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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展示出征战不断的山区世界一种独特的宗教地理。根据以上认识，传统历史描述的很多小事便都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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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泰雷兹（她在孩提时代就立志为在瓜达拉马山的摩里斯科人中传教而献身53 ）在杜鲁埃洛创设了第一座革新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这件事虽然很小，却值得铭记在心。寺院的房子是阿维拉一个贵族的财产。这位圣徒写道：“一个大小适中的门厅，一间有顶楼的房间，一个小厨房，就是这座漂亮的建筑物的组成部分。经过深思熟虑，我想可以把门厅改成小教堂；把顶楼改成祭坛；把房间改成寝室。”圣让·德拉克鲁瓦后来在这座“十足的陋室”里定居下来。与他做伴的安托万·德·埃勒迪亚神甫于秋天来到那里，同来的还有唱诗班的领唱约瑟夫修士。在冬天积雪的日子里，他们在那里过着最俭朴的修道士生活，但并非闭门不出。“他们经常赤脚踏上崎岖不平的小路，像对野蛮人一样对农民宣讲福音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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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科西嘉的宗教生活中也可以见到这样一种传教过程。科西嘉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接受了方济各会教士传授的教义，这个例子显得更能说明问题。天主教的首次再征服留下什么痕迹呢？很多文献资料表明，当耶稣会来到岛上把它的戒律和罗马公教强加给这个岛屿时，岛上居民的精神生活已变得令人大惑不解。即使那些识字的神甫，也都不懂拉丁文，不懂语法。更严重的是，他们竟完全不知祭台圣事为何物。他们的穿戴往往同世俗人一样。他们是些在田野或树林里劳动、公开养儿育女的农民。当地教徒信奉的基督教自然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他们不会念信经和天主经。有些教徒甚至不会画十字。迷信活动在当地十分盛行。科西嘉岛是个崇拜偶像的、野蛮的、一半置身于基督教和文明之外的岛屿。在岛上，人与人的关系冷酷无情。人们甚至在教堂里自相残杀，而在使用矛、匕首或者喇叭口火枪——一种在16世纪中叶流入该岛从而加剧岛上纠纷的新武器——方面，神甫并不落后于他人……可是，在破烂的教堂里，雨水漫流，杂草丛生，蛇蝎栖息……我们要考虑到，即便最怀善意的传教士不免也有夸张之词。但是，描写的景象是真实的。我们在画面上还可添加一笔：这个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所能表现的狂热和虔诚，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一个陌生的布道者经过，教堂里就会挤满山区居民，后到的人竟冒着大雨站在外面。直至深夜，还有悔罪者来忏悔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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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穆斯林地区，我们从当时圣徒的传说中，特别是从伊本·阿斯卡尔的传记中，了解到伊斯兰教隐士在16世纪征服了苏斯山，从而也了解到圣徒和他们的崇拜者怎样生活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环境中。“我们见到他们混杂在一群诡计多端的人、疯子和头脑简单的人当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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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山地区的民间传说反映着某种原始的信仰，人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那些地方，巫术和迷信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煽起人们的狂热，也助长最恶毒的欺骗。57 多明我会教士班德洛58 写的一篇短文，把我们带到16世纪初布雷西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儿有几所房屋，流水潺潺，有一泓清泉和几座巨大的草料仓库。当地居民人数不多，一名本堂神甫专心致志地在各家各户的门口、草料仓库和牛厩洒水祝福。他到处劝人行善并以身作则。但是，一位年轻的山区妇女来到神甫住宅汲取泉水，使他欲火中烧。他对教徒们说：“最大的不幸威胁着你们。一只吃人怪鸟将向你们扑来，惩罚你们的罪孽。它一出现，我就敲钟，你们就蒙上眼睛，一动不动。”大家就照他说的去做了。直到第二声钟响以前，谁也没有动弹……以上所讲的故事不必班德洛多说什么，自然是完全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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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仅仅是关于农民迷信的一个小例子，而有关农民迷信的记载真是卷帙浩繁，尚未真正被历史学家所发掘。“恶魔般的”瘟疫，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广为蔓延，使当地的居民惶恐不安，特别在那些与世隔绝、生活落后的高山地区。巫师、巫术、原始魔法、黑弥撒，这些都是与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种古老文化的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山区是那些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仍然存在的畸形文化得天独厚的庇护所。的确，在16世纪末，从德意志到米兰或者到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区，从处于革命和“恶魔”泛滥的中央高原到由士兵充当庸医的比利牛斯山，从弗朗什-孔泰地区到巴斯克地区，“魔法”山真是多不胜数！在鲁埃格，1595年，“巫师统治着成群的无知居民”。由于附近没有教堂，甚至《圣经》在那里也不为人知。由于没有清醒地开展一场社会革命，“群魔乱舞”就作为一场精神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实行报复。59 因而，在16世纪结束时，甚至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几十年内，魔鬼必然在欧洲各地游荡。在我看来，魔鬼甚至通过比利牛斯山的隘道，打开了西班牙的大门。在纳瓦拉，宗教裁判所于1611年严厉地打击了一个拥有12000名信徒的教派，他们“崇拜魔鬼，为魔鬼设立祭台，并与魔鬼亲密相处”。60 但是，我们且把这个大题目先搁下！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不利于山区世界的异质性和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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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自由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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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低地和城市的生活很难进入高地世界。它只能一点一滴地渗透进去。基督教的遭遇并非独一无二。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司法工具，对大多数山区也鞭长莫及。即使能达到山区，也只能施加不完全的影响。这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山区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形也可以在卢尼贾纳地区得到证实。意大利历史学家把托斯卡纳和利古里亚之间的卢尼贾纳视为某种大陆型科西嘉。62 凡在因人口的不足、稀疏和分散而使建立国家、确立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和形成伟大文明遇到障碍的地方，这种情况都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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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族间仇杀进行一番调查，就会得出同类的看法和结论：发生族间仇杀的地区（请注意，都是山区），是没有经过中世纪的磨炼、没有把中世纪的封建司法思想渗透进去的地区，63 例如柏柏尔地区、科西嘉岛或阿尔巴尼亚等地。马克·布洛赫在谈到有关撒丁岛的论著64 时指出，由于撒丁岛“长期避开了遍及大陆的影响的巨大潮流”，因而它在中世纪“有一个偏重领主化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化的社会”。这等于强调了撒丁岛的岛屿特性。而且，这的确是撒丁岛过去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的旁边，还存在着一股并不稍弱的力量。那就是山。山如果不是比海洋更多地，至少也是同样地构成居民同外界隔离的原因。在奥尔戈索洛和其他地方，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山也制造出反抗现代国家和宪兵的传奇式的心黑手辣的亡命徒。民族学家和电影艺术家都抓住了这个动人的现实。“不偷不盗非好汉，”65 撒丁岛的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这么说。另一个说：“法律由我订，取用凭我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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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丁岛、卢尼贾纳、卡拉布里亚以及我们通过观察（当可能进行这种观察时）可以发现与社会和历史的洪流相脱节的地方，社会的古老风俗（例如族间仇杀以及其他）之所以还存留着，首先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山毕竟是山，也就是说，山是一种障碍，同时也是自由人的一个藏身之地。因为文明（社会和政治秩序、货币经济）强加的一切束缚和统治，在山区不再压在人们头上。在山区没有盘根错节的土地贵族（“阿特拉斯领主”作为摩洛哥归附地的产物，是近期才有的）。在16世纪，上普罗旺斯的居乡贵族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像农民那样开荒，亲自扶犁和刨地，甚至牵着驴子去驮运木材或厩肥。在“同意大利贵族一样基本上住在城市中的普罗旺斯贵族看来”，67 居乡贵族是一种恒久的耻辱。在山区，没有富裕的、大腹便便的、招人嫉妒的因而也更受人嘲笑的教士。神甫同他的教民一样贫困。68 在山区，没有繁密的城市网，因此也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我们还要补充说：那里也没有宪兵。在山下才有拥挤得令人窒息的社会，才有领取俸禄的教士，才有趾高气扬的贵族和有效的司法机关。山是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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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男爵在他的《回忆录》中严肃认真地说：“陡峭之地总是自由的避难所。”69 他写道：“走遍叙利亚沿海一带，人们会看到（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遍及整个海岸，但在山区，一旦遇到悬崖，一旦遇到易于防守的峡谷，便立即停止。与此同时，库尔德人、特鲁兹人和米蒂阿利人，这些黎巴嫩山和前黎巴嫩山的主人，却在山区始终保持着他们的独立。”70 可怜的土耳其专制统治！它控制着大路、山口、城市和平原，但是，对于巴尔干和其他地方的高山地区，对于希腊和伊庇鲁斯的高山地区，对于克里特岛的高山地区（那里的斯卡菲奥特人在他们的山顶上从17世纪以来就藐视任何权威），对于特伯朗的阿里帕夏一生未能征服的阿尔巴尼亚高山地区，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又有什么意义？土耳其征服者于15世纪在莫纳斯提尔建立的政府难道真正实现了统治吗？它的权力范围基本上只包括一些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村庄，但是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堡垒、一个独立的小群体，有时是一个马蜂窝。71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道会对阿布鲁齐地区——亚平宁山脉最高、最宽广、最野蛮的部分——能够逃脱拜占庭的统治，逃脱拉韦纳东正教教区的统治，以后又逃脱罗马教皇的统治感到惊奇吗（虽然，阿布鲁齐位于罗马的后侧，教皇国可取道翁布里亚往北推进，直抵波河河谷）？72 人们对摩洛哥境内未归附苏丹的主要位于山区的土地，难道感到惊奇吗？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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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尽管有现代行政机构的重压，山区的这些自由还是保存下来，而且至今还相当明显，相当根深蒂固。罗贝尔·蒙塔涅写道，74 在摩洛哥上阿特拉斯山区，“阿特拉斯山的奔腾的山水灌溉着大片胡桃树林。在这些树林附近，在激流经过的充满阳光的斜坡上，排列着一层层村庄。这些村庄中就有头领或哈里发的住房。人们试图在这些山谷里区分出穷人和富人的住所是徒劳的。山里的每个小地区都构成一个由乡民会管理的单独国家。乡绅们穿着褐色的羊毛衣衫，聚集在一个平台上，长时间地在一起议论村庄的公益。任何人说话都不抬高嗓门，从外表上分不清谁是主席。”如果山区的地势较高，又距离大路较远，交通不便，这一切就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在今天已很少见。但在过去，在道路网成倍扩充之前，这种情况就比较多。正因为如此，努拉虽然有一块地势平坦的平原与撒丁岛的其他部分相接，却长期处于没有大路和不通车辆的境地。在18世纪的一幅地图上，人们可以读到皮埃蒙特的工程师所写的图示说明：“努拉，未被征服的民族，从不缴纳赋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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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资源及其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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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由它带来的坏处和好处。或者，山只是勉强地接受这些东西。然而，生活却要让高地的人类同低地的人类不断相混合。地中海地区没有远东、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印度一直到马六甲半岛76 惯常有的那种锁闭山区。锁闭山区同山下的平地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因此必然形成独立的世界。地中海的山向道路开放，不管道路如何险峻、弯曲和坑坑洼洼，总还有人行走。这些道路是平原以及平原的力量向高地的“一种延伸”77 。摩洛哥素丹派遣保安队沿途向前推进；罗马派遣军团；西班牙国王派遣骑兵；教会派遣传教士和流动布道士。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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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生命力的确非常强大，因此根据需要，它在很多地方炸开了不利地形造成的障碍。在狭义的阿尔卑斯山的23座关隘中，罗马人已经利用了17座。79 此外，山地往往人口过剩，或者对它的财富来说，至少是人口过多。在山区，“人口的最佳密度”很快就达到并且超过。因此，山区必须周期性地向平原倾泻它过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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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山区资源微不足道。没有一座山在山谷旁或在修整成阶梯状的山坡上没有可耕地。在贫瘠的石灰质土地上，也有一些复理型或泥灰型地带可以种植小麦、黑麦或大麦。有时甚至还有成片的肥沃土地。斯波莱托位于一片相当宽广和比较富庶的平原的中央。阿布鲁齐地区的阿奎拉适宜种植藏红花。越往南，作物或成材林的生长线就越高。亚平宁半岛北部，栗树今天可在海拔900米处生长。在阿奎拉，直到海拔1680米的地方还有小麦和大麦。在科森察，玉米这种16世纪才传来的新作物的生长区达到1400米的高度；燕麦的生长区达到1500米的高度。80 在希腊，小麦生长区高达1500米；葡萄生长区高达1250米81 。在北非，生长区的极限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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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从橄榄树、橙树、低坡地上的桑树直到真正的森林和高地牧场等多种多样的资源，这是山的优越条件之一。除去作物之外，还有畜牧业的收益：养绵羊、母羊和山羊，也养牛。这些牲畜在巴尔干半岛，甚至在意大利和北非大量繁殖，其数量过去比现在更多。由于这个原因，山是乳制品和干酪的产地82 （16世纪撒丁岛的干酪整船整船出口到整个西地中海），是新鲜黄油或有蛤蜊味的黄油、煮肉或烤肉等食品的产地。至于山区的房屋，放牧和饲养牲畜的山民的住房，主要是为牲畜而不是为人建造的。83 1574年，当皮埃尔·莱斯卡洛皮埃穿过保加利亚的山区时，他宁愿睡在“一棵树下”，而不愿住进农民的土房。这些土房里牲畜和人“住在一起……臭气难闻，叫人无法忍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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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时的森林比现在茂密。85 根据阿布鲁齐地区的瓦尔迪科尔泰国家公园的模样，人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这个公园内茂密的山毛榉树林，一直分布到海拔1400米的地方。成群的野兽、熊和野猫出没其间。加尔加诺山的英国栎树资源养活大批伐木工和木材商。拉古萨的船舶制造者往往从中受益。森林同高地牧场一样，是山村之间争夺的对象，也是村民同拥有地产权的领主争夺的对象。至于灌木丛这类半森林，它们一般可供放牧，有时也改为田园和果园。灌木丛里还可打猎和养蜂。86 其他的好处是充沛的泉水。丰富的水源对南方的土地来说，是相当珍贵的。最后还有矿山和采石场。地中海的全部地下资源的确几乎都蕴藏在这些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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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每个山区全都具备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有的山上长的是栗树（塞文山脉，科西嘉）。栗子是珍贵的“树面包”，87 必要时可代替小麦面包。还有的山种植桑树。蒙田1581年在卢卡周围见到的山88 或者格拉纳达高地都种植桑树。西班牙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加斯帕罗·科尔索1569年对阿尔及尔的“国王”厄尔杰·阿里解释说：“格拉纳达那伙人并不危险，他们有什么能耐与西班牙国王作对？他们缺乏使用武器的实践，一生就是耕地、放牧、养蚕……”89 此外，还有的山生产核桃。在今天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聚居区，村民在位于村庄中心的百年古树下，在明月之夜，举行庆祝和解的盛大节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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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笔总账算下来，山区资源并不像人们早先设想的那么贫乏。在山区还能生活下去，但并不容易。在那些几乎不能使用家畜的山坡上劳动，要付出多大的辛劳啊！必须用手清理乱石遍地的田野，要防止泥土顺着山坡下滑和流失。必要时把泥土一直运到山头，并且用石块垒起矮墙把泥土挡住。这是一种艰巨而没有止境的劳动！一旦劳动停顿下来，山区就会回复到蛮荒状态，一切又得重新做起。在18世纪，当加泰罗尼亚移民占据了沿海高原上的多石的高地时，他们在荆棘丛中惊奇地发现高大的、依然活着的油橄榄树和石块垒墙。这证明在他们以前已经有人征服过这些土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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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城市的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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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艰苦和贫困，92 对改善境遇所抱的希望以及可观的工资的引诱，都促使山民下山。正如加泰罗尼亚的一句谚语所说：93 永远向下去，永不往上走。这是因为山区的资源虽然多种多样，但总不够丰足。一旦蜂房里的蜜蜂多了，94 蜂房就不再够用。于是必须用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分蜂。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不择任何手段。例如，在奥弗涅山，尤其在从前的康塔尔高地，所有多余的人，包括大人、小孩、工匠、学徒和乞丐，统统都被赶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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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动荡不定和难于追溯的历史。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缺乏文献资料。相反，文献倒是太多了。一旦人们离开为历史所捉摸不透的山区，就进入平原和城市，那里拥有分门别类的档案资料。下山的山民，不论初来乍到或常来常往，总是被人品头论足，被描绘成滑稽可笑的形象。斯丹达尔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在罗马见到了萨比内的农民。“他们从山上下来，在圣彼得教堂参加盛大的庆典并且做弥撒。96 他们穿着破烂的粗呢外套，腿肚上裹着粗布片，用绳子呈菱形状捆绑。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被蓬乱的黑发所盖住，胸前挂着的毡帽早已因日晒雨淋而颜色变得黑里带红。这些农民都携家带口，家人同他们一样粗野……”97 斯丹达尔补充道：“在我看来，在罗马，图拉诺湖、阿奎拉和阿斯科利之间的山区的居民，相当典型地代表了公元1400年前后的意大利的精神风尚。”98 维克托·贝拉尔1890年在马其顿遇到穿着别致的骑士和士官服装的永不变化的阿尔巴尼亚人99 。在马德里，泰奥菲尔·戈蒂埃同卖水的脚夫交错走过。这是一些“穿着棕褐色上衣和短裤、腿上套着黑色护套、头戴尖帽的加里西亚壮工”。100 当他们（男、女都有）同邻近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居民一起，于16世纪来到西班牙各地的曾被塞万提斯谈到过的市场谋生时，难道不就是这样穿戴的吗？101 曾经当过兵，16世纪末成为奥兰大事记的编年史家的迭戈·苏亚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他童年时代就从老家逃出，来到埃斯科里亚工地，在那里干了一些时候，觉得日常饭菜很合胃口。但是，他的双亲也从奥维耶多山区来了，无疑同很多其他人一样，是来参加旧卡斯蒂利亚的夏季农业劳动。为了不被别人认出，苏亚雷斯不得不逃到更远的地方去。102 来自北方的山区移民络绎不绝穿过整个旧卡斯蒂利亚，有时也返回北方。蒙塔尼亚——从比斯开到加利西亚的比利牛斯山支脉——养活不了它的居民。很多人以“赶车”为生，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的马拉加托人103 就是如此，雷诺萨地区的农民搬运夫也是如此，他们赶着满载做木桶用的箍圈和木板的大车前往南方，然后带着小麦和葡萄酒回到他们在北方的村庄和城市。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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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地中海地区无不麇集着这些对城市生活和平原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山区居民。他们脸色红润，服装奇特，习俗古怪……蒙田1581年在前往洛雷特圣母院的途中，曾穿过斯波莱托这块地势颇高的平原。斯波莱托是个移民中心。这些相当奇特的移民中有小杂货商以及善拉关系、嗅觉灵敏和不择手段的各种二道贩子和专以牵线说合为业的中间人。班德洛的一篇短篇小说曾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他们能说会道，机敏灵活，而且总有道理，把别人说得心悦诚服。他说，只有斯波莱托人才会一面愚弄可怜的笨家伙，一面又给他们圣保罗的祝福；才会用拔掉牙齿的游蛇和蝰蛇骗钱；才会在广场上卖唱求乞；才会把蚕豆粉当作疥疮油膏出售。他们左胳膊下挂着一只用绳子拴在脖子上的篮子，高声叫卖，走遍整个意大利。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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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莫人106 在米兰一般叫孔塔多人。在16世纪的意大利，他们同样被人熟知，足迹遍布各地，他们在热那亚和其他港口当装卸工。马里纳诺战役刚结束，他们便来到米兰地区，耕种在战争期间业已荒芜了的分成制租地。107 几年以后，科西默·德·梅迪奇设法把他们吸引到里窝那。这是一座没有人愿意居住的热病流行的城市。他们粗犷、迟钝、笨拙、吝啬、耐劳。班德洛108 还说：“他们的足迹遍天下”（在埃斯科里亚尔，甚至还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季奥万·巴蒂斯塔·卡斯泰洛，号称“贝加莫”109 ），“但是，他们每天花钱从不超过四个夸特里尼，睡觉不用床，而是躺在干草上……”他们富裕后，也开始讲究穿着，装扮得神气活现，但并不因此比过去慷慨，而是显得与过去同样粗俗可笑。他们是喜剧中的丑角，是让妻子戴上“绿帽子”的粗俗不堪的丈夫，就像班德洛的小说所写的那个乡巴佬那样。这个乡巴佬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原谅自己的理由，那就是他在威尼斯圣马克教堂后面，在卖身挣钱的女人中为自己找了一个妻子。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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