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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拉纳达战争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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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68年末起——这是在严冬发生的一件怪事——几场战火开始先后在地中海周围燃烧起来并且变成熊熊烈火。有的距离海岸很远，但也有的距离海岸很近。1569年，战争日益频繁。它们历时或长或短，但全都说明了当时日益恶化的悲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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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浪潮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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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地中海的地方，荷兰战争已经开始。这不再仅仅是骚乱，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班牙以及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深深卷入这场战争之中。1567年8月阿尔贝公爵的到来，是恐怖统治的开始。这种统治使人噤若寒蝉。但是，1568年4月，抵抗开始了。继维利埃和路易·德·纳索的头几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之后166 ，威廉·德·奥朗日7月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这次袭击同样徒劳无功，于11月份在庇卡底边境一片嘲笑声中结束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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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阿尔贝公爵陆战获胜，并且长期获胜（至少直到1572年4月布里埃尔暴动之前都是这样）的话，海上的情况就远非如此。1568年，西班牙人和新教徒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大西洋上展开168 。这场战争蜕变成一场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隐蔽的尔虞我诈的战争。双方都遭到打击。英伦三岛被剥夺了它们的毛纺业所必需的西班牙油脂的正常供应169 。英国的回报是：西班牙帝国海上运输白银的大路，由于这件事产生的一切后果全被切断。比斯开的扎布拉连同它们运载的贵金属全被拦截掳获。阿尔贝公爵并没有立刻感觉到这场战争为英法海峡和地中海带来的后果。他像不止一个不能感知事物的先兆的政界人士一样，不了解对西班牙所属的荷兰来说，危险来自德意志或者来自法国少于来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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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另外一些人比他感受得深切并且已经谈论过。准备一旦信号发出就打击异端的庇护五世（他于1569年2月开除伊丽莎白出教）在1568年7月的信中170 强烈地声称这是对英国采取行动的唯一时机。西班牙驻伦敦大使格劳·德·斯佩斯大使参加了玛丽·斯图亚特在岛上的阴谋活动和北方男爵的叛乱，并尽力把这些男爵组织起来。他过分乐观，对西班牙政治赌博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过分重视，缺乏全局观点。但是，他认为1569年西班牙掌握着三张可以用来对付英国的牌，这一点或许并没有错。这三张牌是：苏格兰的局势、爱尔兰的局势171 和即将爆发的英格兰北部天主教大领主的叛乱。菲利普二世受到这项大胆的策略的引诱。阿尔贝公爵则以缺乏经费和当时欧洲的局势为理由，反对这项策略并战胜了他的君主。阿尔贝公爵这个假伟人心地狭窄、目光短浅，奉行近视政策，只能在近距离内作战。他实行大赦为时太晚。他让苏格兰女王逃往英格兰，使苏格兰变为新教国家，让英格兰北方的男爵徒劳无益地暴动172 。这些男爵的叛乱被伊丽莎白花很小的代价镇压下去。最后，当时间对他有利时，他不去打击动荡不安的英国，而去进行谈判，玩弄手腕，大耍花招。1569年，谨慎者不是国王菲利普二世，而是同本国远离这一状况以及当时的局势使之成为当时的主人的阿尔贝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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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隆朱莫和约只在很短一个时期生效。1568年8月，随着科利尼和孔代亲王逃往罗亚尔173 ，开始了第三次宗教战争。这与西班牙在佛兰德的行动有无可怀疑的联系。但是，胡格诺的首领向法国南方撤退几乎并没有使战争接近地中海一步。7月份，地中海地区有人担心德意志“步兵”会降临那里。隆朱莫和约使这些德意志“步兵”无所事事。他们被人认为得新教徒之助南下意大利174 。这种假设在西班牙受到怀疑。法国内战再起使很多这类假设化为乌有。第三次异常激烈、残酷的内战只在1570年短短一段时间内波及地中海地区。当时正值雅尔纳克和蒙孔图尔战役年之后，科利尼海军上将在他的“向前的溃败中”，从加龙河谷到达濒临地中海的法国南方，然后到达罗讷河河谷175 。1569年夏季，当这位海军上将进抵圭耶内时176 ，西班牙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使天主教徒要求得到来自比利牛斯山另侧的西班牙的支援，正如他们过去曾经在佛兰德得到支援一样177 。要使力量的不均衡明显地有利于天主教徒，这种援助并不必要。但是，难道应该像弗朗塞斯·德·阿拉瓦那样认为只要宫廷愿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新教徒，特别是把海军上将清除掉吗？西班牙大使责备法国国王的顾问如蒙莫朗西、莫尔维利耶、利摩日、兰萨克和维埃耶维尔等人178 。他这样归咎这些人，似乎勇气并不重要，空间并不存在，法国受迫害的人并没有依靠外国新教徒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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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争就谈到这里为止。东方的情况也是这样。战争在离地中海海岸相当远的地方进行，在土耳其辽阔的边境，从黑海周围的地区直到红海海岸猖獗为害。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外围战争。1569年，这场战争比其他因素都更使塞里姆和他的舰队在地中海无法活动。其次，这还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其矛头间接指向敌对的波斯的军队。波斯已经变成亚洲，特别是中亚、印度和印度洋之间的一个大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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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作战区域是今天俄罗斯的南部地区。土耳其人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结成联盟，依靠他们和土耳其人自己征募来的准备使用于开山挖河的土方工程的罗马尼亚农民，力图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回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79 。俄罗斯人1551年和1559年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我们对欧洲情报人员提供的数字并不字字信以为真。但是，鉴于战区辽阔，我们可以承认这场战争需要大量兵员、大规模的运输和在作战基地阿佐夫储存粮食和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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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打击莫斯科人、惩罚他们（正如再次急于为自己辩护的土耳其的极其拘泥形式的外交人士所解释的那样）以便支援一个受到俄罗斯人不公正的打击的封臣——克里米亚的可汗——，这就是这次远征的目的吗？事实上，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16世纪同样遭受克里米亚的这些游牧民族的劫掠，不会不乐于互相谅解以对付这个缓冲国180 。另一方面，这次远征并没有给人以土耳其人要为自己开辟通往中亚的道路的雄图大略的印象。剩下的理由更加简单：这是一次远距离的对抗波斯人的军事演习。土耳其人制订了开凿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运河并利用这条运河把黑海和里海连接起来的计划，一项为他们的帆桨战船打开一条直达波斯内海海岸的航路的计划。这是索非已经感觉到的明显的危险181 。因此，他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尽力煽起高加索的百姓和诸侯反对土耳其人。1570年，俄罗斯人掳获了土耳其侵略者的器材、装备和大炮，土耳其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受到挫折。但是，这些都并没有使这个行动的规模减缩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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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场战争变得引人瞩目起来。这场战争两年前已经开始，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遍及阿拉伯各国。也门南部叛乱地区183 是这场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地区。“阿拉伯国家”意指进行黎凡特贸易所必经的广阔地区。根据那个时代的人估计184 ，这些国家的叛乱使土耳其人每年丧失近200万金币。此外还得加上进行一场远离本土的战争所花费的巨额费用和遇到的大量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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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相信这两场在土耳其国家后方进行的战争十分激烈的事实是：土耳其素丹在地中海前线按兵不动，几乎完全放弃了海洋185 。基督教徒在这个海里，至少在这个海的西部和中部，为所欲为。8、9月份，多里亚和胡安·德·卡尔多纳的帆桨战船可以在西西里附近的海域不受惊扰，追捕海上行劫者，战果甚丰186 。但是，要准确地评断土耳其素丹的政策必须更好地了解奥斯曼的历史的底蕴。因为1569年末为征伐塞浦路斯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备活动，突然使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从它前此4年的昏沉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187 。这次远征计划的制订日期，可能要上溯到前几年，至少要上溯到1567年卡拉马尼的设防。可能正是由于这次设防，或者至少部分由于这次设防，土耳其素丹轻易就接受了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休战吗？也由于这次设防，他想在投入这一重大的行动之前处理好他的内部事务吗？因此，在我们刚刚谈到的于1569年进行的各次战争中他劲头十足。据说，这一年约瑟夫·米卡斯教人把王国的纹章画在他的纹章上。素丹已经答应把塞浦路斯赏赐给他。还据说，1569年及时焚毁了威尼斯海军造船厂的那场大火的纵火者就是米卡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用钱收买的代理人。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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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无疑的是：土耳其进攻威尼斯这件事长期以来就在流传之中。毫无疑问，这就是谣传的西班牙和威尼斯市政议会结盟的原因189 。散布这个谣言的是行事审慎的威尼斯；传播这个谣言的中心是罗马。威尼斯当然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舰队。但是，它纤细脆弱，根本无法和土耳其这个庞然大物相比。它如果受到这个妖怪的攻击（上帝知道它为了避免这个灾难一直在作各种让步），就只有依靠基督教世界，依靠意大利，依靠西班牙，即依靠既拥有西班牙也几乎拥有意大利的菲利普二世才能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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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战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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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战备武装节奏加快、处处剑拔弩张的世界里，爆发了格拉纳达战争。这场战争开始时还不具有第二级，甚至第三级军事行动的规模，但很快就变得十分激烈起来。但是，无法说出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多大的程度上在外部引起了谋算和希望，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激情狂热并且改变了西班牙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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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最先发生的是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几个摩里斯科人在紧接1568年圣诞节的一个夜晚到达格拉纳达，走进城内，高声叫嚷，要求愿意保卫穆罕默德的宗教的人追随他们190 。他们进城时是60来个人，出城时已达1000人左右191 。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写道：“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起像人们以后或许会说的那样的重大事件。”192 阿尔巴伊辛这座最大的摩尔人的土著城市的确并没有发生什么骚动。然而，如果没有封锁山中要隘路口的大雪，格拉纳达很可能就会遭到大股力量侵犯193 。摩里斯科人的这次行动本来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并且焚毁全城。这次行动的失败迫使叛乱分子逃往山中。另外一些摩里斯科人不久就同他们会合。这些摩里斯科人往往多是王国其他地方的人，而不是首都的居民。他们的人数估计在4000左右194 。绍利在致热那亚共和国当局的信中说：“有的人说得多于这个数字；有的人说得少于这个数字。一直到现在，我还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根据判断，这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因为暴动发生得不是时候，正在进行的对付他们的准备工作规模很大。从科尔多瓦、乌贝达、巴埃萨和其他地方开出了大批骑兵和步兵。”195 根据某些传闻，摩里斯科人在奥尔希瓦构筑了工事（这是塞萨公爵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大炮，怎么办？绍利继续写道：“据说他们中间有土耳其人300名，但人们从其他方面获悉，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艘碰触了海岸的荷兰圆头帆船上的8个至10个生还者而已。”这主要还是一个乐观的报告。这个报告所谈的只是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的情况。不管怎样，这篇文章出自某个党派的一名成员之手，并非不偏不倚。绍利同所有的热那亚的代理人（或者谈到这件事的托斯卡纳代理人）一样，在谈到西班牙人时就称之为“我们的人”。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富克沃既要客观又更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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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场宗教战争，这场相互敌对的文明之间的战争，自发而又迅速地蔓延到事先已经充满仇恨和灾难的土地上196 。1月份阿尔梅里亚就被叛乱分子包围197 。2月份，在格拉纳达拥有庄园、领地、城镇和封臣的塞萨公爵估计叛乱分子为数15万人，其中4.5万人有武器198 。3月份，叛乱从山里扩展漫溢到平原上199 。叛乱分子同阿尔及尔之间的联系对谁都不再是个什么疑问了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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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当局来说，暴动从一开始就显得极端严重。这可能是由于为了给阿尔贝公爵进行的征伐提供兵员，从西班牙南部轻率冒失地抽走了大批居民。该地比其他地方更大肆征兵。其次，西班牙不习惯于在本土作战。它还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一项预防措施是为了立即征兵而发送钱款给格拉纳达的大统领蒙德哈尔和穆尔西亚的省长洛斯·贝莱斯侯爵。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处于戒备状态以阻止可能来自非洲的援军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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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竭力保密，使叛乱的消息不到处扩散流传。菲利普二世在一封给那不勒斯总督的信的旁边写道：“格拉纳达的事以保密为好。”202 但是，2月19日203 ，那不勒斯方面回答他说，叛乱的消息已经经由热那亚和罗马两地传来。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消息已经不胫而走，迅速传往君士坦丁堡。叛乱分子向那里求援204 。从西班牙的心脏到土耳其，运转着一根不间断地轮流接替传递消息的链条，那些巡游的和逃亡的摩里斯科人还不计算在内。他们是不知疲倦的云游四海的步行者、旅行者和联络人。他们在北非和君士坦丁堡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因此，土耳其政府没有插手摩里斯科人事件和过去威尼斯军火库的纵火事件的说法，是绝对不可靠的……1568年6月，唐·胡安在巴塞罗那和一个希腊首领举行重要会谈。这个希腊首领建议他煽动摩里亚起来叛乱。既然这样的会谈能够举行，为什么1565年、1566年或者1568年就不会有某个塔加林斯或者某个穆德哈尔和某个土耳其舰队司令举行类似的会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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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个消息一旦越过地中海辽阔的水域和欧洲的大片陆地，就至少爆发了两场不同的摩里斯科战争。正如相互矛盾至于极点、旨在在欧洲和东方煽起各种狂热偏见的报告、传说等在这方所勾画的那样，另外一场战争是格拉纳达战争。一张很密的阴谋和间谍活动网维持着东方的这种狂热偏见。我们很容易从东到西探查出这张网的来龙去脉，因为它牵涉西欧，因为西欧小心地保存下来这方面的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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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场战争的规模如何，西班牙的整个身躯肯定受到这场内战的损伤。1569年11月，暴动成了宫廷里每次谈话的题目205 ，而且还正如富克沃所说，现在是这里的“最令人吃惊的消息”206 。这位大使继续写道：“整个王国惊恐万状。”207 他趁此良机作了一番高谈阔论。他认为，臣民像过去起来反对法国的查理九世、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和佛兰德的西班牙国王一样，今天起来造他们自己的合法君主的反，这是时代的标志。“今天世界素性倾向于叛乱，在某些地区臣民素性倾向于造反。”查理九世后来以可疑的诚意撰文答复说，他希望叛乱分子连同“所有那些像他们一样曾经拿起武器扰乱他们的国王和君主的国家的人”会受到惩罚。208 但是，对西班牙来说变得令人十分关切忧虑不安的局势，他感到忧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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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的措施的确需要时间来进行安排。在这些行军困难、荒无人烟、整队整队士兵在那里有饿死之虞，而且有时的确发生这类事情的崇山峻岭中，怎样能够迅速行动呢？对有无数海湾的叛乱国家的漫长的海岸怎样能够进行封锁呢？这些海岸为运输兵员、军火、武器（基督教徒俘虏充作购买武器的支付手段：1名俘虏交换1支喇叭口火枪209 ）、大炮210 、给养、大米、麦子或面粉的阿尔及尔船只或者柏柏尔船只提供停泊地点。在这些海岸上，不是国王而是当地封建领主当家做主；在这些海岸上，走私活动和海上行劫有确定的道路和习惯做法211 。对当局来说，海上和陆上的战争开始时进行得不顺利。蒙德哈尔是个可敬的统帅。但是，未来的红衣主教德萨在背后对他诬陷中伤，使他无法指挥。这位红衣主教还千方百计把洛斯·贝莱斯侯爵这个庸碌无能之辈推到台前。镇压毫不奏效，这就使残酷的战争旷日持久，不断扩大，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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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能阻止菲利普二世装得满不在乎、无忧无虑。富克沃指出，菲利普二世对格拉纳达的骚乱“装得毫不在意。”212 菲利普二世认为土耳其人有很多其他需要关切的事，还认为有帆桨战船守卫，来自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不可能进行援助。只需“基督教社会”，即安达卢西亚的民兵行动起来，就足以使一切恢复正常。国外的西班牙人都没有官方的这种乐观情绪。在国外，西班牙的代理人殚精竭虑同恶意的夸大、谣传等进行斗争。在伦敦，西班牙大使格劳·德·斯佩斯特别为此哀叹。5月份，有人甚至“高声叫嚷”，公开宣布西班牙的其他王国造陛下的反的消息。“这里的人不了解西班牙人的忠诚……”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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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西班牙人并不需要用辉煌的胜利中的任何一次来粉碎这些日益增多的谣言。打这些胜仗的战场、死亡人数和俘虏人数都可以明确举出……在这场规模很小但极其残酷的战争中，战斗进行得断断续续，投入的兵力很少，双方军队都在毫无官方控制的情况下肆意屠杀214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公报发表的斥候战。4月8日，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的帆桨战船在驶返西班牙海岸途中，在马赛的外海海面上，遭到一场风暴的袭击并被吹散。虽然这场风暴并不是西班牙的敌人乐于宣布的总灾难215 ，但似乎是一起相当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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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战役开始没有打好，又指挥失当，而且军队各级领导都有错误，因此旷日持久，耗费巨大。4月，奥地利的唐·胡安被任命为总司令。这项任命开始时并没有使局势丝毫改观。经验证明：仅仅使用民兵是不够的；需要从意大利调来军队（从那不勒斯216 和伦巴第的217 西班牙步兵团抽调来）；需要在加泰罗尼亚征募军队218 。必须让这些增援部队有开到的时间。从1570年1月起，即在叛乱开始一年以后，当唐·胡安终于能够自由行事，决定进行最初的几次打击时，局势才明显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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