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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含有对约翰的具体指令，让他将信的内容传达给“所有法兰克人的主教、修士和人民，还有最崇敬的教皇本人”，书信在1053年夏送达特兰尼。教皇的主要秘书、席尔瓦坎地达（Silva Candida）枢机主教穆瓦延穆捷的安贝尔（Humbert of Mourmoutiers）正在特兰尼，他正要穿过普利亚去会见身陷囹圄的利奥。约翰立即将书信交给安贝尔，安贝尔将书信的大意译为拉丁文，他抵达贝内文托之后，把两份文件拿给教皇看。利奥本就对拜占庭军队没有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而感到不快，这份无端羞辱无异于最后一根稻草。他怒火中烧，令安贝尔起草一封详细的回信，以维护教皇的最高权威，捍卫所有受质疑的拉丁礼。安贝尔使用的言辞直截了当。教皇和枢机主教决心尽可能精心地写这封信，他们选择了很特别的称呼方式，“致两位主教，君士坦丁堡的米哈伊尔和奥赫里德的利奥”，这种称呼方式最能伤害牧首的感情。可能正好在书信送走之前，另一封信函抵达贝内文托，这次信函的底部写着皇帝君士坦丁本人那巨大的紫色笔迹。很明显，皇帝很晚才得知牧首的诡计，他感到很害怕，想竭尽全力地摆平事情。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它也不可能包含什么重要的信息。从利奥的回复推断，皇帝在信中对奇维塔泰一役表示哀悼，还为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而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建议。最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封信，它与皇帝的信一起到达，信中只有一两句语句表达是不恰当的，除此之外，书信流露出温和的好意和妥协之意，它为两个教会之间的紧密团结而祈祷，而且没有提到任何有争议的拉丁礼。信上有君士坦丁堡牧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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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皇帝或特兰尼主教约翰（可能性更大）以局势相当危险为由，说服了塞鲁拉利乌斯，尽管牧首不太情愿，却还是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想要弥补裂痕。应该有人好好建议过利奥，让他忽视被称为“弟兄”而不是“父”这类小事情，息事宁人。但是利奥已经疲倦了，还生了病，在枢机主教安贝尔的鼓励下，他自始至终都显示自己同牧首一样易怒且固执，而且不愿让步。因此他答应派遣教皇使节去君士坦丁堡一劳永逸地商讨整个问题，并允许安贝尔以他的名义起草两封书信，由使节带去。其中一封写给塞鲁拉利乌斯，称他为“大主教”，这一称呼在一定程度上比前面的那个要礼貌得多，却同样咄咄逼人，与其说他是在致力于维护拉丁礼本身，不如说是为了攻击牧首在一开始就质疑它们时的放肆。信中还谴责牧首妄想获得普世的权威（这可能是翻译为拉丁文时造成的错误），还说他的当选是不合法的——这一指控很快就被证实了。利奥的第二封信是写给皇帝的，我们知道这封信主要关注政治事件，尤其是关于他那继续对抗诺曼人的决定。不过，愤怒在最后还是没藏住，书信在最后一段猛烈抨击了东正教牧首的“许多不可忍受的傲慢……如果他还坚持这种被上帝禁止的傲慢，他就决不会一直尊重我们之间的和平”。也许是为了缓和这种含蓄的威胁，教皇在信的结尾称赞了不久后将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他希望皇帝能为履行使命的使节提供一切帮助，希望牧首确实合适地做出了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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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策略是严重的误算。如果教皇重视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毕竟拜占庭是他对抗诺曼人威胁的唯一盟友——那么拒绝与东正教会和解的机会很愚蠢。如果他能更了解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那么他就会知道皇帝个人的良好愿望从未足以凌驾于牧首之上，牧首不仅在性格上比君士坦丁——此时生了病，因为中风而几乎瘫痪——更强，而且很看重自己所背负的公众意见。教皇最后就这个很微妙的使命很不明智地选择了三位教皇使节：其一是安贝尔本人，他心胸狭窄，极端反对希腊人；其二是教皇秘书洛林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Lorraine）；其三是大主教阿马尔菲的彼得（Peter of Amalfi）。后两位都在奇维塔泰作战过，并且可能和利奥一样憎恨令他们失望的拜占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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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闭嘴巴的三人于1054年初春出发，4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事情开始就不顺利，他们刚到达就拜访了牧首，却对接待他们的方式感到生气，便留下教皇的信，不顾通常的礼貌，粗暴地跺着脚离开了府邸。不过当塞鲁拉利乌斯读到这份最新的书信时，这三人的愤怒已经无足轻重了。书信证实了他最坏的疑虑。他本以为自己摆出了和解的姿态，情况会好一些，没想到信件给了他一耳光。接下来的事更糟：皇帝用惯常的礼节接待了教皇使节，使节们受到鼓舞，便将教皇更早的那封写给牧首和奥赫里德的利奥的还未寄出的信，以希腊语全文译文的形式发布了出来，并附带了一份详细列举了有争议礼仪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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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牧首而言，此辱已极。尽管前一封信无礼地称呼他，但是直到满城都在愤怒地议论这封信，他才知晓这封信的存在。同时他还仔细检查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直到最后才勉勉强强地寄出，经检查发现，信上的印章是被篡改过的。他迅速想到了自己的老敌人阿尔吉鲁斯。会不会是因为安贝尔一行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在普利亚拜访了他并向他展示了这封信呢？如果他见过信，他会不会篡改过信的文本呢？牧首怒火中烧，却忘了阿尔吉鲁斯的兴趣在于弥补两个教会中间的冲突，而不是使之加剧。塞鲁拉利乌斯认定，所谓的教皇使节不仅无礼，而且不诚实，因此他拒绝承认使节的权威，也拒绝进一步与他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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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正式认可的教皇使团受到了皇帝的热情欢迎，却没有得到牧首的认可，甚至完全不受牧首理睬，此状态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塞鲁拉利乌斯眼中的好事。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只过了数周，便传来了教皇利奥去世的消息，牧首的问题在某些程度上已得以解决。安贝尔一行是利奥的个人代表，利奥一死，他们的所有官方立场便丧失了。很容易想见，牧首对于事态的发展感到一种残忍的满足，但使节们却未相应地显得挫败，或许这稍稍让牧首的满足感有所减轻。使节们似乎对自己的地位受到打击一事毫不在意，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傲慢。致奥赫里德的利奥的回信草稿一经公布，招致了来自斯杜迪翁修道院的修士尼基塔斯·斯蒂萨图斯（Nicetas Stethatus）的坚决反对，他尤其着力于批评拉丁人使用未发酵的饼，在星期六斋戒的习惯，以及把独身强加给教士的做法。他的批评虽然直率且有些笨拙，但是其言语是礼貌和尊重的，却没有得到安贝尔的合理回复，只得到一连串尖锐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谩骂。安贝尔一页又一页地叫喊，形容斯蒂萨图斯为“得疫病的皮条客”“恶毒的穆罕默德的信徒”，暗示他肯定来自剧场或妓院而不是修道院，并在最后对那些赞成“不通情理的教义”的人发出了诅咒，而且他根本没有反驳的意思。这连篇累牍的抨击只能让一般的拜占庭人确信，罗马教会现在只是一帮粗鲁的蛮子，无法与其达成任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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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鲁拉利乌斯高兴地看到他的敌人不仅失去了权威，而且出尽了洋相，他继续沉默不语。不仅如此，皇帝有充分理由担心他决心建立的教皇联盟的将来，所以强迫不幸的斯蒂萨图斯让步并向使节致歉，安贝尔继续与君士坦丁讨论“和子句”的所有问题——憎恶“和子句”已成了拜占庭神学的基石。在这些时候，牧首也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东正教的高级权威对城中街谈巷议的这场不光彩争吵有所注意。最后的结果与塞鲁拉利乌斯的预想一样，泰然自若的态度起到了效果，安贝尔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1054年7月16日，星期六，下午3时，三位前教皇使节——一位枢机主教、一位大主教和一位教皇秘书——出现在聚集起来准备举行圣餐礼的教士面前，三人穿着全套牧师服装，大步迈进圣索菲亚教堂，来到祭台前，庄重公布了正式的绝罚令。他们随后转身退出教堂，稍作停留，抖去仪式中落在脚上的灰尘。两天后，他们返回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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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使节没有任何教皇的授权，并且按照教会法的标准，该绝罚令没有任何效力。除此之外，它仍然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以下是斯蒂文·朗西曼对此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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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重要文献会有这么多明显的错误。安贝尔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居然写出了如此令人失望的宣言，这确实非同寻常。宣言开头便拒绝以牧首的头衔称呼塞鲁拉利乌斯，而是称其名字及君士坦丁堡主教。它宣布，帝国或君士坦丁堡的市民无可指责，但是所有支持塞鲁拉利乌斯的人均犯了买卖圣职之罪（如安贝尔所知，这在当时他自己的教会中是主要的恶行）、鼓励阉割之罪（罗马后来也照做了）、坚持让拉丁人再次受洗之罪（当时并无此事）、允许教士结婚之罪（这也不对，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可以做教士，但是已拥有圣职的人不可以再结婚）、让分娩中的女人受洗——即便她们将要离世——之罪（一项良好的基督教早期做法）、抛弃摩西法典之罪（并无此事）、拒绝剃须的人领受圣餐之罪（并无此事，尽管希腊人不支持教士剪掉胡须），最后是忽略了信经中的一个句子之罪（这与事实相反）。做出这样的谴责之后，关于关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不服从教皇的控告，均失去了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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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堡，安贝尔和他朋友那心胸狭窄的傲慢已经使他们彻底不受人喜欢。绝罚的消息传播很快，全城都举行了支持牧首的示威活动，开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反对拉丁人，但是不久后，人群发现了新的仇恨目标，那就是皇帝本人，皇帝明显对使节怀有同情，被认为鼓励了使节们的过分行为。君士坦丁很幸运，他手边就有一只替罪羊。阿尔吉鲁斯还在意大利，还未意识到已发生的事情，正在为与教皇结盟做出努力，但是他留在首都的家人被立刻逮捕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弥漫的仇恨情绪。最后绝罚令被公开烧毁，三位使节被正式开除教籍，之后首都重归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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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054年初夏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它导致东西方教会一直保持分裂。这是一则悲伤而讨人厌的故事，虽然不可避免的破裂关系业已存在，但是事件本身本不应该发生也无须发生。如果垂死的教皇或年老的皇帝拥有更强的意志，如果野心勃勃的牧首或固执的枢机主教没那么偏执，局势尚可挽救。致命的一击来自失去权威的教皇使节，授权的教皇已经去世，使节代表的教会缺少领袖——因为新任教皇还没有被推选出来，这位使节却立刻采用了违反教会法的、不正确的工具。无论是拉丁教会还是希腊教会，绝罚针对的是有罪的显贵人物本人，而非他代表的教会。两种绝罚都可以在之后取消，当时的双方也没意识到这会导致永久的分裂。严格来说，确实没有形成永久的分裂，因为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东方教会有两次——一次在13世纪的里昂，一次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承认罗马的最高权威。虽然绷带可以暂时覆盖伤口，但是无法治愈它。尽管1965年的普世公会议让情况有所缓和，但是枢机主教安贝尔和牧首塞鲁拉利乌斯一起对基督教会造成的伤口在9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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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Eastern Sc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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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1016-1130（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Ⅰ） 9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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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众兄弟中最小的一位，由于年幼和孝顺而被留在家里，现在追随着他的兄长们来到了普利亚。吉斯卡尔对于他的到来异常高兴，并且以他应有的荣耀接待了他。他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身材高大，体态匀称……他和以前一样友好开朗。他也天生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战斗中的勇气。凭借这些品质，他不久便赢得了所有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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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泰拉，第1卷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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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在奇维塔泰胜利之后普遍感到振奋，几乎没有发现自己无意识地为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件提供了火花，也没有察觉到这些事情或许让他们免于被消灭的命运。另一方面，诺曼人发现教皇军队的败绩极大地提高了诺曼人的声誉。全半岛的城镇和村庄里，有很多人相信诺曼人与黑暗力量签订了某种邪恶的契约，因此不可战胜。讨厌诺曼人的人也只能承认，当时不存在能让诺曼人屈服的更强大力量。这种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为诺曼人提供了一种优势，诺曼首领们很快就抓住了这种优势。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诺曼人不断取得小胜利，他们攻破了一个个城镇，其攻势难以抵挡。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拜占庭人在普利亚的残余势力。在这里，士气低落的希腊人已经丧失了教皇的支持，他们与亨利三世的协商也没有成功，不久后，阿尔吉鲁斯也不再领导他们，他们无力长期抵抗下去了。到1055年底，奥里亚（Oria）、纳尔多（Nardo）和莱切（Lecce）都已投降，而罗贝尔·吉斯卡尔深入意大利的靴跟处，迅速占领了米内尔维诺（Minervino）、奥特朗托和加利波利（Gallipoli），建立了个人的势力和声誉，以至汉弗莱伯爵担心自己的地位，匆匆让罗贝尔返回他在卡拉布里亚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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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罗贝尔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对圣马科的第二次占领期对当地人来说肯定比第一次更可怕，幸运的是，他并没有逗留很长时间。他花费了数月时间，针对萨莱诺的吉苏尔夫的南部领土发动了一次让他极为满意的远征，在此期间，科森扎等附近的城镇落入诺曼人之手。他回到据点后不久，信使带来了紧急的命令，召他回梅尔菲：汉弗莱伯爵快去世了。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从不亲近——普利亚的威廉记载，有一次罗贝尔令伯爵非常恼怒，伯爵将他投入了监狱——但是汉弗莱似乎明白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接班人了，因此他任命罗贝尔为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阿伯拉尔（Abelard）的监护人和保护者，在阿伯拉尔年幼的时候管理他的所有领土。此后不久，汉弗莱于1057年春去世了。汉弗莱手段强硬，心怀嫉妒，常有报复之心，他残忍地折磨杀害他兄长德罗戈的凶手，也如此对待过一位在奇维塔泰之战中辜负他的主要首领。纵使他缺少德罗戈的善良心肠和铁臂威廉的潇洒神气，在去世之前又开始感到自己逊于年轻的吉斯卡尔，但他还是证明自己是一位强大而勇气十足的领袖，完全具备那些让奥特维尔家族的名字在仅仅20年时间里就闻名于半个欧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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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汉弗莱被埋葬在韦诺萨至圣三一修道院之中，葬在威廉和德罗戈旁边，罗贝尔没有挤出几滴眼泪。他那唯一还在意大利的兄弟杰弗里没有建立任何特殊的功业。公国的伯爵（Count of the Principate）威廉、卡匹塔纳塔伯爵（Count of the Capitanata）莫热这两个弟弟最近抵达了意大利，他们表现优秀，尤其是威廉，他从萨莱诺亲王位于艾伯里（Eboli）附近的圣尼坎德罗（San Nicandro）得到了一座城堡。但是以上三位和其他诺曼贵族在权力或威望上都远不及吉斯卡尔。正如汉弗莱之前预见的，继承他事业的人无疑就是罗贝尔。在当选之前，他已经控制了其侄子兼被监护人阿伯拉尔的所有土地，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领地之中。1057年8月，在梅尔菲集会的诺曼人正式宣布他是其兄弟的继承者，此时汉弗莱所有的个人地产也被移交给他，他成了整个南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有权势的人物，这只用了11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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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吉斯卡尔现在是最有权力的，但是他的主要对手阿韦尔萨的里夏尔尚能与之平分秋色。梅尔菲和阿韦尔萨的诺曼人仍旧各自保持着独立的认同，里夏尔也不再参与角逐普利亚公爵之位，因为他完全被其他地区的事情所困。萨莱诺的吉苏尔夫还年幼，尽管他叔叔索伦托的居伊努力地阻止他，他却自继位之日起便竭尽其所能地对抗诺曼人。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因为南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公已经没有遏制诺曼人浪潮的希望了，尤其是在奇维塔泰之战以后（萨莱诺人显而易见地没有参与其中）。而且，如果要维持萨莱诺的独立，那么实行其父盖马尔时期的合作政策则更加紧要。如今，吉苏尔夫很快召集军队对付阿韦尔萨的里夏尔，并且设法在最后一刻与阿马尔菲结盟以保住他的宝座。同时，北边的里夏尔和南边的威廉·德·奥特维尔不停地冲击其边境，一点点地缩小萨莱诺的领土，直到最终仅剩下萨莱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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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萨莱诺的日子明显已经屈指可数了，但这不是伦巴第人的各公国第一次落入诺曼人之手。自1052年起，里夏尔便已经盯着卡普阿，当地年轻的亲王潘都尔夫是“阿布鲁齐之狼”的儿子，他那可憎的父亲怀有的军事热情和政治才能却不见于他身上。准备妥当之后，阿韦尔萨伯爵便将卡普阿人打得屈膝投降，并强迫可怜的居民支付7000拜占特（bezant） ①以保留他们的自由。1057年，潘都尔夫去世，里夏尔再次起兵。数天时间里，他用坚固的瞭望塔将卡普阿围住，切断了市民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和农场的联系。居民勇敢地保卫城市，“女人为男人运送石块，妻子为丈夫带来安慰，父亲向女儿传授战争的技艺，他们肩并肩作战，彼此安慰”。②但是该城没有做好被围攻的准备，不久之后，饥饿的威胁迫使他们求和。这一次没有任何赎金的问题了，里夏尔决定征服该城。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城门和堡垒的钥匙应该在理论上让卡普阿人持有——在4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这么做的。同时，诺曼人里夏尔成了卡普阿亲王。世代相继地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伦巴第人的统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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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莱诺来说，情况比以往更令人绝望，不过别处还有更简单、更快捷的收益在等着里夏尔，他便不急着结束萨莱诺的独立。在附近的加埃塔，他最近为自己的女儿定下了婚约，男方是加埃塔公爵阿特努尔夫的儿子，但是这个男孩在1058年的早秋便去世了，本来应该在不久之后举行结婚仪式。这对准岳父来说应该是个悲伤的时刻，但是相反地，新任卡普阿亲王向公爵阿特努尔夫索取“摩根加布”（Morgengab） ③，也就是按照伦巴第法律应该在婚后属于妻子的丈夫四分之一的财产。里夏尔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如其名所示，摩根加布只有在婚礼次日才会支付，以作为他们成功地、满意地初次同房的标志。④阿特努尔夫自然拒绝了。里夏尔由此获得了他需要的借口。在加埃塔的较小封地中，阿奎诺位于山区北部不远的地方，不出数天，这个无辜而没有任何准备的城镇遭到了围攻，城外的农田和村庄被诺曼人按惯例蹂躏、焚烧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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