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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会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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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阿尔米达与雷纳尔多的交战（1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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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男巫、妖怪和女巫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去相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本事和恶毒的把戏使人感到有趣，而且他们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史诗中的描述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男巫被斩首后居然还活了下来。在浦尔契的作品里，巨人摩尔干提看见猴子穿靴子，居然笑死了。在塔索的作品中，一个武士去清理被邪恶势力占领的一片树林，看到他已故的情妇在他眼前显灵，原来她已成为林中的一棵树。道德高尚和体力强壮的女子在这些冒险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尤其是民谣里勇敢的亚马孙在史诗中成了英雄和情人。就连帮助异教徒的迷人的阿尔米达，一旦被爱情感化后也赢得了我们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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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与文艺复兴拒绝中世纪的迷信，注重人和真实的理念格格不入。其实，这些史诗中会魔法的人充当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史诗中的众神的角色，而十二武士是卡斯蒂廖内的礼仪书中具有绅士风度的廷臣的化身。需要记住，在16世纪时，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中世纪的撒拉森人的角色被现代的土耳其人所取代，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以英雄杀死了阿尔及尔的国王而结束，这正是查理五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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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史诗中有三部——博亚尔多的《热恋中的奥兰多》，浦尔契的《摩尔干提》和阿里奥斯托为博亚尔多的诗所续的《疯狂的奥兰多》——里面的英雄追求好几个不同的目标，结果各不相同。顺便说明一下，奥兰多这个名字是罗兰的变体。奥兰多的疯狂是一阵阵的，是由爱情的嫉妒所激发的。但是这些诗的好处不在于它们的情节，而是各章节的魅力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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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比阿里奥斯托晚一代，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采用了一个新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仍然是宗教激情和爱情的糅合。史诗的英雄是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布永的戈弗雷，高潮也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攻克圣城。诗中的东征军所有将士全部坠入情网，只除了戈弗雷，他被描写为善良的化身，与真实的戈弗雷完全不同。其他人的恋爱故事被巧妙地穿插在军事活动中。这样，东征的目的没有被丢在脑后，只是推迟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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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去打仗，却不守规矩地一心谈情说爱，这样的描写当然会使20世纪的读者大为反感。但是，要公平地评价这些诗，就不能不考虑到诗的听众。书籍问世之后，享受它带来的乐趣的一种方式是为一群人大声朗读。现代人默读和单独阅读的习惯当时还不普遍，更不用说在床上阅读了，这需要暖气和明亮的灯光。在史诗故事中，翻新老故事的方法最能吸引读者。当时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接触大量不同形式的娱乐，因此不能接受完全不同的或者是非传统的内容。这些意大利史诗中不断穿插进别的故事和插曲，这种做法以及冗长的议论非但没有破坏诗歌的效果，反而加强了效果。其实，这种在故事中穿插故事的写法一直流行到了狄更斯时代。至于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求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闲人的消遣，正如只要等级还有意义，作战便是贵族的一种活动一样。宫廷的常客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两个题目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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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就会看到这四部意大利的史诗是与当时的时代完全合拍的。它们几乎都是一经出版即广为流传，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与诗人们同时代的显要人物称这些诗为杰作，并把它们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便是史诗的作用。据说，伽利略把阿里奥斯托的诗倒背如流，对它推崇备至，极力贬低那个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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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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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地位上说，他并不是暴发户：他来自分支遍及整个欧洲的伦巴底贵族大家族，其中最有名的是日耳曼的塔克西斯家族。在拉丁文中，taxus的意思是獾或紫杉树。塔索家族的纹章上画的是动物，但这位诗人喜欢把它解释为紫杉树，而他的一生使这个纹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悲伤象征[10]。在文艺复兴诗人中，他的命运引起了人们永远的兴趣，被视为遭到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艺术家的典型。他被赞助人费拉拉公爵关进疯人院整整7年，激起了其他诗人的同情和怜悯，他们对他的赞助人和社会大加鞭挞。歌德写了一个剧本，暗示因为诗人赢得了公爵妹妹的爱情，所以公爵要惩罚他的无礼。在参观了囚禁塔索的“牢房”之后，拜伦写了一首诗，描写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李斯特写了一部交响曲，第一章的标题是“哀怨”，第二章的标题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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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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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在的囚室变成未来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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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人都将因为我而前来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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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费拉拉，公爵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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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倾圮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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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中只见你空寂的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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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花环是你唯一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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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因一个诗人的囚室四海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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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塔索的哀怨》（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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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这个传说不能全信。给游客看的半地窖似的牢房并不是塔索被关押了7年的地方。在他实际居住的房间里，他写诗作文，与人通信，接待访客（包括蒙田），也接受礼物以及其他作家和贵族的赞扬。他的生活和苦难展示了天才与赞助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爱出风头，小心眼儿，时刻不忘自己的等级；托尔夸托·塔索则是个患狂躁症的妄想狂。塔索永远无法安顿下来，除了在费拉拉居住的那10年，他被囚禁的7年是他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最长时间。从小的生活使他养成漂泊的习惯。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但贫困潦倒又吊儿郎当。他带着幼子出去四处谋职，把妻子留在家中，她在孩子13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塔索并没有抱怨这种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和蒙田、莫扎特和柏辽兹一样，一生都非常爱戴和敬仰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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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16岁，这个少年就被送到帕多瓦大学去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写了一部题为“里纳尔多”的韵体浪漫故事，很快在威尼斯出版了；19岁那年，他动手创作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在帕多瓦，他还参加了朋友西皮奥·贡萨加创办的易特列尔学院，贡萨加后来成了著名的主教，并多次援救塔索。当时的学院由非专业人士随意组成，主要是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当时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研究柏拉图，阅读彼此的诗歌和文章，然后互相评论商榷。意大利每个像样的城市都至少有一所这样的学院，学院的名字标新立异。这样的聚会在国外被人模仿，到17和18世纪发展成为由国王赞助的正式学院，最后又发展为19世纪的专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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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为易特列尔学院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叙事诗的体裁——理论稍微超前于实践。这时候，他父亲已经对儿子法律学业的荒废无可奈何了，于是塔索被送到波伦亚去学习“典雅文字”。他的才能和高大英俊的外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埃斯特红衣主教延揽到身边，《里纳尔多》就是献给这位主教的。这个21岁的青年（在曼图亚病了一年以后）被带到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所在地，这个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阿方索的两个姊妹很快和他成了朋友，而他则在公爵身上找到了他史诗中的英雄，因为阿方索愿意派遣300名身着天鹅绒服装，佩戴金饰的骑士帮助皇帝与土耳其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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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把他的初恋留在了帕多瓦，现在又爱上了美丽的卢克雷齐娅·贝内迪多，但她不理会他的追求，嫁给了马基雅维利。塔索的恋人很多，这无疑是他居无定所的连带结果；陌生地方的新鲜感包括新的征服的诱惑。看来其中有不少爱情只是文学性的，并非出于激情。写几首精致的十四行诗记录自己新的爱恋，便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当时就是这样的风气——苦苦琢磨诗句的措辞，推敲新作去猎捕下一个情人。年轻的塔索轻佻虚荣，作诗赞美周围所有的公主，还参加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名为“爱情的五十条结论”的所谓辩论，他发表的言论逻辑混乱，充满了淫词艳句，却引起了不少男女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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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埃斯特大主教带塔索去拜访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国王评判诗歌慧眼独具，对塔索大为赞扬。但塔索口无遮拦，竟然放肆地评论法国宫廷中容忍新教徒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大主教从此与他脱离关系，自那时起（虽然并非因为此事），塔索的麻烦就开始了。尽管他拥有荣誉、爱戴、赞扬，可谓应有尽有，但是他还是不快乐，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他写了一部牧歌剧《阿明达》，在费拉拉和邻近的一个城镇上演后受到普遍欢迎。剧中痛斥宫廷生活，说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谎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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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对自己的成功产生怀疑。受到的赞扬越多，他越是想象他的敌人剥夺了他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赞扬。他还担心他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不够正宗，于是把史诗呈交给梵蒂冈，希望得到教皇的赞许。爱找岔子的审查官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横加挑剔，对他的作品严格执行特伦托的法令。塔索越来越烦躁不安，开始惹是生非。他能为一句侮辱的话而当众与人扭打，还担心有人刺杀他，然后又吹嘘他已经赶走了一队刺客。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费拉拉以外的地方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是塔索真正犯了大忌的，是他在友人贡萨加的帮助下秘密谈判，让埃斯特的敌人美第奇家族邀请他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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