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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剧院、文学和音乐发挥着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相同的重要作用。只有在这里，像约瑟夫·凯恩茨、伊利奥诺娜·杜丝这样的演员才能成为享誉全国的名人。据斯特凡·茨威格说，每一个菜店里都在谈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也是）他们的事业和容貌，兴致勃勃的学童们收集他们的签名。只有在这里，一位艺术家的葬礼才会变成一件举国大事，有上万人出席悼念活动，每个商店的橱窗都挂着装饰着黑丝带的肖像。普泛的人文教育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剧目，在他们的沙龙里，歌德、贝多芬的半身像就摆在皇帝的像下——即便没有完全取代皇帝的像。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富裕的实业家都把赞助艺术作为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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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年）、这位职业进阶于1902年3月18日在维也纳的报纸上得到公布的医生，道德原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背离是生活事实。他是在这里长大的，对于口是心非的氛围，他心知肚明。身为一个挣扎度日的犹太布商的儿子，弗洛伊德努力奋进，成为了一名时髦的“现代”医生，他的声望取决于他和伟大的巴黎精神科医生夏科共同的工作以及他倾听病人、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感到震惊的能力。弗洛伊德在伯格街的咨询室充斥着维也纳这个良好社会的成员，这些人都患有传统方法无法治愈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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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弗洛伊德本来希望从事严格的科学工作。他最早做鳗鱼睾丸的生理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低等鱼的骨髓功能研究。他从研究深海生物转而研究人的大脑、做可卡因试验，并来到巴黎同夏科一起做研究，在这里，弗洛伊德学习心理学方法治疗精神疾病的强大效果，这种诊断和治疗的基础是分析病人的谈话，找出他们的症状和行为的情感原因。他本人的兴趣将他导向类似的方向。这是一种谈话疗法，这种方法以言语取代解剖刀，切入不可控制的想象癌包，以便摆脱它们，恢复健康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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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895年，弗洛伊德发现了他认为可以打开心灵宇宙的阿基米德点。弗洛伊德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注意到他的病人迟早会谈到性功能障碍、性幻想或者性恐惧，他们的叙述的象征强烈地指向性。这本身并不新鲜：在治疗精神障碍的医生中，性扮演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然而，弗洛伊德迈进了关键的一步，正如他在给他的同事及后来的密友威廉·弗雷斯的信中所说：“我口头或者写信告诉过你这个巨大的临床秘密吗？……歇斯底里是性发育或者性成熟以前的性恐惧的结果。强迫性神经症是性发育或性成熟以前的结果，后来变成一种（自我）责备。强迫症是性之前的性快感的后果，这种性快感以后转化成了（自我）责备。”弗洛伊德的言外之意是，心灵的所有痛楚事实上都与性有关，根源不在于近期体验，而是深藏的、一半是回忆，或者极力抑制的记忆。因此，他设想谈话治疗必须使用考古方法，寻找潜藏在累积几米厚的瓦砾之下的结构，即遮蔽在新的表面之下的深刻事实。他确信，这些事实毫无例外地导致被认为不可接受的性感情、被禁止的欲望、思想的乱伦、性妒忌和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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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这样的理论铁定会引起特别的反应。弗洛伊德的老师夏科认为，理论非常好，但是并不妨碍事实的存在——这话在维也纳语境下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年轻的医生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即便理论或社会习俗认定那种麻烦的冲动并不存在，认定人们都很理性、懂得荣誉存在于完成义务，但不合法度的冲动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其压抑必定导致内心的冲突。个人欲望和社会要求、秩序及社会上高尚文雅行为标准之间的冲突导致个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压抑、升华和愿望与情感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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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他开创性的著作《梦的解析》（1899年，日期是1900年）中假设，有意识价值与下意识欲望之间的破坏性冲突通过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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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提供证据，即便在正常人身上，压抑的材料也一直存在，并能够进行心理活动。梦是这种压抑的材料的表征之一；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案例中情况都是如此；在实际体验中，至少在大量案例中都是如此。这些案例正巧最直白地显示了梦中生活的更为显著的特点。被压抑的精神材料在醒觉状态下被禁止表达，由于矛盾态度的相互中和而与内心认知割裂，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妥协—构成的支配下，在夜间强行进入意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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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主宰着潜意识，潜意识是如同荷马的酒红色海洋般幽深且无法控制的心灵境界。合理化的心灵充满了规范的思想和良好的意图，但是如果理性和潜意识分道扬镳，那么最终会引起人格分裂，其结果就是神经官能症，是潜意识需求通过各种症状表达自己的一种错位。物理治疗师的任务是通过各种问题和细致的引导揭示其隐蔽的因由，解脱受难者，使其理性地处理他／她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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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梦的分析，我们得以洞察这一最奇妙最神秘的工具的构成；的确，这只能使我们前进一点点，但是它给我们一个起点，帮助我们从其他（正常的病理）构造角度出发，使我们进一步穿透我们对这一工具的拆解。因为疾病……不一定臆断这一器官的破坏，或者在其内部建立新的裂痕：它可以通过强化或者弱化发挥力量的构件得到动态解释，这些力量构件大量的活动在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都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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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的明显结论就是，所有的“正常行使职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专门用来掩饰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理，那就是，社会本身的职能行使依赖对个体的压抑和对快感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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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的分析中，人类社会的动机是经济性的：由于没有充足的食物养活无需工作的成员，成员的数量必须维持在较小的水平，必须将其能量从性行为上转移到工作上。这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永恒的、原始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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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集体梦想，其设计目的就是要迫使人们成为有用之人，而不是让他们自得其乐，实现自然赋予他们的原初（性的）功能——在维也纳政治语境中，这个理论像是对奥匈帝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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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年轻时代，西格蒙·弗洛伊德就决心不做哲学家，而立志成为临床医生、科学家。幸亏他对隐喻的兴趣使他离开了实验室，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工作才真正具有了开创性，也是影响最大的；几乎是顺带地，他对人格结构和早期经历的分析否定了占主流地位的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其中所有的理解和所有的道德都以理性，并且只以理性为基础。早在18世纪，伊曼纽尔·康德已经声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因为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基于知觉，而全部知觉都基于我们的感官结构和局限，以及它们向我们传递世界的方式。康德写道：“因此，唯一可靠的知识必须从心灵本身的内部寻找：统领我们的判断和行为的普遍道德法则，那个只能通过理性才能发现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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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个人发展理论断然与这一高贵的思想相矛盾。他争辩说，道德绝非是普遍性的，而是自恋狂的结果。儿童早期的“自恋狂完美”一遇到充满禁忌和局限的世界，个体把这种失落视为个人的失败，于是产生罪错感，在竭力重获天堂的过程中，自我产生了诸如责任心、洁净和同情心之类的规范。道德本身根源于性，其结构依赖个人经验的偶然性。在最终的分析中，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法则，而只有冲动和罪错，它们由内在的隐喻代表：规范的超我、理性的自我，以及本我——那支持和破坏一切、无边无际的直觉和欲望的疆域。弗洛伊德宣称，道德甚至比知觉更具根本的附随性、更主观。没有人可以声称发现了普遍原则或者其行为出自于普遍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只不过是不能满足子宫里的完美生活的神经质失败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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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竞争性习语和民族主义争执的城市，在这里生活的经验可以说有助于这种对于普遍原则幻觉和理性道德的废弃。弗洛伊德的文本忠诚（在他的《梦的解析》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细节都算回事，都有意义）注定他会爬梳字里行间，而他对文本的坚持也是犹太人学习方法和态度的未得确认的遗产。弗洛伊德没有受到犹太教育，但是他父亲仍然是在正统环境下长大的，塔木德式学习和弗洛伊德分析之间的关联引人注目。两个文本（《圣经》的文本，“梦”的文本）明显的随意性都神圣不可侵犯，语言所遮蔽的秘密多于其所揭示的秘密，文本的解读只能借助于其他人及那些严格运用学术观察所获得的原则。在这两份文本中，深层结构经由显然的众多的标志和符号揭示。尽管弗洛伊德有着严格的世俗观点，并且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最雄辩的宗教批评者，但是，医学学者的弗洛伊德和拉比的弗洛伊德之间的界限是薄弱的，也常常是可以互相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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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于社会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比对个别病人的治疗更有用：就连他自己的病人也没有体现出大师宣称的显著改善，很多病人在疗程结束后再度复发。以他所处时代的角度观之，他对社会和个人表象的批评极具颠覆性。在一个比其他社会更依赖外观和习俗隐藏都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的社会，这位犹太医生宣布所有的习俗都腐蚀人的心灵，社会不过是必要的恶，代表着对于最深层的想象的最无政府主义的虚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压抑和可能使其成员患病、扭曲其心灵的心理暴力为基础，那么，它们的合法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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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个人怎么样？所有的文化不过是“最卑劣的本能”、是不可能当着女士们的面讨论的事情、是年轻姑娘在睡上婚床之前一无所知的事情的升华，难道果真是这样吗？那人类心灵，尤其是天真孩子的心理中黑暗、无可言说的冲动领域怎么样呢？这样的理论难道不就是对于公共道德的攻击吗？在一个竭力保持外观的城市，这些思想提出了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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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维也纳艺术家、哲学家们的作品之间有着显然的联系。小说描写僵化的社会习俗如何摧毁和扭曲个人：它们折磨着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年轻的特尔莱斯的困惑》的同名主人公。他在培养帝国军官的少年科学院里目睹了施虐的习俗，在另一位犹太医生、维也纳的心灵、伟大的诊断医生亚瑟·施尼茨勒的著作中，它们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部以主人公命名的短篇小说中，施尼茨勒的平凡主角古斯特中尉用了一整夜痛苦地预想由于一点微不足道的误会，他为了捍卫荣誉次日要进行的一场毫无意义的决斗。在另一篇意识流短篇小说中，年轻的妇人埃尔丝小姐为他破产的父亲要求她同一位债主睡觉的事情，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们送你上学，保证你学法语和钢琴、夏天在乡下度假，”她这样回忆她的家教，“但是，他们何曾在意过我内心在发生什么，我的心里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和恐惧？”他们没有。在一个良好社会语境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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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尼茨勒认识并敬佩弗洛伊德，也得到弗洛伊德的敬佩。他毕生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表现这些遭受压抑和困惑的人们，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神经官能症，他们好像围绕着虚空的核心转动的电子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轨道，被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经常不确定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任何逃离僵化习俗的企图马上就受到攻击。在《生命的呼唤》（1906年）中，年轻女子玛丽亚试图给小小的客厅透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她父亲看到一群士兵骑马经过，立刻责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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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我都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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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空气很热；医生总说这屋子很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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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闷！所以你突然打开窗户？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吗？看那儿。是的，他们在那儿骑马，骄傲、年轻、健康……今天很健康、很年轻！……嚯！我们的房子在城市的中心——到拐角处看看吧——生活从你身边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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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必须紧闭心灵的窗户以远离诱惑的生活世界，外观不可信。弗洛伊德的一个核心断言是，被压抑的冲动会表现出来，如果它们不能直接表达，它们会寻找另外的途径。任何说出的话、任何的想象、任何做出的事，都会染上这些不被承认的核心冲动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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