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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雷蒂（17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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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嗜好中，最好的（或者说最坏的）是烟草。开始的时候是吸烟斗——印第安人安静沉思时吸的烟斗，后来慢慢地形成了其他名目繁多的吸烟方式。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方式，今天就没有人像18世纪所流行的那样吸鼻烟了。烟草是南美最早出口的高利润商品，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引发出截然相反的情绪。有些诗歌和散文对它大为颂扬，也有的对它痛加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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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发生变化的同时，新世界也在发生变化。西印度群岛除了狗与猫之外没有家畜。美洲北部有野猪和野牛，南部有被驯服的美洲驼和野生骆马。但是，美洲没有大牲畜，第一匹马是哥伦布带去的。（或许）大家还记得，科尔特斯的马把墨西哥人吓坏了，以为入侵者是天神下凡。皮萨罗在攻打秘鲁的印加人时也占了同样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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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进口大量的动物和植物，西班牙人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大规模地在新大陆的南北两部分建立起他们的权威和文化。他们带去了牛、猪、骡子、绵羊、山羊、兔子和欧洲种的狗，使殖民者感觉新大陆像是自己的家乡。带植物漂洋过海困难些，它们也很难适应热带的气候。但是，小麦、葡萄、甘蔗、橄榄、柠檬、甜橙和酸橙、香蕉，还有希望能够造丝而带去的桑树在美洲成功地扎下了根，虽然其中有一些植物在当地也能找到野生的品种，但那些野生品种是不能立即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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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蜜，或泰斯庇斯的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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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路德的啤酒，我为它们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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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可以享用它们，只要不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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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琼森《邀友人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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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习惯看着讨厌，闻着难受，伤害大脑，危及肺脏；刺鼻的烟雾就像是无底的冥河冒起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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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詹姆士一世（16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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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务细节证明西班牙人不只是探险家，还是真正的殖民者和垦荒者。他们带去了新大陆上的第一个欧洲文明。从那之后，货物和习俗不断互通，使新旧大陆之间日益相似。最后二者完全混同起来，大西洋两岸的文化统称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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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西班牙宫廷里，廷臣、教士、殖民地总督和文人学士，人来人往，不断带来新西班牙的消息和谣传，包括葡萄牙人在印度、马来西亚和日本设立了“工厂”（贸易站），以及其他国家也开始企图加入所谓欧洲的扩展。哪些是事实而哪些纯属臆想，则难以辨别；即使是书籍这种似乎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也不例外。从世纪中期开始，用方言写作的“游记”一类的书籍开始流行起来。［参阅奥利弗·沃纳（Oliver Warner）的散文《从哈克卢特到库克的英国航海著作》（English Maritime Writing from Hakluyt to Cook）。］最初的作品都基本上限于它们所用语言的流行地区，但是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在1544年出版的《宇宙世界志》于1550年再版后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6种语言，到世纪末共再版了36版。［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的短篇小说《梅利埃格大叔遗嘱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Uncle Meleager’s Will）对这本书作了有趣的评论。］《宇宙世界志》中所载的大量材料中有事实也有幻想；到后来才出现这方面仔细全面的记述，正确的概念才慢慢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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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克卢特于1584年写的《潜水者的旅程》是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作品。在后来的10年内，它进一步扩充成三大部，似乎是专为让莎士比亚研读的。但是，莎士比亚虽然吸收知识如饥似渴，却在他的剧本里几乎没有利用哈克卢特这本书。对于他以及生活在1596年的观众来说，虽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但是说到商人时他们想到的还是“威尼斯商人”，而不是加的斯、伦敦或鹿特丹的商人。在莎士比亚更早几年写的《错中错》中，“美洲、印度群岛”这些词都缀以惊叹号，接着是词藻华美、凭空幻想的说明：“……那儿遍地是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遭到拒绝的贪婪的西班牙人派遣舰队，兵临城下。”直到20年以后，莎翁写出了《暴风雨》，里面才出现了“美丽新世界”这一名句，以及“永远为波涛冲打”（风暴雨狂）的百慕大和嘲笑理想国的一幕（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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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传播如此杂乱无章，必定导致一些人名和地名的永久混淆。由于哥伦布的错误，出现了“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至今那儿的居民还被称作印第安人（Indians）。［早就应该使用人类学家常用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这一名称了。］出版韦斯普奇第四份报告的威尼斯印刷商造了一个出奇的词“新世界”作为报告的标题；哥伦布则把新大陆称为“另一个世界”。“亚美利加”源自“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名字），制图人瓦尔德塞弥勒把谁首先登陆弄错了。几年以后，韦斯普奇采纳了印刷商提出的“新世界”的说法，首先报道了那里吃人肉的习俗（其可靠性未可确知）。他的书大获成功，到世纪末一共再版了30次。“亚美利加”因此已成确定，除它以外，不可能再用其他的名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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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称实在很合适。尽管相比之下，哥伦布是个更加伟大的航海家、一个真正的英雄、独一无二的先驱者，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到达了什么地方。是韦斯普奇第一个意识到，并亲眼看到，巴西的海岸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大陆的海岸。需要指出，把“美利坚”（America）作为名词和形容词来指美国，是需要使然，不是占用整个大陆名称的不当行为。即使美国另改他名，“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还是不会放弃“加拿大人”、“墨西哥人”、“秘鲁人”的称呼。由于在1792年首次纪念了哥伦布而提高了他的名望，19世纪早期就有些人企图捧哥伦布，贬韦斯普奇。华盛顿·欧文就是哥伦布的狂热仰慕者，主张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美洲大陆。辩论十分激烈，但最后还是决定保持原名不变。不久之后，韦斯普奇的一位直系后代亚美利加·韦斯普奇小姐呈请国会，要求得到金钱补偿，因为国家使用了她祖先的名字，但她被礼貌地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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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帝国、为害一方的土耳其人和与他们相勾结的北非海盗、被监禁在马德里的莽撞的法国国王、对罗马可耻的洗劫、女士的和平——这些就是萦绕在16世纪下半叶马德里居民脑海中的形象。同时，他们一定还为西班牙军队的战绩而感到自豪。有两场胜利尤为突出，一场是1543年在米尔贝格大败异端新教军队，另一场是1571年在勒庞托的海上战役。前一场战斗是由查理皇帝指挥的，后一场则是由他心爱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堂·约翰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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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步兵名扬天下，这要归功于那个世纪的另一个发明：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请注意步兵infantry中的infant，它是小兵的意思。）骑兵和骑士在词义上是同源词，共具中世纪的特点，在16世纪双双衰落下去。瑞士人成了新的战术家，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地形不宜骑马。是他们发明了新的军队规则和用途，虽然第一支“步兵”是在西班牙出现的。不久，德意志北部的长矛兵成为可与瑞士人相媲美的雇佣军。在新的作战阵型中，士兵们紧挨着组成一个方块，手里挥舞着特长的枪矛来冲散原来起决定作用的骑兵的冲锋。（委拉斯贵兹的画作《布雷达守军的投降》对枪矛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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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新起用古希腊的步兵方阵之外，16世纪还增添了火器。火药在200年前就已得到发明和使用，但是直到这个伟大世纪的后半阶段，它才真正地发挥作用。1552年的梅斯之战表明，几十门炮就能攻破城堡的围墙，对于骑马的人来说，用手枪杀敌比用剑和长矛容易得多。火器装备给轻骑部队赋予了新的作用，可以在战斗中打先锋，也可以护卫步兵侧翼。大炮迫使城镇和各省重筑碉堡，为此目的聘用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往往又是艺术家或数学家，能运用最新的科学发明（243；313＞）。达·芬奇便是这个新专业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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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作战得胜自然使人认为西班牙人是“天生的战士”，无往而不胜。其实是不同的民族轮流各领风骚：一个世纪之后，法国人继承了这个头衔；再后来的那个世纪里，它落到了德意志人头上。“天生”不过是一种比喻。情况的变化和野心会激发人所共有的能力。20世纪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被认为是“天生的商人”，谨小慎微，极力妥协，现在却强硬好战。激励着16世纪西班牙人的状况和野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个半岛中部和北部的人民800年来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有时是互相残杀，但更经常的是与南部的敌人作战，那些人是摩尔人，是北非裔和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教徒（不是《奥赛罗》里误以为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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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在遥远的西方登陆的同一年，西班牙人向摩尔人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格拉纳达王国发起了最后的“再征服”。由此可见，西班牙人的战斗精神来自宗教仇恨，他们仇恨的对象还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人数众多，为阿拉伯人所容忍，而且对他们有相当的影响力。把他们打败后，原来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以皈依，被称为摩里斯科人或基督教徒，但他们因为被怀疑是假皈依而不断遭到迫害。最后，他们要不就是被驱逐，要不就是受到宗教审判后被处决。与此同时，人民之间大量通婚，许多最上层、最骄傲的西班牙家族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祖先中有摩尔人或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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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悠久的传统产生了一种文化类型，看起来似乎是遗传产生的，这就是西班牙贵族（hidalgo），据说它的意思是“某个人物的儿子”；西班牙的农民不是战士，于是被认为微不足道，不算人物。西班牙贵族所象征的是战斗精神，在私人生活中这意味着脾气火暴，动辄决斗。这些人中，有些是大公，他们显赫的标志并不是物质上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而只是在皇族面前不必脱帽。只讲究形式，不注意实质，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对一个西班牙贵族大公来说，行为高傲、严厉就是一种补偿。他甘于贫困——常常明显的营养不良。贫困的原因是从新西班牙流入的金银导致了通货膨胀，因而造成他的租收贬值（107＞），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家产由于管理不善或者地方上的战争而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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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顺的河，温顺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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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的水流被鲜血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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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勇敢和高贵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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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尸体沿着垂柳岸边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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