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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nune, 1905—1930. Stanford 1983, P.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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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Правда”, 21 декабря, 1928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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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642~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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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Сельская Жизнь”, 26 июня 1962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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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5 марта 1963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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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Правда”, 6 февраля 1961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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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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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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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最近的一次会议声明：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52]与过去的类似声明相比，这个名单中已经没有了自由主义（这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和共产主义（显然是因为它已严重削弱以致被认为可以不提）的位置，却把民粹主义看成了巨大的威胁。类似的声明使人想起一个世纪以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结成“同路人”联盟对民粹主义展开批判的情景，不由得令人发出百年轮回的感慨！实际上，在今天的欧洲感到民粹主义威胁的，当然不止社会党人。捷克总统哈维尔更明确地说：当代欧洲已不害怕共产党人，令人害怕的是民粹主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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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许多“前共产党人”从左面、极右翼激进分子（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它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民粹主义为共同内核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打乱了旧欧洲“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私有化与欧洲统一进程这类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传统的左右两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来加以反对。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打乱了旧欧洲“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这类“时代阵营”，不仅“传统的”民粹主义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现代市民社会构成威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至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POP式的“新”民粹主义旋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美学以至政治学都由于其强烈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而被评论家称为新一代“民粹美学”“民粹文学”等等。[54]最后，民粹主义的崛起也使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概念失去了意义。当前“复兴”的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者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者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共产党当局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总而言之，民粹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东方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然而它对“前共产党政权”而言也并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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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的俄国民意党人和美国人民党人这类过去的民粹主义者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与保守党人之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名其组织有异，当代复兴的民粹主义势力大都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当代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显得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在许多国家的“左”“右”派斗争中往往互相指责对方（尤其是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一方）为“民粹派”。例如，当叶利钦在俄罗斯仍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被其对手指责为“把民粹主义高高供起”[55]，而当他执政后，他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派也指责其反对派为“民粹主义蛊惑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对派中的俄共人士也把叶利钦支持下的盖达尔政府的“大众私有化”政策说成是“民粹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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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民粹主义在当代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难道它仅仅是个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义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考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实际上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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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等等）的名义抑制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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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的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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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行卡里斯马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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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色彩而更多一些卡里斯马色彩，更多地“向后看”（即回归本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一种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它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旧体制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族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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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当今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向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的破灭之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为内容的那种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整体上说，当今的民粹主义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后资本主义”思潮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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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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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启示我们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正如下文将详述的，应该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来看待。然而从典型性角度而论，经典民粹主义仍然以19世纪俄国民粹派为代表，它不能不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民粹主义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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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主义各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把俄国历史上民粹主义划分为“革命民粹主义”与“自由民粹主义”两个阶段，而西方学界则多不取“两段论”，而取“两类型说”，即把它分为“革命民粹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两种类型。（正如他们也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分成“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合法马克思主义”两种类型一样。）现在看来，这两种划分都是值得质疑的。“两类型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划分，即根据民粹派分子对沙皇政权的态度（主张暴力推翻它的是“革命”的，反之则是“合法”的）来区分，而对民粹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变化则并无定义。另一方面，“两段论”则突出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变，然而它对这一演变的论述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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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论述，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是代表劳动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而80~90年代民粹派却逐渐蜕变为代表资产阶级与所谓“富农”的自由主义者了，这一转变被认为标志着民粹派运动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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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要谈到这种论述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这里笔者想先指出它是不符合民粹主义演变的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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