惊地记录下那时流行在博洛尼亚的传言，科萨曾在博洛尼亚担任教廷下派的总督，在他当选为教宗的第一年，就纵情声色，染指了不下两百名已婚妇人、寡妇与处女，更不必说被他侵犯过的数量惊人的修女。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很遗憾没有更多关于约翰二十三世此类记录的记载，不过这个数目的平均水平应当仍然居高不下。于是公元1415年5月29日，另一场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宗教会议废黜了约翰二十三世，这次会议吸取了比萨宗教会议的前车之鉴，逼迫约翰二十三世批准了对自己的惩处决定。正如吉本所总结的：“那些最为可耻的指控被禁止披露，这位上帝的代理人只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行、谋杀、强奸、鸡奸和乱伦。在签署了对自己的惩处命令之后，这位前教宗被关进监狱，他将在那里为盲目信任那些来自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自由城市的属下这件事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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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的7月初，格列高利十二世终于被说服，选择有尊严地退位，并且得到他将身处教廷的第二等级，获得仅次于新任教宗地位的承诺。鉴于格列高利十二世已经年近九十的事实，这项他或许不能够享受太久的优待被很容易地授予这位老人，事实亦是如此，两年之后格列高利十二世就去世了。接着对立教宗本笃十三世也被废黜。1417年，教会选出合法的新教宗马丁五世，欧洲天主教会的分裂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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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威尼斯教宗的执政期不快、悲惨且有时饱受屈辱。假如格列高利十二世更年轻，力量更强，或许就不会被贪婪而毫无廉耻的家族妨碍，被他们出于私利操纵于股掌之中，他弥合教会分裂的目标或许也就可以实现。而事实上，这位老教宗以完全的失败结束了人生。不过直到去世，格列高利十二世都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最显著的可耻举动也被证明只是战术策略。随着他退位的条件被公之于众，人们发现即便到了被废黜和遣散的时候，老人都没有丧失他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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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天主教会分裂导致的剧变与阴谋中，威尼斯尽可能地保持住了它超脱中立的立场，只有在被迫接受某个决定的时候，它才会选择某一方，支持最有可能结束纷争的阵营。因此威尼斯对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决定表现出充分的支持，并且派出四位高级别大使前去祝贺教宗马丁五世就任。毕竟，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来说，无论教宗是不是威尼斯人，他的身份都不是它最关心的。而且在教会危机最甚的那几年内，一个更迫切的要求吸引了威尼斯的注意力，作为西欧帝位选举之战的直接结果，威尼斯要重新收回达尔马提亚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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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被迫割让达尔马提亚众城给匈牙利，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不过失去土地的共和国依然对此耿耿于怀。因此公元1403年，当那不勒斯的拉迪斯劳自称匈牙利国王之后，他很快就以十万弗罗林的价格向威尼斯兜售达尔马提亚，威尼斯欣然接受。公元1409年6月9日，仅在比萨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格列高利十二世后四天，达尔马提亚完成了从匈牙利移交到威尼斯的手续。然而此时还有两个问题：首先，尽管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匈牙利军队长期驻扎，它们中的一部分在感情上仍倾向于相距更远的匈牙利君主，而非频繁对当地加以干涉的威尼斯；其次，在拉迪斯劳自封匈牙利国王之后，匈牙利的王座又很快回到了它的合法主人西吉斯蒙德国王的手中，他视达尔马提亚为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匈牙利唯一的出海口。因此，在煽动卡拉拉家族与德拉·斯卡拉家族最后几位可悲的后裔在帕多瓦和维罗纳叛乱失败后，西吉斯蒙德在次年派遣两万人的军队，在当时最杰出的年轻雇佣兵首领佛罗伦萨人菲利波·德里·斯科拉里的指挥下进驻弗留利，斯科拉里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皮波·斯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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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威尼斯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开战。它向西吉斯蒙德派遣了两名最富经验的大使，乔瓦尼·巴尔巴里戈和托马索·莫切尼戈，这两人在西吉斯蒙德面前力争达尔马提亚应当继续处在威尼斯控制之下，因为威尼斯有能力独自保护亚得里亚海沿岸免受海盗骚扰。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用这个理由交涉失败后，大使们又建议，威尼斯在拥有达尔马提亚的同时，可以将它看作一个匈牙利采邑来进行管理，每年象征性支付一匹白马和一匹金线织的布作为年贡。他们甚至代表共和国向刚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的西吉斯蒙德提议，威尼斯可以为他的加冕提供一支前往罗马的桨帆船船队，不过西吉斯蒙德置若罔闻。两位大使难过地返回潟湖，与此同时，皮波·斯帕诺挥师出击。费尔特雷和贝卢诺很快投降，年轻的布鲁诺罗·德拉·斯卡拉以帝国代理的共治头衔被扶上位，统治这两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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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匆匆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其中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其大陆领地上被征召入伍的，并一如既往地由卡洛·马拉泰斯塔和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兄弟先后担任指挥。公元1411年，威尼斯军队成功阻止了匈牙利人进军的步伐。然而次年皮波率领更大规模的援兵卷土重来，到了6月，他甚至带着一小支匈牙利军队成功登上了利多岛，并在撤退之前摧毁了圣尼科洛教堂周边的地区。但就在两个月之后，皮波在弗留利的莫塔遭遇了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和尼科洛·巴尔巴里戈的联军。这支联军搭乘三艘桨帆船和不少于七十艘较小规模的船只逆利文扎河而上与皮波交战，在它的两位指挥将领手下，皮波遭遇了耻辱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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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场遭遇战看上去使得双方都陷入了僵局。皮波或许已经成功占领了大部分威尼斯的陆上领土，但他很清楚自己完全不必对围攻威尼斯城抱有期望。而威尼斯这一方则再一次通过更多实证确认了早先就明白的事：对它来说，伦巴第平原太过广大，以至于很难控制。威尼斯的敌人们可以轻易从那里撤离，但无法被彻底驱逐出去。随着时间流逝，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在不断上升，直到已经将百分之十的全体市民财产税用来抵消大陆领地收入损失的威尼斯共和国向西吉斯蒙德重新派遣了一位大使，请求达成一份合约为止。这次，未加冕的皇帝欣然同意听取威尼斯人的提议。由于西吉斯蒙德依然坚持他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权利，威尼斯与其之间尚且还不能达成长久的和平。公元1413年，双方达成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停战协议。停战协议的达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威尼斯一方的主要谈判人员托马索·莫切尼戈，在这之后直到第二年的1月，他都和帝国的皇帝与朝臣们留在洛迪，而就在这时，一则消息使得莫切尼戈立即选择返回威尼斯：他获选为第六十二任威尼斯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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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1 有先见之明的执政官（公元1413—14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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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将死，其言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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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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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莱·斯泰诺死于公元1413年圣诞节次日，[186]身后留下一个从面积上看更强更伟大的国家，如果不论因为与匈牙利战争而导致的贫困，这个国家的内在要比斯泰诺接掌它的时候更加繁荣。然而就在三年前，他有意引发了一场对执政官在国内的地位有着深远影响的宪政危机。这场危机的细节涉及斯泰诺对一份使大议会的某个决定无效化的提案的支持，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太多时间，不过这直接导致执政官受到停职和被弹劾的威胁。斯泰诺本人的个性骄傲且固执，他拒绝让步，并大力挑衅他的反对者们，令他们做出最糟的事。如果当时后者没有失去气势不知所措，那么斯泰诺的人生很可能会结束在流放途中，甚至会像马林·法列尔那样丧命于断头台上。对他和威尼斯来说都很幸运的是，理智占据了上风，那些打算控告他的人得到了体面的安抚，于是整件事就此作罢。在斯泰诺的执政期结束前，政府通过了一部对执政官权力进行更严格限制的法令，其中包括允许三位身为国家法律官员的大法官（Avogadori di Comun）中的任意两人在确信执政官的言语或行为令宪法陷入危机时对他进行审讯的措施。同时在下一任执政官的承诺书，这份充满了诸多特别责任和禁忌、每位执政官在就任时必须签署的可畏清单上，一些存留至今、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权利被移除，比如执政官任意召开全民大会的权利。未来类似的全威尼斯市民集会只能经由元老院和大议会批准，提前同意其召开目的后才能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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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热爱祖国并且将毕生精力服务于国家的七十岁老人，新任执政官并不会对执政官权力的削弱感到不快。我们第一次听说托马索·莫切尼戈是在公元1379年，那时他被交付了一份无法推卸的任务——将威尼斯在波拉的舰队被热那亚人摧毁的消息带回威尼斯。随后他成为威尼斯在黑海的舰队司令，公元1396年，他在黑海成功救起西吉斯蒙德国王率领的基督徒残军，他们主要来自法兰西和匈牙利，因为尼科波利斯之战惨败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手下而狼狈撤退。自此之后，莫切尼戈的活动主要被局限在外交领域，而就在他将成为执政官时，莫切尼戈发现自己正面临土耳其人不断增长的势力，对此威尼斯再不能只做个看客。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威尼斯选择主动介入外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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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方面，冲突并没有在更早之前到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横行于大半个巴尔干半岛，到了公元1410年，拜占庭史学家米海尔·杜卡斯推测，比起安纳托利亚，欧洲将会有更多的土耳其军队长期驻扎，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大多数，至少是位于欧洲大陆中部和东部的基督教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土耳其人的冷酷无情。然而威尼斯仍更倾向于贸易而非征战，因此迄今为止，它一直设法同土耳其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最近的公元1413年，当威尼斯特使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和新苏丹穆罕默德一世谈判时，这种友谊通过一份协议再次得到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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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相比，穆罕默德一世是位爱好和平的君主。他和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帕里奥格洛斯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与威尼斯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然而在公元1416年春天，一支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出航讨伐长期以来划地自治、在爱琴海侵扰土耳其航运的基督徒纳克索斯公爵，但在途中却突然转而追逐一些正在返回特拉布宗的威尼斯商人，将他们一直驱赶到尼格罗蓬特（如今的优卑亚岛），然后袭击了城镇。幸运的是附近正巧有一队威尼斯战舰，一开始舰队的指挥官彼得罗·罗·洛雷登试图与对方在土耳其人位于加利波利的营地谈判，但很快事态的发展就超出了预期。没过多久，两支舰队在谈判开始的同时爆发了战斗。洛雷登在随后发送给执政官及其顾问的急件中将战况描述得淋漓尽致。这封信件落款地点在泰内多斯岛，时间是公元14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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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挥官，我向第一艘桨帆船发动猛攻，那艘船在作战像龙那样勇猛的土耳其人精准高超的操作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上帝保佑下我攻克了它，将船上大多数土耳其人砍成碎片。不过夺下这艘船后，我为了保全它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其他土耳其船迅速逼近左舷船尾，船上的人朝这边万箭齐发。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波攻势，一支箭击中了我的左脸，就在眼睛下方穿透了我的面颊与鼻子，而另一支箭贯穿了我的左手。这些仅仅是较为严重的伤势，我的身上和右手也负了伤，不过程度相对较轻。面对强敌我没有后退，或者说只要我一息尚存，不但绝不撤退，还要更勇敢地作战。最终我打退了袭击者，成功夺取对方的第一艘桨帆船，并让我的旗帜在船上升起……接着我猛地转向，撞上一艘大帆船，将上面的许多船员砍成碎片，然后派遣我的一些士兵上船，升起旗帜……因为土耳其人的舰船由他们中的海员精英操纵，舰队英勇地坚持抵抗，不过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福音圣人圣马可保佑，最终还是将他们打得四处逃散，很多土耳其人可耻地跳进了海中……这场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两点钟之后，我们俘虏了六艘土耳其人的桨帆船和他们的船员，还有九艘大帆船。船上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杀死，其中包括舰队司令以及他所有的侄子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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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后，我们航行到加利波利的城墙下，用炮弹轰击它，让城里的人出来作战，不过没有得到响应。于是我们离开了，让那些土耳其人有时间恢复精神，包扎伤口……登上被俘虏的船，我们发现了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西西里人、普罗旺斯人和克里特人，我下令将那些没有死在战斗中的人全部砍成碎片或吊死……所有领航员和经验丰富的海员也是如此……这样土耳其人目前就没有类似的人才可供使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乔治奥·卡莱基的人，他是个背叛诸位的逆贼，于是尽管此人已经遍体鳞伤，我还是下令将他在我自己的桨帆船尾部大卸八块，以此来警示所有为异教徒效劳的没骨气的基督徒。如今我们可以说，土耳其人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已经被完全摧毁，而且这情况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这儿还有一千一百名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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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场孤立的胜利，也没有迹象证明战斗之后洛雷登以如此冷漠的口吻描述的屠杀在威尼斯国内或其他地方引起过任何负面评论。威尼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和平协议与友谊一如既往，并在次年再次得到确认。当时穆罕默德一世派往威尼斯的使者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共和国热情款待了他和他的全体随从，并负担了使团所有的花销。当土耳其人离开时，他们带着荣誉和丰厚的礼物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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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洛雷登信中的豪言壮语，威尼斯人十分清楚他们仅仅是赢得了一点喘息之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致力推行的扩张政策瞄准的不仅仅是君士坦丁堡，还有整个地中海东部与中部，甚至更广大的地区。但同时他们也满足于避开了直接的危险，再一次令里海变成可供贸易的安全区域。其他欧洲人则秉承着一个令他们高枕无忧的信念：威尼斯人总能设法保住自己的地盘，因此土耳其人不足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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