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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公爵和他率领的部队的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行军。但是，行程达3000公里这件事本身也是一大业绩。注意在海上的快速行程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所用的时间……这支军队必需绕过持敌对态度的法国的领土。图63是J.J.赫马尔丁格尔所作的计算和研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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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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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始终是武器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经过革新、改进后的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种赌博的进行。以火炮为例，它在地中海地区和在别处一样，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它的出现、它的传播、它的变化——因为火炮在不断变化之中——是一系列技术革命。还待于推定：这一系列技术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火炮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安装在帆桨战船的狭窄的甲板上？火炮在什么时候首先成为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或者巨型帆桨战船的火力然后又成为大帆船和高舷圆船的特别的、可怕的火力？火炮在什么时候安装在堡垒的防御土墙和平台上？最后，火炮怎样跟随军队转移？不错，在苏里曼大帝取得胜利之前，查理八世1494年9月远征意大利时就使野炮顷刻之间大行其道，驰誉全球。火炮的制造分好几个互相连接的时代——铜炮、铁炮、加强炮。此外，还有根据军火工业的地方化的情况而定的各个“地理”优势时代。天主教徒费迪南的政策取决于马拉加的铸造厂和坎波城的铸造厂的生产情况。后者创建于1495年；前者创建于1499年；两者都很快衰落。它们生产的武器后来在意大利用旧，接着又安置在非洲或者面对法国的边境上，长期固定不动2 。米兰铸造厂和弗拉拉铸造厂的统治地位历时更久。3 然后，这方面的首位转而归属德意志和法国的铸造厂。在对西班牙和对葡萄牙的供应这个方面，则首推佛兰德。从16世纪前几十年起，出现了火炮的（可能还有北欧和火药的4 ）独霸局面。这些都是重大问题。1566年，10来门火炮从佛兰德运到马拉加。5 这个事件立刻被载入外交通讯中。同样，44门火炮从马拉加运到墨西拿的消息在某一位托斯卡纳大使看来是远征阿尔及尔或者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先兆。6 1567年，富克沃宣称，用1.5万发炮弹就足以攻占阿尔及尔。7 如果人们置身于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之外，接受马耳他1565年因佛罗伦萨公爵让人在前一年对它运去200桶火药而得救的这一事实的话，富克沃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这至少是一个西班牙的情报员传出来的看法。8 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注意到托斯卡纳对弹药、炮弹和火枪药线的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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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推定这些变化什么时候发生、产生影响和后果，仍然是困难的。几个概略的轮廓和几个景象，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同样，我们虽然能够有把握地把装备有火炮的大帆桨战船或者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就技术而言这些舰船无疑有助于取得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在威尼斯舰队里出现的时间推定为1550年9 ，关于武装的大型帆船在地中海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几乎毫无所知了（这种帆船我们突然发现将近这个世纪末时土耳其人在从君士坦丁堡前往亚历山大10 的途中使用）。因为基督教世界虽然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但技术却会从海的此岸传到海的彼岸，物质器材却会趋于变得相同，因而趋于限制这些革新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火炮既为基督教徒进攻格拉纳达和北非效劳，也同样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例如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莫哈奇战役11 中，在波斯12 或者第二次在北非取得胜利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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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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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一种耗费，一种浪费。拉伯雷说过：“战争的筋腱是银两。”当然，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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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选择的时刻进行战争或者缔结和平而又既不蒙受前者也不蒙受后者带来的不利，这在理论上是强者的特权。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始终可能发生。在每个君主周围的幕僚谋士中，总会是众说纷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君主在思想感情上也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这种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常常体现在永恒的敌对者——主战派同主和派——中间。直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宫廷都一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下面这个重大问题提出达几年之久：谁会在谨慎国王那里占上风？是主和的鲁伊·戈梅兹的同党好友（他们在鲁伊·戈梅兹死后仍然聚集一起）还是好战的阿尔贝公爵的拥护者？这个公爵一有机会就宣扬强硬手段的效果。但是，有哪个君主，哪个政治领袖没有经常面临过这两种以彼此对立的派别为代表的倾向呢？惹人瞩目的、戏剧性的1692年末，黎塞留自己难道没有遭到爱好和平的掌玺大臣马里亚克的反对吗？13 某些事件往往使人不得不在两派之间进行选择。于是某个“合乎时宜的人物”就应运而生，被推到冲突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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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耗费削弱国力。毫无效益可言的战争不胜枚举。不光彩的、耗资巨大的爱尔兰战争，在伊丽莎白的光辉的统治的末期，毁坏了她的国库，并且比其他任何原因更为1604年的议和休战预先铺平了道路。地中海战争的费用如此高昂，以致在西班牙和在土耳其，破产都接踵而至。菲利普二世的花费极其巨大。1571年有人在马德里估计，维持1支拥有帆桨战船200艘、圆船100艘和士兵5000名的（威尼斯、教皇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每年耗资达400万杜卡托之多。14 这些舰队——真正浮动的旅行城市——大口吞噬金钱和供应的物资。将近1560年时，每年供养、维持1艘帆桨战船耗资和制造1艘帆桨战船同样多，均为6000杜卡托。15 这个数字以后继续增大。从1534年到1573年，海军的武器装备至少增加了两倍。在勒班陀战役进行期间，地中海有500艘到600艘帆桨战船，其中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和穆斯林国家的（参阅注中的计算），16 即有兵员15万到20万。这些兵员中有划桨者、水手和士兵。这些人在航行中全都听凭大海摆布或者像加西多·德·托莱多所说的那样，都听自然力量——水、火、土、空气——摆布，因为所有的自然力量都威胁着海上的人的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生命。一份供应1支在西西里停泊的舰队的食品（饼干、酒、咸肉、大米、油、食盐、大麦）的账单的金额竟高达将近50万杜卡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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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规的舰队战争，是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的动员。参战的人中有在西班牙招募时衣衫褴褛、在行军途中领到制服（如果发给他们制服的话）的士兵；有取道波尔萨诺步行到意大利，然后在斯培西亚拥挤成堆，等候登上帆桨战船的法国雇佣的德意志步兵；有被招募收罗来填补开小差和瘟疫为部队造成的减员空缺的意大利冒险家；特别有排成长队跋涉前往港口充当帆桨战船的划桨手的囚犯。对划帆桨战船的红色船桨这个差使来说，这种犯人的数量永远不会足够。因此，经常需要强迫穷人，18 抓捕奴隶，招募志愿者。威尼斯收罗这种人，一直收罗到波希米亚这样的地方。在土耳其和埃及，大批捕人这种行动，使人力资源枯竭。不管是否出于志愿，大批人成群结队走向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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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上陆军本身也耗费巨大这一点（根据这个世纪末的统计，19 一个约有兵员5000的西班牙步兵团进行一次战役——军饷、后勤和运输包括在内——费用为120万杜卡托），人们就会了解到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君主们的收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了。战争通过这些收入，最后与人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然而，战争的现代化和它的迅速发展演变，使它扯断缆绳，砸碎最坚固的弹簧，而且有朝一日，它自身也陷于停顿。和平的产生是缘于这种长期贫弱、军饷一次次迟发、军备匮乏，以及这种停顿不前；政府为之担心，但又骑虎难下，因为坏天气或暴风雨乃是天意，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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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各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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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激烈的冲突。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战争。如果我们从各种文明——地中海冲突的主要参加者——出发来考虑问题，就必须把任何一种文明自身的“内战”和“外战”区别开来，把两个互相敌对的世界区别开来，换句话说，把十字军东征或者圣战放在一起，把基督教的或者伊斯兰教的内部冲突放在另外一边，因为这些伟大的文明在永无休止的内战中，例如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兄弟阋墙、互相残杀中自我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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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它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有规律的地理定位，因为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具有陆地边界或者海洋边界的特定空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奇怪的是：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一个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排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内战”时期继一个“外战”时期之后而来，先后顺序相当清楚。这既不是一支配合完美的管弦乐队，也不是一场在细节上安排处理得很好的芭蕾舞。然而，接续交替的现象清晰可见。这种现象为研究一部混乱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观点。这部历史突然明朗起来，却并没有产生任何假象或者幻象。人们摆脱不了这样的信念：具有相反的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模式、格局首先建立起来，然后互相取代。在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的这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即外部战争，直到将近1570—1575年这个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要求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中，有的热情较高，有的热情较低。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有人转弯抹角地逃避，巧妙地推脱，半心半意，不冷不热或者干脆拒绝：一方面是纳税人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头脑冷静清醒、抱怀疑态度的人的拒绝。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整个时期，难道没有它的狂热的辩护士和责难者吗？不和谐的音调丝毫不能掩盖富于战斗性的宗教的总的感情正在贯穿浸透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这个事实。这在西班牙是不言而喻的。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尽管法国王室的政策巧妙灵活、妥协和解。很容易在例如龙沙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染上希腊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痕迹。拯救希腊——“适于居住的世界的眼睛”——并且为基督尽力……这种精神甚至在已经转变为信奉新教或者即将转变为信奉新教的北欧仍然存在。在整个德意志都唱着来自东南方的遥远的战场的土耳其民歌。乌尔里希·冯·许滕在要求德意志从罗马的剥削和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要求人们把这样做收回的钱用于加强帝国、扩展帝国、打击土耳其人。同样，路德也一直在进行活动，赞助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战争。在安特卫普，经常有人谈到打算向非基督教徒发动进攻。在英格兰，人们一直对天主教徒在地中海的胜利惶恐不安，但与此同时，又对土耳其的失败兴高采烈，因此这次勒班陀战役使英格兰人即惶恐不安，又兴高采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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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勒班陀战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十字军东征运动的衰落，很久以来就已经露出了先兆。1571年的胜利的光辉，给人以假象，奥地利的唐·胡安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迟来的参加者像他的侄子、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英雄东·塞巴斯蒂安后来那样极端孤立于他的同代人。他们的梦想落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其部分原因至少是天主教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反抗的高涨。这次高涨至少从1550年起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个变化。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世界放弃一场战争以便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它的宗教狂热已经改变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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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态度的彻底转变随着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1572—1585年）开始他的任期表露出来。这届教皇任期的确是以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采取突然敌对行动作为它的开始。这个行动是教皇目前的重大任务和关切所在。他所继承的、并因威尼斯人的背叛而于1573年被粉碎的濒临死亡的神圣同盟，这时已经不再是他的重大关切了……罗马教廷的整个政策现在向北摇摆，它及时地促成了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谈判成功。当时在菲利普二世左右的人，不止一次对这些在1578年和1581年之间同素丹缔结的每年的停战协定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教廷仍然保持沉默。它的目标在于：从此以后对信奉新教的北欧展开斗争；并为此目的推动西班牙国王对爱尔兰的事务进行干预，以此来反对英格兰。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西班牙国王是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军队的追随者而不是以这支军队的旗手的角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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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风云突变，反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思想丧失了力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1581年，西班牙教会不对放弃土耳其战争表示抗议，却对缴纳变得漫无目的的捐税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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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600年以后，由于新教战争势头减缓以及基督教欧洲的和平恢复缓慢，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在1593—1606年的土耳其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进行期间的法国，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和活力。一个历史学家指出21 ：“1610年以后，煽动公共舆论的对土耳其人的敌对思想，蜕化变质为一种真正的怪癖。”用计划和希望混合制成的焰火于是迸射出来，直到新教战争——“内部战争”——1618年再次使它终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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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有这样一张详尽细致的年表；它能够使人看见民众的激情狂热是否紧随或者先于——或者像我想的那样，既先于也紧随——这些突然的态度的改变，是否引起这些改变，为这些改变火上加油而且最后焚毁于由此引发的爆炸中。即使情况如此，以上这些一揽子的解释，也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种仅仅考虑到交战者之一的解释很可能不充分。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西方的幼稚天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我们西方的说理方式仍然相当好笑。事实上，地中海的另外一半有它自己要过的生活，有它自己要创造的历史。一项最近进行的研究（因其简短而更堪为楷模22 ）提出，土耳其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阶段，即有一些同时产生的形势和机遇。基督教徒放弃战斗，突然对地中海感到厌倦不满。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是这样。不错，他们仍然关注匈牙利边境和内海的海战。但是，他们关注红海、印度、伏尔加……等地的程度也不稍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军事努力的重心和方向按照一场“世界”战争的各个阶段转变。这个思想弗里德利克·C.莱恩在他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到。在这部充满从直布罗陀海峡、荷兰运河到叙利亚、土耳其斯坦的这片地区的战争的历史上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历史只有一个“电压”，只有一个节奏。它的变化程度在“电气学上”是相同的。在某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圣战中和十字军东征中对抗，然后，又都转过身来发现了各自内部的冲突。但是，这种会合在一起的狂热激情的平衡，正如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结论中试图阐明的那样，23 是经济形势的缓慢节奏产生的后果。这种经济形势在16世纪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开始了自己的存在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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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防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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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土耳其人，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堡垒林立。这是这个地区的战争经常具有的形式之一。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在作战的同时，经常扩展它的遏阻线和保护线，把自己的身躯掩蔽起来，罩上铁甲。这是一项本能的和单方面的政策。在土耳其人方面，防御工事构筑得少而差；在阿尔及利亚人或者谢里夫那方面，情况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技术水平或者态度方面的差别吗？在这一边，这是一种对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土耳其骑兵或者对帆桨战船的有生力量的信任吗？相反，在另外一边，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对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节省力量和支出的关切吗？同样，基督教国家之所以在黎凡特维持规模巨大的间谍机构，不仅仅出于恐惧，而且还为了准确地估量威胁着人的危险的严重程度，还为了使防御的努力与这种危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土耳其人今年不会来临。于是，能够复员的部队都很快复员。新兵征募工作全部取消。班德洛说，24 为了了解土耳其人或者索非将采取什么行动、将不采取什么行动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真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游戏。他说得有道理，因为他所指的那些才智不凡的嗜争好讼者虽然就强大的敌人的计划和秘密夸夸其谈，谈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实际上对这些计划茫然无知。对君主们来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游戏往往决定以什么样的规模把防御措施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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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就这样拥有一系列对付伊斯兰国家的“帷幕”和加强的“前线”。这个世界在这些漫长的防线的后面意识到自己的技术优势，感到自己受到较好的保护。这些防线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界，中间经过一系列把两种文明分开的设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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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罗马帝国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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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位于西方的海的边缘，自古以来就保持警惕。面对土耳其人，威尼斯市政议会沿着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的漫长的海岸线布设它的驻防地和海岸观察哨，这些防御设施一直延长到爱奥尼亚群岛，并且越过这群岛屿与干地亚和塞浦路斯连接起来。威尼斯市政议会1479年获得塞浦路斯这个最后据点，并且一直到1571年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威尼斯这个狭长的海洋帝国，这株生长在海岸上的寄生植物，受到土耳其连续不断的推进的伤害。1540年10月12日缔结的和约25 从它身上切除了它布设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哨所：纳迪诺和洛拉纳，切去了它在爱琴海上拥有的那些小岛：希俄斯岛、帕特莫斯岛、卡西诺岛，切去了一些“封建的”岛屿：皮萨尼家族的采邑尼奥、基里尼家族的采邑斯坦帕利亚、韦尼埃家族的领地帕罗斯岛。就这样，它就无法再向北后退了。它也不得不放弃在希腊的马尔瓦西和纳波利·迪·罗马尼亚等两地的重要哨所。33年以后，根据用1575年的苛刻的协定26 加以补充的1573年4月的单独和约，它又在达尔马提亚让出一些哨所，支付一笔战争赔款，放弃事实上从1571年起就已经失掉的塞浦路斯。威尼斯常常被比拟作大英帝国。16世纪末的威尼斯像失去了苏伊士以东的属地、疆域不再远达印度的大英帝国。但是，但愿比拟不会使人迷误，因为威尼斯的这些边境地区由极小的村落和往往很古老的要塞构成。那里有几千个居民的城市和岛屿为数很少。1576年扎拉的人口稍多于7000人；27 斯普利特的人口稍少于4000人；28 科托尔由于1572年发生过一场瘟疫，人口只有1000来人；凯法利尼亚岛的人口不到两万人；29 赞特有15000人；30 科孚有17517人。31 只有干地亚因有居民20万人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新链条的主要链环。但是，人们知道，这个希腊岛屿并不可靠。这种情况1571年已经出现过。1669年还会再度出现。总的说来，这个小岛屿帝国就人口而论，与威尼斯和它的大陆部分相比的确无足轻重。估计威尼斯及其大陆部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总人口为150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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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道位于土耳其海岸外的海面上的屏障遏阻了土耳其的入侵，实在是个奇迹。让我们顺便提醒读者注意这件事：1539年，西班牙人无法在巴尔干海岸上的卡斯特尔努奥沃的桥头堡里坚守。33 威尼斯防务的异常坚固，是适应能力的胜利，是再三考虑算计的结果，是精心养护维修堡垒的结果，是海军造船厂这个强大的工厂紧张备战、不停生产的结果，是大帆船和帆桨战船不断巡逻的结果。除此之外，让我们再加上边境居民所受的训练和忠诚、以市政会议的名义在边境地区担任指挥的人的良好素质和在该地服刑的流放犯人的勇敢等。至于炮兵训练效果良好以及在这些动乱不安的边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或者希腊人中容易征兵等因素就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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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在这根防御的链条的两端却遇到困难。在东端，塞浦路斯筋疲力尽，难于防御，岛上的居民很不可靠。像罗得岛这样的岛屿有过分靠近小亚细亚的缺点，因此，任凭土耳其摆布。以后，1571年的失败迫使威尼斯把触角退缩到干地亚。1572年，干地亚在九死一生中侥幸得救。从那时起，威尼斯市政议会就一直感到这个岛屿经常处于贪婪的征服者的野心的威胁之下。在链条的另外一端，在北方，在伊斯特拉和弗留利的边界上，威尼斯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接壤并且几乎与土耳其的领土毗连。因此，形成了双重危险。这种危险因它威胁着威尼斯的命根子——大陆——而更加严重。早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这段时期，土耳其的袭击和进攻已经远达皮亚韦河。34 在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一侧，边界线从1518年起，35 事实上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在法律上还并不如此，即在法律上还并非无可争议。威尼斯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在这个世纪末修筑了耗资巨大和坚固的帕尔马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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