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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同一时期，巴利阿里群岛（虽然受到严重威胁）的防务仅花费3.6万杜卡托。卡塔赫纳和加的斯之间的海岸的防卫费用与此相同。至于1艘帆桨战船每年的维修费用，当时则为7000杜卡托。在1564年和1568年之间，各个驻防地的防卫工作差不多占用了正规卫戍部队约2500人（2850人）、特别增援部队2700人（即春季运往该地，至少原则上初冬撤走，因为在到达时，特别在换防时，迟到情事屡有发生）。5000人这个数字比西班牙国王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维持的兵员的数字还大。99 如果不去研讨与一个热那亚代理人所谈到的那些投机活动适合的、相称的计算和考虑，能够认为保持30艘帆桨战船可能比保持在非洲的驻防地更值得吗？不管怎样，这些数字的好处在于：它们毫无疑问显示出西班牙面对柏柏尔的海岸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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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地——“一种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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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里加尔100 曾经寻思过这个万不得已才采用的解决办法的使用是否已经超过有用的限度，是否已经不合时宜。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时焚毁了自己的船只：他必须破釜沉舟，因为不是获得胜利就是遭到灭亡。在北非，人们始终有运载水、鱼、布料或鹰嘴豆的船只可以依靠。行政部门还会对你加以照料……基督教徒的技术优势，在使他们能够建立并且维持“人们在那里用大炮进行自卫的”驻防地的同时，还使他们免除了更直接的、更有效益的努力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也利用它广大的幅员和干燥的气候来进行自卫。这里不可能像美洲的征服者那样用驱赶牛群、猪群的办法来生活。至于移民定居进行垦殖的办法，已经有人想过。从天主教徒费迪南在位时期起，就有人提议：让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移居城市；将近1543年时使奔角成为殖民地101 。但是，怎样使移居者能够生活下去呢？在这个被新世界的诱惑力和意大利的佳肴美味弄得眼花缭乱的西班牙，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些人呢？也有人想到过让这些设防城市在经济上发达兴旺起来，想到过好好歹歹建立起同广阔的内地的联系，这些城市将能依靠广阔的内地生活。先在天主教徒费迪南时代，然后在查理五世时代有过一项发展北非的港口的奇特的经济政策。102 这项政策打算使这些港口成为加泰罗尼亚的海运中心，并且迫使威尼斯的帆桨大战船在那里停泊。但是，这一切都枉费心机。……1516年，103 西班牙的各个地中海港口的关税倍增，这并未能迫使威尼斯船只把它们在非洲进行的贸易集中于奥兰。马格里布的商业贸易潮流自动转移，避开西班牙的驻防地，并且宁可把塔朱拉、米苏拉塔、阿尔及尔和波内等地当作输出地点。这些都逃脱了基督教徒控制的港口或者海滩。这些自由港口的巨额贸易，标志着西班牙人在国外的驻防定居失败。正如摩洛哥的情况一样，16世纪末拉腊歇的各个摩洛哥港口：萨勒、盖拉海角等的好运突出了葡萄牙据点的崩溃。这些据点过去曾经长期是繁荣兴旺的商埠。西班牙和北非之间的贸易104 ——如果文献资料可信的话，这种贸易更主要是转而集中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而不是转而集中在柏柏尔海岸——在1580年以后能够再度繁荣起来，能够把布料（呢绒、绸缎、天鹅绒、塔夫绸、农民呢绒）、胭脂红、食盐、香水、漆、珊瑚、藏红花以及成千上万顶装有衬里的和没有衬里的帽子从科尔多瓦或者托莱多一直运到非洲海岸，并再从这些柏柏尔国家运回糖、蜡、羊脂、牛皮、羊皮甚至黄金。这些交易（除了有时通过休达和丹吉尔进行外）全都在驻防地外进行。驻防地几乎在商业流通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驻防地只能同市集商贩和随军小贩做些买卖，既不繁荣兴旺，也不扩大发展。这些驻防地像嫁接的枝芽，勉强成活，能够办到的仅仅是不死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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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地的生活只能是悲惨的：粮食离水太近易于腐烂；人员死于热病；105 士兵终年饥肠辘辘；供应品长期由海外运来。后来，由附近地区供应肉类和谷物。据称巴勒莫的医院住满来自拉古莱特的病人。这种供应在本世纪末成了定期补给。106 但这仅仅是在奥兰进行。卫戍部队的生活在很多方面类似船上生活。这种生活不能免于偶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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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加的供应调度站有它的物资供应员，107 有时还得到卡塔赫纳的服务机构的帮助。这个供应调度站保证西部地区如奥兰、米尔斯克比尔和梅利利亚等地的供应。上述机构提供服务时，当然会发生错失和渎职等情事。这些都有真凭实据可查。相反，没有这类事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轻微的错误。马拉加的贸易额是可观的。所有运往非洲的供应品诸如军火、粮食、建筑器材、士兵、苦役囚犯、挖土工、妓女等108 都经由这里运走。供应和运输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小麦首先要收购，然后用费用奇昂的小驴运输队109 从内地运来。从政府行政部门的仓库运往港口、再从港口运到驻防地，这意味着有新任务和有新耽搁。海上海盗麇集。因此，当冬季海上行劫活动暂时停止时，人们就冒险把1艘科尔夏班（corchapin）、两三艘小船、1艘单桅三角帆船甚至1艘马赛的或者威尼斯的大帆船110 派往奥兰。这种大帆船被禁止出入港口，而且被征用来运输供应物资或者军火。这些船只多次被来自得土安或阿尔及尔的大帆船抓捕。西班牙人如果能够在海上行劫者根据习惯在福尔肯海角沿海停泊时把船从海上行劫者那里赎回，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因此，海盗也像工作粗枝大叶的政府行政部门一样，要对西方的驻防地一再发生的饥馑负责。尽管拉古莱特表面上十分幸运，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很近，容易从这两个地方得到取之不尽的面包、酒类、乳酪和鹰嘴豆的供应，但它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些从西西里短途渡海成功的人，并不能总在他们认为最方便的时候渡海。1569年，当皮门特尔负责指挥驻守拉古莱特的军队时，这支卫戍部队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只能靠储备的乳酪活命。当然，意大利的后勤部门在这件事上也应该部分受到指责。这支卫戍部队难道不是从意大利的后勤部门或者从西班牙的后勤部门收到2000双用西班牙优质皮革制作的、却是小女孩穿的尺寸的鞋子吗？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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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驻防地的内部组织不利于驻防地的良好运转。这一点可以从米尔斯克比尔1564年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看出。112 士兵的粮食由仓库管理员按商品运送清单上规定的价格供应，113 并且往往用赊款方式供应。这就是危险的薪饷预支制度。对经常向过路的商人赊购货物的士兵来说，这就是他们债台高筑的原因。有时，在发生困难或者在有地方当局参与策划的情况下，物价飞涨，漫无节制。有的士兵为了逃避他们无法偿还的债款，就开小差溜之大吉，投奔伊斯兰世界。导致一切恶化的原因是非洲的薪饷低于意大利的薪饷。这就是在让开往驻防地的部队上船时不预先告诉它们此行的目的地，而当它们一旦到达目的地后，又不派人替换它们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在奥兰度过27年，尽管在这漫长的27年中他曾经多次企图像帆桨战船的偷乘者那样逃跑。只有病人可以从令人憎恶的海岸返回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医院就医（这种情况当时并不常有）。因此，驻防地是流放的场所。一些贵族和富人在那里服刑。哥伦布的孙子因犯三重婚罪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捕，被判处10年流放刑，1563年到达奥兰，1573年死于该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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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还是反对对部落的侵袭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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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些卫戍部队驻地的气氛吧！每个要塞都是要塞大统领的采邑：梅利利亚长期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家族的采邑；奥兰长期是阿尔考德特家族的采邑。1513年，的黎波里让与雨果·德·蒙卡达，由他终生拥有。115 总督和他的家族以及在他周围生活的封建领主共同进行统治。这些统治者爱好的娱乐消遣，就是对部落进行侵袭劫掠。这是一种预先周密策划组织的出击活动。这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职业。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一种严格的需要。卫戍部队有责任管辖、控制堡垒周围的地区，驱逐入侵者，保护居民，收取抵押品，收集情报，征集粮食。以下种种活动仍然很有诱惑力：玩玩当兵打仗的游戏，在突尼斯城附近的花园设下埋伏并在那里绑架前来采摘他们的水果或者收割大麦的和平的、手无寸铁的、毫不提防的农民，在奥兰的时而发出蓝光、时而被水覆盖淹没的平原之外去突然袭击某个乡镇。雇佣的暗探早已提供了这个乡镇的情况。这是一种比猎捕野兽更加引人入胜、更加危险、更加有利可图的狩猎。掠夺物人人有份。大统领有时从猎获物中提取“五分之一”（或称“王室的五分之一”，这是王室的特权）。116 不管对谷物、对牲畜或者对人都这样提取。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士兵对军队日常正规生活感到厌烦，于是自行外出冒险。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钱财和新鲜食物，或者因为他们感到百无聊赖。虽然这些侵袭劫掠活动可能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把西班牙的名字引起的恐怖传播远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内地和堡垒之间的必要的和平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迭戈·苏亚雷斯认为，必须进行这种袭扰劫掠，与此同时，还必须态度随和，还必须增加在堡垒周围躲避而自己也保卫堡垒的和平的摩尔人，即顺从的土著居民的人数。这位军人——年代史编者根据自己的意思重复这句平常的谚语：“摩尔人越多，就挣得越多。”这就是说，摩尔人越多，谷物就越多，“吃的东西”就越多，牲畜就越多117 ……但是，克制自己，不对可贵的供应者进行袭击、恐吓，因而不抛弃、疏远他们，与此同时却又不破坏构成驻防地的生活和防御的传统制度的事物，不破坏通过说服或者使用武力来完成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发展，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种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对西班牙的驻防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对在摩洛哥的葡萄牙的驻防地必不可少一样。没有这个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要塞就会停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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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制度并非没有产生过不幸事件和严重错误。1564年，从西班牙传来上级的命令：8、9两月暂停侵袭劫掠。土著居民被正式告知此事后，赶紧把谷物和粮食运往奥兰。就在这时，奥兰防区的司令安德雷斯·邦斯组织了一次侵袭劫掠，抓回11名俘虏。按当时市价计算，这次行动获利约1000杜卡托。这个数目当然可观。但是，当时在米尔斯克比尔担任指挥职务的弗朗西斯科·德·巴伦西亚拒绝参加这次行动。有人猜测这个弗朗西斯科不大喜欢他在奥兰的同僚。他不但拒绝参加这次行动，而且还写书面报告说，这次对上级抗命不从，使奥兰丧失了小麦和大麦供应。事实的确如此，土著从此不再来驻防地了。这是好事吗？他还更加笼统地写道：“我谨禀报陛下，在我看来，迄今进行的侵袭劫掠活动把土耳其人引入了特莱姆森王国。”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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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指控言过其实。如果把侵袭劫掠活动列为驻防地的艰难困苦的和离群索居的生活的原因，那么这种活动丝毫不能说明为什么西班牙在非洲的土地上最后归于失败。这种活动不比衣衫褴褛的士兵的饥饿或者负责他们的思想教育的稀奇古怪的神父等更能说明这种失败。在这些神甫中有一个法国人。此人在梅利利亚临时充任神父，他很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神品。他还通过一个什么神迹始终过着终日好酒贪杯、半醒半醉、飘飘欲仙的生活。119 上述的侵袭劫掠活动也不比土著居民的背信弃义更能解释这种失败。一个西班牙船长说：这些土著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一个意大利人高呼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忠诚老实的人”……这些对当时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理由在历史的面前分量减缩了。西班牙不充分使用非洲驻防地，只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不过是天主教世界的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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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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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面对伊斯兰世界，处处设防自卫，这个宽广的景象是个重大标志，也是个重要证据。伊斯兰世界却宁肯使用大量骑兵打进攻战，而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正如纪尧姆·迪·韦尔120 在谈到土耳其人时所说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总是把身子悬在空中”，以便向敌人猛扑下去。总之，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对这个现象能够作出解释吗？埃米尔·布尔热瓦121 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基督教世界随随便便、满不在乎，放弃大片土地，特别听任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落入伊斯兰世界手中。尽管基督教世界在大西洋彼岸专心致志于扩张，但是，还有什么事物能比它对伊斯兰世界所采取的态度更加顺理成章的呢？这种态度就是：采取一种花最少的费用，使用大炮和复杂的防御工事来进行防御的政策。这是一种把背转向东方，对之不予理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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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寻求接触，甚至在必要时寻求殴斗这样的绝望的接触，这是因为，正相反，它想继续进行对话或者把对话强加于人，而这样做的原因又是它需要分享它的敌人的高级技术。没有这种技术，就不会拥有威势；没有这种技术就不可能在亚洲玩弄基督教世界对它玩弄的那种手法。土耳其人在卡尔尼奥尔的边界上经受、体验过西方的炮火后，试图训练土耳其骑兵使用手枪对付波斯，122 但未获成功。在这方面，土耳其人的航海词汇和基督教徒的航海词汇的接近和它们之间的明显的联系，更加具有结论的性质，例如kadrigha与galère（帆桨战船），kaliotta与galiote（荷兰圆头帆船），kalioum与galion（大帆船）123 就有这种联系。东方的学生除了借用西方的词汇外，还借用西方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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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末，东方人根据西方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的式样制造在黑海上航行的大型帆船。更有甚者，他们还仿造基督教世界的大帆船。124 土耳其人拥有这种船只20艘。这种船只是吨位为1500波特的大型运载工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运载工具保证了埃及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运送香客、糖和大米。125 我们还应该加上黄金。当然，黄金也从陆地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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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土耳其人面对波斯却修筑一道帝国长城。任何人对比自己更穷的人来说，始终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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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上行劫——正规大战的一种补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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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年以后，小舰队战、远征军战和大规模的围城战实际上都已经结束。1593年以后，这些战争在一定的程度上死灰复燃，但仅仅在地中海之外的匈牙利边界上进行。官方的大规模的战争被排除，就意味着和平到来了吗？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纷然杂呈，充分发展。毫无疑问，规律是行之四海而皆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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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军队在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之后的大规模复员，大大促成了宗教战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最后发展演变为远比国外战争更加严重的动乱。相反，从1555年到1618年，德意志之所以安定平静，是因为它把它的寻求冒险的军队的多余力量向外派往匈牙利和意大利，尤其是派往荷兰和法国。17世纪开始时，对外战争的终结对德意志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乔瓦尼·博泰罗把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战争同西班牙的和平对比，提出法国为自己在国外的迟钝懒散、无所作为付出了代价，而西班牙则因同时卷入世界上的所有的战争而得到好处。126 只要使别人家中兄弟阋墙、争吵不和，就可以使自己家中安宁平静和睦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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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年以后，地中海的大规模战争暂时中止。这肯定是发生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乱以及劫掠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大国之间的战争的停止，把海上行劫这种次等战争置于地中海的历史的首列。127 从1550年到1574年，这种战争已经占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地位。它发展、蔓延、填补了正规战争的减缓所留下的空隙。在从1574年到1580年这段时期以后，海上行劫活动加剧，范围扩大，并且从那个时期起形成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引人瞩目的地中海的历史的主流。战争的新首都不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阿尔及尔；不再是马德里或者墨西拿，而是马耳他、里窝那或者比萨。今天的暴发户取代了昨天的有权有势的人物。国际冲突蜕变为群众斗殴。一部混乱不堪的历史代替了一部伟大壮观的历史。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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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行劫——古老和普遍化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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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海上劫掠的渊源和历史同样古老。在博卡瑟的著作中，129 在后来塞万提斯的著作中，130 同在先前的荷马的著作中一样，都有关于海上劫掠的描述。这种古老的性质甚至使海上劫掠在地中海比在别处具有更加自然的性质（我们能说这种活动更有人情味吗？）。16世纪，在同样动乱不安的大西洋上，有毫无疑问比内海的海盗更加凶狠残暴的海盗猖獗为害。此外，在地中海，海上劫掠（piraterie）和海盗（pirate）这两个词不大使用，至少在17世纪初期以前是这样。通常使用的是海上行劫（course）和海上行劫者（corsaire）这两个词。法律上的十分明确的区别在并不彻底改变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有它的重要意义。海上行劫是合法的战争。正式的宣战声明或者武装私人船舶许可证131 、护照、委托、训令……等使这种活动成为合法行为。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这些说法在我们看来不管多么离奇怪诞，海上行劫确有“它的法律、规章，它的生动的惯例和传统。”132 德雷克没有受到任何委托出发前往新世界，这在他的很多同胞看来，似乎是不合法的行为。133 的确，如果认为16世纪没有国际公法、它的惯例和某些强制性的力量，那就错了。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交换大使，签订条约，并且经常遵守签订了的条约中的条款。整个地中海都是两种邻接而又敌对的文明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恒久的现实，它原谅海上劫掠这种活动并为之辩护，而为这种活动进行辩护，就是把它列入与之邻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体面的海上行劫的类别中。西班牙人16世纪使用两个名词。他们谈到柏柏尔人在地中海上的海上行劫也谈到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劫掠。134 海上劫掠这个词之所以在17世纪展延到地中海的活动中，这是因为西班牙想为内海的这种抢劫活动标上耻辱的印记，并且了解到，过去的海上行劫已经变质，这种活动以后只不过是所有的基督教强国为了破坏它的贸易、它的疆土、它的威势和它的财富而进行的伪装的、不合法的战争而已。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135 海上劫掠这个词，只在西班牙攻占马摩拉（1614年）之后，才应用于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这个城市被攻占时，该地的海上行劫者被从他们的基地赶走，逃到阿尔及尔避难。这个词便随同大西洋的船只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这个细节纯系猜测臆断之词，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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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读者会这样想：海上行劫和海上劫掠往往是同一个事物。类似的残忍行为和类似的压力，决定行动的方式以及对奴隶和掳获的货物的支配处理。尽管如此，在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区别：海上行劫是地中海本地的海上劫掠的一种古老的形式，有它自己熟悉的习俗、惯例、协议和谈判。抢劫者和被抢劫者没有像一出完美的艺术喜剧中的大众喜爱的人物那样在事前达成协议，但时刻准备谈判，然后谈妥。因此有很多中间调解人的网（没有里窝那的居中调解活动和它开的门，抢来的货物就会在柏柏尔的港口腐烂）。因此，对易受欺骗的历史学家来说，就产生了大量虚假的问题和危险的简单化的现象。海上行劫在16世纪不是任何海岸、任何集团、任何负责人物、任何罪魁祸首独占的活动领域。它是地区性的，经常猖獗为患。所有的人和物——坏人136 和有权有势的人、富人和穷人、城市、领主和国家——都被网在这面撒到整个海洋上的网里。西方的历史学家过去教导我们只对穆斯林海盗进行观察研究，特别只对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进行观察研究。阿尔及尔发达兴旺的好运遮没了其他一切景物。但是，阿尔及尔的这个好运并非绝无仅有。马耳他和里窝那是基督教世界的阿尔及尔。它们也有自己的苦役犯、监狱、人口买卖市场、肮脏的交易……此外，这种阿尔及尔好运要求人们持最严肃谨慎的保留态度。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物特别在17世纪，在这种好运的日益增多的活动的后面起作用呢？哥德弗雷·费希尔在其优秀著作《柏柏尔传说》一书中使我们认清了事情的真相，这非常正确。因为不只是在阿尔及尔，而是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人们互相猎捕，互相关押，互相出售，互相严刑拷打，人们经历了、熟悉了各个“集中营世界”的种种苦难、恐怖、贪婪和圣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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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上行劫活动往往与国家、信仰等并无多大关联，它只不过是一种谋生之道而已。如果海上行劫者在进行海上行劫后空手而返，阿尔及尔就会发生饥馑。137 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行劫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被抢劫者是什么人、什么国籍、什么信仰，而成了纯粹的抢劫。塞尼亚和阜姆的乌斯科克人既抢劫土耳其人，也同样抢劫基督教徒。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西方的海上行劫者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外海上被这样称呼）的帆桨战船和西班牙运输掠得的金银的大帆船的所作所为也如出一辙。138 他们抓捕他们能抓捕到的一切，其中包括威尼斯和马赛的船只，借口是没收船上的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的货物。威尼斯市政议会对此提出抗议，但白费气力。教皇是安科纳的保护者。他希望他的一面旗子就能保证船货一劳永逸地获得豁免。但是，船舶检查权不管是否滥用，仍然掌握在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手中。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也同样使用这种权利来没收船舶运载的西西里的或者那不勒斯的货物……检查云云，这在双方都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尽管威尼斯的帆桨战船不时给予各个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海上行劫者以沉重的打击，海上行劫仍然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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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年8月驶来抢劫伊比扎的船只是法国的还是土耳其的？139 怎样知道呢？既然这些船只抢走几大块咸猪肉，它们无疑是法国的。甚至在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内部，也发生火并和抢劫情事。1588年夏季，驻扎在阿格德的蒙莫朗西的士兵（没有军饷，至少他们声称没有军饷）开始驾驶一艘双桅横帆船进行海上劫掠，并且捕获来自海湾的一切。140 1590年，卡西斯海上行劫者抢劫了两艘普罗旺斯的小船。141 1593年，一艘法国船“浸礼会信徒让”号（它大概来自布列塔尼港）虽然有梅克尔公爵和西班牙驻南特的代理人唐·胡安·阿吉拉发给的必需证件和通行证，它的货物仍然被多里亚亲王没收、出售。142 船员被带上脚镣手铐。1596年，一些法国的，特别是普罗旺斯的单桅三角帆船，抢劫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海岸。143 20来年以前，1572年夏季，144 一艘船主为安托万·邦迪夫的马赛船“圣玛丽亚和圣约翰”号自亚历山大港满载而归。狂风暴雨使这艘船同它所属的马赛船队的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它在大海航行时，遇到一艘来自干地亚的拉古萨商船。这艘商船驶往西西里岛装载谷物运往巴伦西亚。商船俘获了马赛船，把船上的货物抢劫一空之后，让它沉入海底，并把马赛船的船主、军官和中级船员全部溺毙。这就是海上生活的意外风险。1566年，一艘法国船的船长在阿利坎特处于困境。根据这艘船的法国水手的一大堆诉苦，西班牙人什么时候想制造巨大困难，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制造。但是，上述的那个船长胆子很大。他把强行登上他的船的人统统抓了起来，而且还攀登城堡的围墙。145 他倘若成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1575年，一艘法国大帆船在柏柏尔的的黎波里装载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摩尔人旅客和犹太人旅客。旅客中“男、女、老、少都有”。这艘大帆船的老板肆无忌惮地把旅客和行李运往那不勒斯，并在该地把乘客和货物全部卖光146 ……下述事件无疑属于社会杂闻，但屡见不鲜：1592年，马尔蒂格的一个名叫库蒂尔的船长的船在罗得岛装载土耳其人驶往埃及。但是，这个船长却不把这些土耳其人运往原定目的地，而是运往墨西拿。147 还有纯粹的抢劫行为。1597年夏天，盗匪武装了几艘小船，并在热那亚海岸大肆抢劫，见到什么就抢什么。148 这些各国水手习以为常的行为却被弄得在我们看来如此令人惊讶不置，人们过去是在怎样向我们讲述历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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