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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半岛内外，在整个整个地区，在整个整个城市，有时还在拥有它们自己的司法权和市政法或者享有特权的城市，西班牙国家都无法很好地进行统治管辖。所有遥远的和外围的地区的情况都是这样。格拉纳达王国的情况直到1570年也是如此。1580年后，直到1640年绝交以前，葡萄牙的情况也长期如此（这个国家因为拥有特权和征服者不敢触犯的自由是个真正的“自治领”）。巴斯克各个小省和阿拉贡王国各地的情况也始终如此。即使在1591年的叛乱和动乱以后，菲利普二世也不敢向阿拉贡王国享有的特权伸出触犯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最漫不经心的旅客，只要跨过阿拉贡的边界，走出卡斯蒂利亚，也会发现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是半独立的，拥有很多有损他们的臣属的利益的权利，拥有他们自己安装的大炮和修建的城堡。这些城堡非常靠近毗邻的、顺从的和解除了武装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集团拥有政治特权和财政特权，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治，只缴纳部分王室捐税。但是，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与之毗邻接壤，近在咫尺；是因为稍为使用暴力，外国人就会利用这一事态，冲破这道关而不严的大门，即西班牙的大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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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在土耳其帝国，并非由于其他原因，素丹的权力在帝国的欧洲部分分散削弱。这种分散削弱的现象出现在这个帝国所属各个邦国的西部外围地区，出现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克里米亚的鞑靼王国……我们已经指出存在于阿尔巴尼亚和摩里亚的巴尔干山区的多种多样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区是地理形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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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国家的抵抗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读者看看在那不勒斯王国里，在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拉布里亚的旁边，牧主公会和那不勒斯城市扮演的重大角色吧！农民通过加入牧羊人会社这种方式，逃脱了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管辖。同样，当农民在那不勒斯定居时，这个城市的气氛使他们获得自由。在更加往南的地方，在西西里岛，可以通过效忠西西里的宗教裁判所来逃避世俗权力的管辖。这个裁判所的势力和影响就这样奇怪地扩大起来。在土耳其，首都的极度畸形膨胀，可能是对类似的原因作出反应。在外省，什么都不能保护个人不受地方上的省长、县长和镇长等的贪婪之害，或者不受比所有这些人更令人生畏的人，即他们的执行代理人——高级军政官员——之害。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可以保证得到某种司法保护，得到相对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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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家官员的腐败现象，16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在南欧，在北欧都十分严重。1573年，阿尔贝公爵从佛兰德写道：“没有一起民事案件或者一起刑事案件不能像在肉店里卖肉那样出卖……大多数法官每天都卖身投靠想收买他们的人……”128 这种触目皆是的腐败现象，是对统治者的意志的一种抑制和约束，当然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解除的抑制和约束。腐败现象变成了一种盘根错节、阴险邪恶的力量，一种能够单独存在的力量，129 它是个人在它的庇护之下能够逃避法律的那些力量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力量和狡诈的结合体。老罗德里戈·维沃罗将近1632年写道：“西班牙的法律像一张捕捉小苍蝇和蚊虫的蛛网。”130 有钱有势的人逃脱了这张网形成的罗网。只有不幸的人和穷人才被缠在里面。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不仅仅是16、17世纪的而且还是所有的时代的实际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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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服务的财政和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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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广大的国家不再完全同为数众多的纳税人直接接触，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因此，国家在税收方面处于罕见的劣势地位之后，又在财政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国家衰弱的另一个标志。除了以上已经引用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地中海国家在16世纪结束时，已经不再拥有金库和国家银行了。1583年，在菲利普二世的亲信左右中131 ，有人打算创建一个国家银行，但是，这个打算没有落实。在西班牙帝国中心，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我们用一个过分现代的名词称之为银行家的放款人。这种人对国王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菲利普二世1559年9月重返西班牙。在此后的10年之内，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整顿这个国家的财政。于是劝谏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传到他那里。这些劝谏归根结底都是劝他求助于人：时而向阿法伊塔蒂家族求助，时而向富格家族或者向热那亚人求助，甚至在埃拉索的民族主义危机发生时还向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家族这样的西班牙银行家家族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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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拥有的各个邦国四处分散。在他之前，查理五世下属的各个邦国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引起税款的征收和支付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促使人们使用国际商行。只有钱款的划拨转移需要求助于商人。但是，这些商人还起着另外一种作用：他们能够预付预算中将来使用的钱款并使之流通。这种作用往往导致他们以后直接征收国税作为对自己的偿还，因而也导致他们与纳税人直接接触。放款人掌握西班牙的财政并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1564年，菲利普二世把赌博用的纸牌的专卖让与热那亚人，接着又让与他们安达卢西亚的某些盐场的经营。另外一次，他恢复他父亲的决定，把阿尔马登的矿藏的开发经营或者军事修会的财产的管理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等于把广阔的田地、牧场、入港税和农民的债务等都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富格家族让它的代理商和代理人移居西班牙。这些人是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热心积极的德意志人……此外，如果不是某家外国公司负责税收，就是中间权力机构、城市或者国会……等负责这项工作。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财政方面的管制、监督仍旧很不完善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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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合同”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生活，1550—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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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同根据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绘制的物价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其幅度是适度的）比较，另一方面同塞维利亚贸易的突然的巨大发展比较，然后又同它的巨大衰退比较，“合同”（总而言之，即国家短期债务）的曲线与地震仪的波动相似。总的说来，它还是显示出某些与物价曲线类似的现象，在塞维利亚，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是美洲白银的输入使“合同”载明的钱款的预付和偿还得以进行。总的说来，曲线的100%的上升表示战争进行时期；曲线的下降相当准确地表示和平时期和后撤时期（征服葡萄牙除外）。注意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的借贷活动。“合同”的曲线是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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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外币的转移并不是一种像对西班牙那样重要的需要。然而，放款人和银行家也具有他们的作用。在商人甚至能够在国家财政领域内自由活动的土耳其，情况也是这样。格尔拉赫在其所著《日记》一书中指出：132 “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希腊人通过从事大宗买卖或者使用其他致富手段大发其财，虽然这些人为了使土耳其人不发现、不抢劫他们的钱财，总是穿着打扮成普通商人……”他们当中最富有的，是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的人。按照土耳其人的说法，这个假希腊人是魔鬼的儿子。根据荒诞不经的谣言，他的祖先是英格兰人。不管怎样，此人拥有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又与他为土耳其帝国的效劳奇怪地联系着。康塔库泽内难道不是帝国全部盐场的主人、无数海关关税的承包人、官职的出售者以及像大臣那样随意罢免天主教的主教或者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的人吗？他难道不是一些整个整个的像摩尔达维亚那样的或者像瓦拉几亚那样的省份的收入的主人，并且还是一些村庄的封建领主吗？他富有得能够独自一人就把20到30艘帆桨战船武装起来。他的安基奥里宫的豪华奢侈，可与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宫殿媲美。因此，不能把这个暴发户同加拉塔的和别处的地位卑下的、无足轻重的希腊人混同为一，等量齐观。他向他们炫耀财富，大摆阔气。他为人行事不像他们那样谨小慎微，以致1576年7月被捕。他被迫退赃后，被穆罕默德·索科里救出。这件事差一点没有成功。他获释出狱后，东山再起，甚至变本加厉。这次他就不仅从事盐业，还从事皮毛业，并且一如既往，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策划阴谋活动……最后，必然发生的事终于发生：1578年3月13日，当局奉素丹之命，未经任何审讯，就判处他绞刑。他被吊死在他自己的安基奥里宫的门上，财产全部没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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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应该列入同一类型，但更加异乎寻常。这个命运的主人、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在不止一个方面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以米克或者米卡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而且在晚年还用纳克索斯公爵这个虚夸的头衔装点自己。他长期到处流浪，对自己的道路方向心中无数，毫无把握。他去尼德兰、贝桑松134 等地，在威尼斯逗留，然后将近1550年时到达君士坦丁堡。他挣得万贯家财之后，大摆阔气，聚妻成家，并且重新皈依犹太教。他早在谢里姆素丹即位以前就已经是这位素丹的朋友、亲信和美酒佳酿的供应人。他承包对各个岛上出产的酒征收的什一税。1570年，他怂恿素丹进攻塞浦路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他1579年寿终正寝时仍然腰缠万贯。有人冒冒失失，试图为这个稀奇古怪的人物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听过为他作的辩护后，关于这个东方富格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更多。135 西班牙的文献资料表明，他支持西班牙，并多多少少与西班牙国王串通合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亲西班牙的分子或者反法分子一劳永逸地加以驱逐的人。如果认为他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忘记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现实是何等变幻莫测。关于这个人物，正如在康塔库泽内的案件中一样，人们特别喜欢了解他在土耳其的财政事务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我们以后会了解到吗？我们关于土耳其财政本身的知识非常贫乏，看来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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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财政同基督教国家的财政截然相反，它肯定没有求助于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公众信贷。这种公众信贷就是公债。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不会引起巨大痛苦的获取私人和大、小放款者的钱款的途径。在这种人人都参与的活动中，每个西方国家都会找到把有积蓄的人的钱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办法。在法国，市政公债是众所周知的。136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发行了相当于8000万杜卡托的巨额债券。137 这些票据很快贬值，并且引起疯狂的投机。国家后来甚至以时价支付上升到70%的利息。我在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吉卜赛女人》138 里注意到这个非常说明问题的说法：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像拥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牧场的债券的人那样保存好和掌管好金钱 。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既有有利可图的投资，也有无利可图的投资）。在意大利，向公众发出呼吁以筹集钱款，往往通过当铺进行。圭恰迪尼曾经说过：“不是佛罗伦萨打败当铺，就是当铺打败佛罗伦萨。”139 这个事实在17世纪比在16世纪更加真实。A.多朗在他的经济史中坚持认为，在国家债券上大量投放资金，是意大利自16世纪初开始的后退的理由和标志之一。140 投资者的金钱躲避进行冒险活动会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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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罗马那样，像在这个特别的、其空间既非常狭窄又极其广阔的国家，即教皇国那样，一再向信贷求助。15世纪，罗马教廷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之后，饱受各国日益增长的地方主义之害，并且沦落到只能取得教皇国附近的财源的地步。它因而相当积极地进行扩展和恢复。15世纪最后几年和16世纪最初几年的几届教皇，更主要是世俗君主而不是教皇。这个现象并非事出无因，因为财政状况使之如此。将近16世纪中叶，局势依然如故。将近80%的教皇收入来自祖传产业。由此爆发了反对财政豁免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教皇国吞并了城市的财政收入，例如维泰博、佩鲁贾、奥尔维耶托或者翁布里亚的各个中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只有博洛尼亚得以保存它的主权。然而，这些胜利却让古老的，而且往往陈旧的征税制度原封不动。收入的来源可以说清除了阻塞。但是，正如一个历史学家141 指出的那样，“教皇国和纳税人的直接接触，还只是罕有的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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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场财政战争同等重要的，是向公众信贷求助。克莱门斯·鲍埃尔说得对，教皇国的财政史那时变成了一部“信贷史”。142 这种信贷包括具有向银行借款那样的普通形式的短期借贷和把分期偿还交给教会财务会负责的长期借贷。这种信贷的根源牵连到为在俗教徒设置的官职捐纳制度，因而更加值得注意。开始时存在着罗马主教府的官职拥有者和债权人混同为一的现象。这些官职拥有者-债权人组成团体。他们花钱购买官职，从中得到固定的薪俸收入，这种收入作为利息支付给他们。例如在设立于1509年、有售价总额为9.1万杜卡托的141个官职的国家粮食配给处的债权人团里，一笔数额为1万杜卡托的利息-薪俸由罗马盐税的收入支付。以后，教廷通过建立官职会社，成功地把这些公债分给小公债债券持有者。官员的称号以后只作为纯粹的荣誉称号授予债权人。1520年，随着圣彼得骑士团的创建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骑士团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之后，又产生了圣保罗骑士团和圣乔治骑士团。最后，一个梅迪奇家族的成员、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可能仿效佛罗伦萨的做法，创设了公共借款。这样就最终创立了真正的政府公债制度。这种公债制度的原则和我们法国的市政公债的原则相同，即：让一笔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为对一笔支付的资金的报偿。这种公债的份额叫作借款份额券。这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这种证券常常在罗马和罗马之外流通。流通价格往往高于票面价值。就这样，根据环境和需要，创设了以托尔法的明矾矿的收入作为保证的明矾矿借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如好运借款、肉类税收借款、关税借款等。这些借款为人所知的共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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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常都是可偿还的借款。例如1555年创设的9年借款原则上应在9年之内偿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称为永久性借款的借款。这些借款的债券可以通过遗嘱转让。对教皇的财政来说，获得短期利益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终身债券改变为永久性债券，即把债券所有人死后归国家所有的借款改变为债券所有人死后通过继承转让的借款，因为这引起利率下降。所有这些细节和其他细节，显示出罗马的各种借款的现代性质。罗马的公共借款可以和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公共借款，或者和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公共借款相比，更不必说和卡斯蒂利亚的债券相比了。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任何计算都是困难的。从1526年到1601年，罗马教廷似乎为自身借了（有时还为罗马贵族的代表借了）1300万埃居。这个数字可能不会对今天的读者产生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愿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一点：西克斯特五世能够从这笔经过再三恳求从公民私人那里借来的钱款中抽扣出26吨白银和3吨多黄金妥藏在他的圣昂热城堡的金库里。西克斯特五世这样做，是执行一种乡下佬的把节省的钱藏而不用的政策。但是，他为了集存这些金、银，却使用了建立在现代金融和信贷手段上的政策。既然这些公共借款的份额是发向国际顾客的，“正当公债在罗马上升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巨大数额的时刻”，143 这种公债在热那亚放慢了增加的速度，这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会像利奥波德·冯·兰克那样认为罗马当时“可能是欧洲主要的金融市场”，144 至少是放款人的主要金融市场吗？这是可能的，但并非肯定无疑。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并不存在于政府在罗马借款的规模，而存在于信贷市场的巨大发展中。所有的国家，包括行事谨慎的和行事鲁莽的，都从这个市场得到借款。无数证券持有者都从这个市场得到满足。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形势无法解释这种迷恋状态。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心理，一种对某种安全的寻求吗？从1570年到1620年，在热那亚和在别处一样，持续出现了一个膨胀时期。卡洛·M.奇波拉写道：“这次膨胀达到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价格革命的程度。在举目可见的情况下，一次利率的反常的逐渐下降在热那亚变得明显起来。”145 这个利率从1522年起就在4%和6%之间摇摆徘徊，至少在从1575年到1588年这段最不景气的时期，它下降到2%甚至1.2%。这个现象与在这个时期难于投放的白银和黄金大量流入热那亚这个事实是吻合的。“这是在欧洲历史上，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第一次以这样低的利率向人提供资金。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如果可能的话，剩下要做的，就是对其他市场的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查看一下利率是否正如可能发生的那样，正如今天证券交易所里的情况那样，决定了这里的推进和那里的后退。不管怎样，政府发行的公债迅速兴盛起来，国债证券突然受到欢迎，这些都对16世纪的政府有利，使它们的工作易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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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土耳其国家在封地和终身官职的分配方面进行的粗暴勒索，也源出于这个事实：在土耳其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求助于小放款者或大放款者。信贷肯定也存在于奥斯曼国家。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商人在伊斯兰法官面前立下的借据，146 提到在臣属于素丹的商人之间使用的汇票。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新出版的书刊147 会证明犹太商人在他们相互之间使用汇票。甚至在这个世纪中叶流传着并且由让·波丹148 偶然记录下来这个传闻：一些土耳其帕夏参加过里昂的“盛大聚会”公债的投机买卖。这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土耳其没有公共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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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年：时机对中等国家有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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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末叶和下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大国患过某种疾病或者感到过某种疲乏吗？那个时代的人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人是义务医生。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著名的病人的床前。每个医生都提出自己对病情的解释、诊断，当然还拿出他们的灵丹妙药。在西班牙，本国的或者外国的出谋划策者，149 从来就不乏其人。他们本身就构成一个社会等级。17世纪的最初几年刚刚过去，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声调日益提高。他们成群结队，匆匆忙忙赶到历史的仁慈宽大的法庭。在葡萄牙，他们同样活跃。那里有同样的争论和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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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圣乔治信贷商行的“份额券”，1509—16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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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条曲线概括了卡洛·M.奇波拉的重要文章（见以上注3）。“份额券”是热那亚共和国发行的公债债券，其最初价值为100里拉（200索尔迪）。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公债债券。它的利率是变动的（相反，在威尼斯，利率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利率取决于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利润，而这家商行又以它代替热那亚市政会议征收的税款作为保证金。从1509年（193185）到1544年（477122），“份额券”的数量大增，因此市价下跌。这个数量以后稳定下来（1597年为43770；1681年为476706）。第一条曲线显示可在市场上流通和转让的“份额券”的市价（左边的比例尺从1000到5000索尔迪）。第二条曲线显示“份额券”的利息（右边的比例尺从40到100索尔迪）。16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然后在下个世纪又出现了下降。当时“份额券”的利息从来没有到期立即支付。利息的一半在四年后支付；另一半再隔一年后支付。如果债券持有者想到期立即支付，就必须让他执有的息票贴现。这样，根据图2的第一条曲线，贴现在市场上是变化的。因此，考虑到这种时间耽搁和贴现，就可能计算出“份额券”的真正的利息来。这在最后一条曲线上显示出来。这条曲线在1570年后清楚地下降。这种下降在1600年后加深了。作者得出结论说：“因此，由于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原因，17世纪开始时，以1.2%的利率向热那亚贷放资金。尚待了解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是不是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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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了解到这些议论、证明之后，怎能不相信西班牙王朝的衰落呢？事件和证人、1612年托梅·卡诺描绘的那些黯淡图景150 或者《海上悲剧史》151 这部饶有兴味的文集——这是一份葡萄牙人在前往巴西和印度的航行途中遇到的意外事故的详尽记录——等都说明这种衰落。在《海上悲剧史》里谈到的，只是灾祸、衰落、精疲力竭、敌人的胜利、“海上事故”、在莫桑比克沙滩上的搁浅和在好望角周围的航路上的失踪事件等。当在伊比利亚的道路上抢劫事件倍增，瘟疫使人口锐减的时候，人们难道还会怀疑西班牙的躯体的衰竭和虚弱吗？当然，从外面看，西班牙还始终摆出一副大国的架势。它虽然受到威胁，但看上去在威胁别人。这个时期，至少在马德里，17世纪欧洲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展现出它的歌舞升平的节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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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同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素丹的宫殿的豪华奢侈也是闻所未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