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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欧洲的地图上，地中海世界面对着起源不同、文化和经济水平也不同的地区、社会和文明。它们既没有相同的色彩，也没有相同的年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地中海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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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峡南北往来频繁的程度而言，欧洲大体上至少应分成四个组，四个历史地带。每个地带各自与带来财富的暖水海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之间也互有联系；这就使我们的观察变得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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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峡：通向黑海或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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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难断言，甚至不难证明，16世纪还没有俄罗斯地峡，没有一个通往地中海的并同地中海取得广泛贸易联系的地峡。整个俄罗斯南部一片空旷，只有克里米亚的鞑靼游牧部落经过这里。他们纵马飞驰，前往高加索北部边缘或里海沿岸。他们也去莫斯科——1571年他们曾经烧毁这个城市77 ——或者深入多瑙河国家的中心地区，在那里大肆劫掠。78 18世纪末，俄罗斯垦殖者在那里遇到的仍然是辽阔的荒原。只有少数以饲养骆驼和马为生的游牧民拦路抢劫。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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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草原上的袭击（那里找不到一座城市），并不比海盗行劫更多。但是，这些袭击已经足以使草原成为危险地区。南方的鞑靼人以背靠大山的克里米亚为基地，又在控制着几个要塞（例如加法）的土耳其人的支持下，不像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那样，轻易就被“大公”降服。这是因为土耳其人用火枪和大炮武装了他们，从而消除了俄罗斯人可能对鞑靼人拥有的唯一优势。80 作为报答，鞑靼人在行劫之后向土耳其所有的家庭和农村提供斯拉夫仆役或工匠。大批俄罗斯奴隶，有时还有大批波兰奴隶，由鞑靼人一直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廉价出售。81 掳掠和出卖人口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乔瓦尼·博泰罗在1591年把这归结为俄罗斯人口稀少的原因之一。82 人力的缺乏可能说明为什么俄罗斯人在16世纪没有力图占领黑海沿岸。当冬天封冻的河流不再妨碍军队行动时，他们仅限于在这些蛮荒之地发动几次反袭击。17世纪初，俄罗斯的“化外之民”——堪与乌斯科克人或海杜克人相比的哥萨克人——驾轻舟出航，骚扰土耳其人在黑海上的贸易。早在1602年，“波兰”哥萨克人曾在多瑙河的出海口拦截一艘帆桨战船。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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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之所以与南部联系较少，也因为他们在这个方向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越过北部荒野之地，他们受到经济蒸蒸日上的波罗的海的吸引，84 而在正西方向，又受到波兰和德意志等欧洲国家的吸引。最后，他们以里海为轴心，朝波斯方向发展。他们的活动重点在东南方，而不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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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罗斯还不是欧洲。85 但是，它正在欧洲化。意大利的泥瓦工和建筑师，圆顶钟楼的建造者，从西方长途跋涉，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穿过波希米亚和波兰，一直来到莫斯科。制造火药的宝贵技术，也从西方传到莫斯科。波兰人上百次抱怨这些技术的传播带来的危险。86 当沙皇于1558年到1581年夺取纳尔瓦，从而打开面对波罗的海的一扇“窗子”的时候，87 波兰国王对提供给莫斯科人新的机会感到惊惶不安。唯一遏制他们的办法是让他们处于“野蛮和愚昧”之中。西吉斯蒙德国王在1559年12月6日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中写道，但泽人做得好，他们扣留了开往“纳尔瓦”的英格兰船只。88 这类纠纷后来持续不断，而且不限于英格兰船。1570年6月，迪埃普的一艘法国船“希望”号，在驶往纳尔瓦途中，也被但泽的所谓海盗所扣押。89 1571年，阿尔贝公爵提请德意志国会注意，防止向德意志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输出大炮和军事物资。90 这些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表明，俄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北转移。但是，广义的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仍然在俄国经济中保持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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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有希腊、鞑靼、瓦拉几亚、亚美尼亚、波斯和土耳其商人。91 贸易主要沿着伏尔加河进行。顺流而下的是士兵、大炮和谷物；逆流而上的是盐和鲟鱼干。92 俄罗斯人分别在1551年和1556年占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93 控制了整条伏尔加河的水道，哥萨克人和诺盖鞑靼人对经常性贸易的骚扰从此只是间或发生。94 因此，当土耳其人后来依靠鞑靼人，力图进军阿斯特拉罕（其计划是挖一条从顿河到伏尔加河的运河，从而通过里海向进攻波斯的土耳其部队提供补充给养）时，95 他们的尝试遇到俄罗斯人出色的抵抗，于1569—1570年间以大败告终。原因是：这个南方的前哨据点确保莫斯科与东南游牧民以及与具有古老货币经济的波斯的联系。南方各省向沙皇进贡白银，而北方各省往往只向沙皇的国库提供皮革和毛皮。96 此外，这些毛皮是俄国同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和波斯97 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随着诺沃西尔采夫出任大使，土俄关系在1570年得到改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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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通史的角度看，重要的是1556年到1581年英格兰人试图朝里海方向，而不是朝黑海方向发展联系（黑海是土耳其的“内湖”，防守严密，何必去自找麻烦）。他们确实曾想绕过地中海，但并不像葡萄牙人那样，于1498年从海上迂回，而是同时通过陆路和海路。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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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6世纪中叶，英格兰船只在地中海上消失了，英格兰商人通过地中海同东方进行贸易得到的利润随之丧失。英格兰商人因此更加关心如何能参与有利可图的印度贸易，而印度贸易当时被地中海人和伊比利亚人垄断。伦敦的“冒险商”公司派船和探险者前往北极地区，希望查清一条新航道，经由北方实现麦哲伦所作的环球航行。其中有一艘船在钱塞勒带领下，于1553年偶然在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的圣尼古拉湾登陆。这次偶然的机遇必然被人加以利用。石蜡、鲸鱼油、毛皮、亚麻、苎麻、海豹牙、木材、鳕鱼等当地物资很快被运往英国，以交换呢绒和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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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莫斯科公司很快发现，穿越俄国土地的原定计划竟是可以实现的；人们通过里海同样能取得香料、胡椒、丝绸……。1561年，一个英格兰代理人携货抵达波斯，并且很快就建立起定期的来往。在几年间，东方所有的珍奇商品沿着伏尔加河北上，然后在圣尼古拉湾换船运往伦敦。这种情况虽然仅持续几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应归诸政治原因。由于英格兰从1575年起重新取道地中海这条直路，前往里海和波斯的长途跋涉，就不再有意义了。但是，这种长途旅行继续进行，因为俄国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主要的东方伙伴波斯。100 俄国人于1581年被赶出纳尔瓦后，开始对阿尔汉格尔斯克感兴趣。这是俄国人在辽阔的北方剩下的最后一扇窗户。101 荷兰人不久将把他们的船只开到那里。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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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回过头来，再看英格兰人的冒险活动。这种贸易涉及的货物为数不大，但也足以使英格兰商人赚取优厚的利润，并使侨居伦敦的西班牙人感到担忧。然而，这为地中海的全部生活，为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障碍，为地中海对北方人的重新开放提供了见证。总之，在几年中，英格兰和地中海商人试图通过俄国为自己打开一条贸易通道。按照这种主张，贸易的规模还应该大得多。其目的是要两面包抄葡萄牙商人和叙利亚商人的后路。早在1582年，英格兰和土耳其在伦敦曾想达成一项协议，使香料贸易从黑海转移到里海，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是一项让英格兰进行部分垄断的宏伟计划。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计划未能实现。奇怪的是，后来约瑟夫神甫在1630年前后也想绕道俄国；103 当然不是为了和土耳其携手合作，恰恰相反，是想取道俄国，绕过土耳其的商业阵地和特权。这项计划和先前那项计划一样，突出俄罗斯地峡作为通向黎凡特地区的道路的价值，并且表明，为了认识地中海的历史，必须深入大陆内地进行观察。请看，早在中世纪时期，104 即在这次英格兰的尝试前，105 意大利已经有人几次动过取道俄国的念头；而在英格兰的尝试后，即在18世纪，类似的计划也曾出现过。106 如果情况有利，俄国的道路可能打乱整个地中海的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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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路既然决定着俄国经济的节奏，它们就把俄国经济同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最近有一项关于16世纪俄罗斯国家价格变动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情况。107 俄罗斯国家的价格当时随着欧洲的总趋势而变动。这种联系得到证明，人们就会联想到（极其谨慎地）17世纪的大衰退对俄罗斯的分崩离析负有部分责任。当时社会动乱正席卷这个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至少从1617年起，俄国遭到一些失败。108 尽管有这些灾难，尽管哥萨克人成群结队地沿着伏尔加河袭击商队，内河船舶、驮畜以及冬季的雪橇仍不断活跃着俄罗斯大道两旁的经济。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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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尔干到但泽：波兰地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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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说的波兰地峡在16世纪不以或者不再以黑海为轴心，而是以巴尔干半岛为轴心。这个地峡明显地向西倾斜，从波罗的海通到多瑙河，有时直达伊斯坦布尔（可能还更远）。是否应该认为，自从土耳其取代热那亚的地位以后，黑海对波兰丧失了吸引力呢？回答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尽管土耳其对加法（1475年）、基利亚（1481年）和比亚沃加德（1484年）的占领中断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活跃的贸易往来，111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黎凡特地区的商业危机。最后，由于鞑靼人的缘故，南方各条大路很不安全，与此也有一定关系。于是，陆地的远程贸易衰退。这种贸易从13世纪起，一直把黎凡特地区的产品，主要是胡椒和香料，从黑海，特别是从加法运来供应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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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往的联系仍然存在。将近17世纪中叶，塔韦尼埃还谈到，从华沙到加法，四轮货车的旅程需要50天。112 尽管这些古老的和活跃的大路使波兰得以通过摩尔达维亚直接进入巴尔干，从而运来土耳其和黎凡特地区的商品，但我们也不要对它们的作用估计过高。虽说波兰情形特殊，是个自由贸易区（读者应该理解为关税和过境税最低的自由通行地区），但它的国土十分辽阔。德·瓦朗斯主教在写给查理九世和卡特琳·德·梅迪奇的一份关于波兰的报告（1572年）中说，它有“两个法国”那么大。113 陆地运输的价格在波兰必然过高。每拉斯特注16 谷物从克拉科夫运到维尔纳，价格要涨一倍多。114 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路，利用定期航线（例如运盐的航线），否则就只能运输轻的贵重商品。这些都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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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情况尤其相似。波兰受到波罗的海经济的控制，并且更远些，还必须满足小麦、黑麦和林产品的买主——荷兰——的市场需求。阿姆斯特丹遥控着波兰的价格和行情变化。115 在这种情况下，但泽的作用既扩大了，也受到限制。在“丹麦海峡”内，但泽是最繁荣、最方便的商埠。一位威尼斯人116 在1591年说，买东西最好去但泽，而别去柯尼斯堡和埃尔平附近的小城镇，“因为在但泽经商的人都很可靠，比别处更有钱，更文明”。相对而言，有关但泽本城的圣多米尼克交易会，以及格涅兹诺的圣巴托罗缪交易会或波兹南的圣米歇尔交易会的付款手续，如在但泽就近办理，也比较方便。此外，纽伦堡提供汇兑方便，该商埠与维也纳、布雷斯劳、克拉科夫，甚至与但泽都保持有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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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波兰及其邻近地区的不发达的经济——但泽以自由交换和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为名义剥削这些地区——和控制这种经济的阿姆斯特丹之间，但泽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仅在一个贸易体系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而对体系本身始终无力加以左右。它的任务就是在托伦（索伦）和卢布林举行的冬季交易会收购粮食（还有其他产品，但主要是粮食）。贵族领主在这些交易会出售他们收获的粮食（冬天脱粒，来年四五月份解冻后运出去）。但泽人把粮食储入仓库，并且监督粮食的质量，尽快出售。因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上一年收获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在仓库储存。奥托蓬补充说，但泽人急需现金，以便重新采购、再投资，有时以现金换取纽伦堡的汇票，一般可以得到3%的佣金。据这位在但泽人中间生活了7个月的威尼斯人所说，但泽人得利菲薄的原因就在这里。事情果然如此吗？还有别的原因，但泽人夹在中间，既要满足粮食卖主的需要，又要满足荷兰、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整个地中海粮食买主的要求。总之，谁能支付必不可少的现金，但泽就受谁的支配，因为只有现金才能操纵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古老市场。马尔科·奥托蓬在说明但泽粮食市场——读者应该理解为商情——的两个主要条件时，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主要条件是：上一年收成的好坏——因为只有存储了一年的粮食作为商品粮出售——和葡萄牙的需求（我更愿意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需求）。葡萄牙之所以能左右市场，一方面是因为运输距离比较短，又有支付现金的可能，另外也因为它需求量很大。从但泽运往地中海的粮食数量，不能与运往葡萄牙的粮食数量相比，只有在16世纪末发生危机的年代除外。117 最后，但泽之所以满足于充当经纪人，并听任当地的航运业衰落，是因为它实行薄利多销的政策，从1562年起每年经过那里的粮食几乎达到8万吨。118 归根到底一句话，波兰的货物都以这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城市为集散地。但泽是波兰观察世界的“眼睛”，当然这并不始终对但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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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重心逐渐北移。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合并完成。在这以前，它们只是被一个共同的君主联系在一起。1590年，首都也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119 华沙在15世纪还只是某个公爵的小镇，现有突然交了好运。这显露出经济的因此也是政治的剧烈倒转。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内，波兰在一场“预先已经输掉的西班牙式”的战斗中同瑞典和俄国斗争。这次战斗使人想起菲利普二世在他的统治后期企图同时制服法国和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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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里巴斯基通过考证得出的波兰商业统计数字表明，波兰的政治和经济朝着同一个方向倾斜。120 贸易结算对波兰有利，促进了贵族和商人的资本积累。商人不仅关心小麦、黑麦和家畜（冬天养肥的牛称为“君子牛”）的外销，而且从各种交易中谋取利润，甚至出售成本很低的供农民饮用的啤酒。波兰对外开放的条件都已具备，而且已经开放了，向奢侈品贸易开放，向经常光顾波兰城市和交易会的外国商人开放，向苏格兰血统的流动商贩开放。121 这些商贩跟随宫廷迁移，并受到达官贵人的保护，有些像是殖民地时期巴西的“行商”。在当时的巴西，像在波兰一样，大地主“阔绰，豪华”，122 备受这些顾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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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南的方向，有两个商业地区需要我们注意：一个近些，相当活跃；另一个远些，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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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近的一个位于摩尔达维亚和匈牙利以北，定期从那里把葡萄酒运到几乎不再有葡萄园的波兰。每年新酒上市，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为了防止酒店老板弄虚作假，克拉科夫每爿酒店必须张挂市招，或一把干草，或一根绿树枝，视酒之产地为摩尔达维亚或匈牙利而定。123 在利沃夫，葡萄酒来自瓦拉几亚，是定居在南方的匈牙利移民生产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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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较为邻近的贸易地区还输送活牲畜，它们主要来自摩尔达维亚，其中大部分是牛，因为平原的羊群通常被贪得无厌的君士坦丁堡所征购。摩尔达维亚牛是当地的支付手段，用以换取特兰西瓦尼亚城市或者波兰生产的普通纺织品及农民生活需要的铁制工具——犁铧、犁托、劈柴斧、长柄镰刀、镰刀、钉子——以及细绳、粗绳、皮带子、马具等。125 物资交换主要在斯尼亚滕、西普尼蒂和林特斯蒂等边境集市进行。126 摩尔达维亚的白牛也出口到德意志和威尼斯，一个历史学家说，还一直出口到但泽。从15世纪起，摩尔达维亚的白牛还通过但泽运往英格兰。1588年，英格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英格兰用呢绒来换取“白色牲畜”，由但泽转运英格兰。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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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达维亚的牲畜在通向北方的道路上与波多利亚、吕泰尼亚、沃利尼亚、立陶宛甚至波兰的牛群相遇。这都是交通运输不便的地方。当地居民满足于生产只够自己消费的谷物，向外出售大牲口。大牲口有这样一个优越性：它们可以组成队伍，自己走向西边的城市，从波兹南到莱比锡，甚至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据R.里巴斯基估计，128 每年有4万到6万头牛离开波兰。有关波兰—土耳其交界地区的文献资料提到，牲口达几十万头之多。这可能有些夸张，但给人的印象是：那里的牲畜繁殖迅速，情形有时与美洲殖民地很相似。同样都是荒无人烟的广阔原野，大片的沼泽地，茂密的森林，走不完的路和看不到尽头的半野生牲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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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南，在克拉科夫、利沃夫和加拉茨以远的地方有一条长贸易路线。这条路线避开匈牙利及其频繁的战争，到达巴尔干，并且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往一个方向发运的是毛皮、皮革、少量琥珀、价格便宜的波兰布匹，或准备再出口的昂贵的波兰布匹、铁器，可能还有低合金货币。129 作为交换，亚美尼亚商人和犹太商人（主要从1550年开始），土耳其和希腊商人（一个名叫安德烈·卡尔卡坎德拉130 的君士坦丁堡希腊商人在素丹的支持下，1534年获得在波兰全境自由经商的权利）发运的是马匹，但更多的是香料和丝绸。1538年，圣托马斯日注17 前夕发生的一次争执，表明波兰商人斯塔尼斯拉斯·齐耶姆利亚尼伊从土耳其回来后在克拉科夫遇到了麻烦。当时他带回40大件羽纱，每件估价为10弗洛林；34小件羽纱，每件估价为4弗洛林；120斤肉豆蔻花和24斤肉豆蔻。131 这位商人和他的债主发生争执的具体原因，大概是债主在商人离开克拉科夫前，曾把钱和货物垫借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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