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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尼斯必须发布一份公告，宣告一个民主国家的成立，并且邀请民众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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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威尼斯人要在自由之树下烧毁旧政府的徽记，并且要对所有的政治犯实行大赦，在法律上给予出版自由，允许谈论“人物评议或者政府等过去不允许谈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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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感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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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国将派三千名士兵进驻威尼斯，接管军械库、圣安德烈亚要塞、基奥贾和其他法国将军标示出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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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执政官宫、铸币厂和其他重要建筑将交给国民警卫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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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有威尼斯舰队将被召回潟湖，由法军和市政府共同指挥，后者将由马宁和民主领袖安德烈亚·斯帕达担任联合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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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有在外国的威尼斯大使将被“民主主义者”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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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货币信贷和国家银行将得到国家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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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反对声音甚至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这些要求，大议会在5月12日周五被召集起来。日出之后不久，威尼斯的人们就像历史上无数次那样聚集在圣马可广场和小广场上。过去他们这么做，常常是为了庆祝，或者在一些极其稀少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忧虑，然而如今则全然不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因为恐惧而聚在一起，此刻所有人都意识到结局即将到来，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不确定，困惑，难以名状的忧惧，现场弥漫着一种对威尼斯来说相当陌生的气氛。相较他们地位更高、具有选举权的同胞，威尼斯很多劳工阶层的市民相信无论共和国是否在劫难逃，都能够且应当为它的生存而战，于是这些人的情绪中混杂了毫不掩饰的羞耻和愤怒。这样的几队举止粗鲁的威尼斯共和国拥护者怒吼着穿过街道，高声叫嚷“圣马可万岁！”，痛骂一路上碰见的贵族们。虽然一些贵族已经逃离城市，或者急忙前往位于大陆的产业，以便逃离法兰西军队的掌控，人们的愤怒或许也是大议会人数远远低于标准的部分原因——出席会议的人数比六百人的法定人数少了六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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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拘泥细节的时候。执政官宣布开会，向与会者通报了拿破仑的要求，并且以“安然无恙地保全我们的宗教、生活、财产和所有最可爱的居民的最高目标”提出了一个议案：威尼斯寡头政治的成员们向临时民主政府交出所有权力。当他结束演讲时，一位议员登上讲坛与他展开辩论，即便这场辩论的结论众人已经心知肚明，大议会仍然得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但就在此人准备开口说话时，人们听到了执政官宫外传来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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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对议会中惊恐的人们来说，这响声只意味着一件事：他们一直惧怕发生的民众起义开始了。一些人仿佛看到他们自己走出执政官宫，被暴民们撕成碎片；而其他人则想象他们将在不久前刚被清空的监狱中度过数天或数周，直到广场上竖起断头台为止。此时所有人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趁现在还有时间，逃离执政官宫，有必要的话还得乔装打扮。虽然几分钟之后他们确定了开火的来源，一些达尔马提亚军人在按照拿破仑的命令离开威尼斯之前，用他们的毛瑟枪朝天射击，以此向威尼斯做告别致意。但是恐慌已经蔓延开来，保证就毫无用处。在“投票！投票！”的急切呼喊声中，人们放弃了辩论，威尼斯共和国剩余的立法者们冲向投票箱来匆匆履行他们对这个宣誓统治的国家最后的职责。最后，有五百一十二票赞成决议，十二票反对，五票弃权，不过很少有投票者还留在原地听候结果。他们丢下太过显眼的官服长袍，小心地从执政官宫的侧门溜出这座建筑，面对几近人去屋空的议会大厅，执政官宣布决议通过。从此威尼斯共和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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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科·马宁没有试图逃跑。身处这一片喧嚣扰攘中，他是贵族中唯一一个保持冷静的人，这种冷静或许源于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或绝望，不过也正是这种冷静保留了他的尊严，即便在他周围，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点脆弱的结构正在分崩离析，灰飞烟灭。在会议结束后的寂静中，威尼斯共和国最后的执政官慢慢收拾他的讲稿，然后离开会议室回到他的私人寝室。马宁在那里摘下了执政官帽，他小心翼翼地解开执政官帽底下贴发佩戴的白色亚麻小帽的系带，将它交给自己的贴身男仆贝尔纳多·特雷维桑。然后他伤感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它要比任何语句都更能代表威尼斯的覆亡。“拿着吧，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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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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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圣灵降临节在6月的第四天，它是个星期日。过去威尼斯人习惯用豪华的排场和游行活动来庆祝这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但公元1797年的圣灵降临节则不同。人们目睹自己的城市千年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在震惊和不知所措之下已经无心享乐。但尽管如此，法军指挥官路易·巴拉杰·迪里埃将军认为，如果可以激励当地民众，对他们起到当下急需的提振精神作用，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还是值得的。他和临时市政府的领导人一同讨论应当以何种形式举办庆典——如今后者在他的监视下取得了威尼斯新的共和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最后他们拟定了一个国庆日方案，威尼斯市民可以在庆典上首次向他们的“民主政治”致意，并和启发它产生的革命主义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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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热情，威尼斯人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前往圣马可广场，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广场中央那根与周围并不协调的“自由之树”，那是一根巨大的木柱，它的顶端有一个象征性的鲜红色“自由帽”，但它看上去更像是过去威尼斯执政官的执政官尖角帽。他们发现广场已经被三个巨大的看台从北、南、西三个方向挤满，为市政府的六十位成员准备的西边看台上，有着“遵守法律即能守护自由”的铭文，另外两个为法国人和身份稍逊的意大利权贵准备的看台，其铭文则是“武力保护初露曙光的自由”和“已确立的自由引领世界和平”。小广场也同样被装点起来，在莫洛近旁的两根石柱中间，人们展开了一条赞颂拿破仑的横幅标语，而两根石柱中的一根被黑色织物覆盖，以此来纪念在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下罹难的勇敢法国人——让·巴蒂斯特·劳吉尔的名字正列于名单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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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杰·迪里埃和市政府官员们落座后，超过三百名乐手四人一组，按照一定间隔环绕广场，开始奏乐，游行活动随即开始。首先出现的是一群意大利士兵，接着是两个举着点燃的火把和写着“成长吧，祖国的希望”标语的孩子。在士兵和孩子们后面，出现的是一对订了婚的夫妇，代表着民主的丰收；随后跟着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背负着农具步履蹒跚地走着，他们携带的标语是“直至他们如此高寿，自由才终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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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游行结束，临时市政府的领导人走向自由之树，等到在圣马可大教堂内举办的简短仪式结束后，他将在自由之树下进行这天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他焚烧了执政官的尖角帽、其他执政官的象征物（卢多维科·马宁被要求为这项活动提供了所有的物品）和一本金书的复制品。接着他和他的市政府同事、巴拉杰·迪里埃将军和他的资深下属开始围着自由之树跳舞，同时士兵们不断发射火枪致礼，教堂钟声齐鸣，乐队演奏起革命乐曲《卡尔马尼奥拉之歌》。最后，整场庆典活动以一场节日歌剧演出告终，歌剧上演的地点，就在落成还不到五年的凤凰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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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共和国覆亡后最初的一个月内，整个威尼斯沉浸在无趣的寓言和被当今的集权政府所喜爱的空洞浮夸口号之中，这座城市全面陷入消沉，以至于很多威尼斯市民来到大议会最后一次集会的会场窗户下高喊“圣马可万岁！”而当昔日的辉煌与骄傲被象征性地投入熊熊烈火中时，他们站立在一旁为它们鼓掌。在这之后不久，一位石匠行会的领导人贾科莫·加利尼签订了一份移除或销毁城市中所有有翼狮子的合同，在签订这份合同之前，法国人已经在整个意大利大陆上，以可怕的行动力极其彻底地实行了这件事。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虽然加利尼接受了九百八十二杜卡特的报酬，他却并不那么尽职尽责地履行合约，只有很少的圣马可之狮被破坏。[343]这些举动展现出来的事实更清楚地显示出了在这个噩梦般的夏季，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各自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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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这个国家享受到的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在热烈程度和规模上，恰巧与它的政纲所宣传的成反比。威尼斯共和国覆灭后的八个月内，这个所谓的“民主”政府行使权力的情况，和它之前鼓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临时市政府的六十名成员甚至根本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授权，而是直接由法国方面的临时代表维尔塔指派，既没有事先征询威尼斯人的意见，事后也没有请求他们认可这些任命。在这个临时政府短暂的存续时间内，没有举行过一场选举，事实上，当10月17日拿破仑根据《坎波福尔米奥和约》，背信弃义地将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移交给奥地利之后，举行选举也没有多大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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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8年1月18日，奥地利正式占有了威尼斯。不过奥地利人没能占据这座城市太久，在公元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夺回威尼斯，将它纳入自己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之中。但十年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威尼斯同意大利的威尼西亚及伦巴第两省一道，又一次被归还给哈布斯堡帝国。自此之后，除了公元1848年至1849年英勇而无望的十七个月间，威尼斯人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奥地利主君，并宣布新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之外，奥地利一直掌管这座城市，直至公元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帝国军队在萨多瓦被普鲁士军队击溃为止。到那时，也只有那时，威尼斯才最终在加富尔几近完成的统一的意大利中得到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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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本书的目的是讲述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经讲完。尽管记录下一个不那么可耻的结局会给人带来更多快乐，可历史（在此要再一次重复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一页所发出的哀叹）很少会遂历史学家所愿。读者阅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垂死挣扎的那段历史时，难免会设想，如果当初事态朝着一个更有利的不同方向变化，那么那些事件会变得多么简单。举例来说，假如当时威尼斯能出现一位像恩里克·丹多洛、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或列奥纳多·多纳那样的强大领导人，集中威尼斯的精力，立场坚定地对付拿破仑的欺凌；假如公元1796年的夏天，威尼斯可以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让至少两万五千名意志坚定的士兵在一位有能力的将军率领下奔赴战场和奥地利并肩作战（而且还会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的支持），应该就能够扭转局势，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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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设想都没有发生。但即便如此，这段历史也可以不必变得如此不堪。在国家摇摇欲坠之际，威尼斯人本可以展现出他们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火花，这些火花昔日常常出现在威尼斯人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与土耳其人英勇抗争的事迹中，半个世纪后，它们也会在这一代人的孙辈反抗奥地利人的起义斗争中闪耀。人们根本不用要求，甚至不必期待见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墙上那样英勇的抵抗，哪怕只要还有一丁点儿昔日威尼斯人的精神，威尼斯共和国至少就能带着表面的尊严成为历史，但即便是这一点，走入末路的威尼斯共和国也没能拥有。因此对威尼斯来说真正的悲剧不是共和国的灭亡，而是它的精神衰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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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科·马宁和与他一起主持大局的软弱可悲的人们，在威尼斯共和国覆灭这件事上只有一点可以称道：他们懦弱的投降至少保全了威尼斯城。如果法军设在大陆一侧海岸炮台上的火炮朝着威尼斯开火，假如法国军舰认为有必要进入潟湖并从海上炮轰城市，后果便不堪设想。尽管威尼斯还是失去了很多，拿破仑以最无法取信于人的借口[344]下令劫夺威尼斯城内的画作、雕塑、手稿、教堂金银器皿以及所有他手下的特派专员可以染指的无价艺术品，其中甚至包括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匹青铜马，法国人将它们用船运到巴黎，用来装饰杜伊勒里花园中的卡鲁索凯旋门。我们知道，这些青铜马后来回到了大教堂的美术馆，[345]但是其他很多被征服者拿破仑抢掠的艺术珍品如今仍收藏在卢浮宫，而且似乎将一直留在那里，它们中就包括原本悬挂在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餐厅内委罗内塞的巨幅杰作《加纳的婚礼》，以及执政官宫十人议会厅天花板上同样由他执笔的中央镶嵌板。我们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拿破仑本人意外地没有踏足威尼斯，如果他当初亲自入城，很难说他会怎样更彻底地洗劫这座万城之中最富有的都会，也很难说即便他留下的影响被人遗忘后，还能给这座城市留下多深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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