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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公共领域转向个人生活。16世纪晚期，礼仪和家居生活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威尼斯，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意大利在举止优雅方面再次成为全欧洲的榜样。按照现代的标准，除了威尼斯以外，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不过是一排排房子挤在一起的烂泥坑。街道狭窄，坑坑洼洼，有些路根本没有铺过。街道两边的房子上层向前突出，对街的房屋几乎碰到一起，污水随意往下倾倒。威尼斯有卫生委员会，但其他的首都没有人检查卫生，除了少数的几条大街外，所有街道上都流淌着臭气冲天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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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的房子周围有空地保护着，但是现在观光客所惊叹的轩屋敞舍实际上在当时十分拥挤。房子里不仅住着一大家人，还有几十个佣人和食客，如门客、家庭教师、画家，其中可能有伟大的艺术家为赚钱提供专门的效劳。一座宫邸要容纳一族的人，家（house）这个词指的是家庭的成员以及隶属于这个家庭和靠它养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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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不论是贵族宫邸还是资产阶级的住所，内部和以前相比都多了许多房间。大厅被隔成几个房间，至少用帘子挡着；烟囱也有好几个。但是窗子仍然不多，又窄又小，有些没有装玻璃；在有些地方，拥有玻璃窗要缴纳很高的奢侈品税。每家仍然保留一间大房间，作为工作、休息、娱乐以及生孩子和停尸的地方。家具已经有了改进，椅子装上了扶手，椅背加高，还装了固定的坐垫。柜子本来只是盒子，现在发展成为有抽屉的柜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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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房间里，女士们一边梳妆，一边接待客人，甚至还没起床就会客，不过床可能是安在房间一侧的一块凹进去的地方。男女朋友如果成了熟客，床与墙之间的空间便成了聊天的地方，这就是沙龙的萌芽。一家之主在大厅里（chamber）操办事务，因此至今许多用语中都用这个词（而不用office），如：在庭法官（judge in chambers）、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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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居生活模式所代表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我们的不同。以床铺为例，床又高又大，四周围着挡风的帷幕，上方还有顶罩。床上睡一家好几个人，睡觉时光着身子，裹着一条被单睡在被子里。年长的人穿睡衣，戴睡帽。有时会让来访的朋友与他们同床睡觉。同样，医院里没钱的病人和小客栈的旅客也得睡通铺。从林肯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这种做法在美国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吃饭在厨房或大厅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活动的搁板桌旁。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可能不用盘子，至于叉子是肯定没有的。到了世纪末，这些纤巧的用具才变得平常起来，即使到那时，叉子也只是用来取菜，而不是用来把饭送到嘴里：要手指做什么呢？勺子是用来上菜的大勺。吃肉的时候，各人自己备刀，肉一般放在一块厚面包上一起吃，法文中叫作tranchoir，意思是砧板；由此产生了砧板人（trencherman）一词，现在这个词指大肚汉。喝饮料用的是金属杯子，大家轮流用。除了肉类以外，其他的食物盛在木碗里。一般来说，两个人合用一只碗。饭桌上唯一的讲究是饭前和饭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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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菜肴，文学中描述了菜肴丰富的盛筵。这类公共庆典上的盛筵在家庭中一般没有，常常是为了庆祝丰收而举办的，作为一种对前不久的饥馑的补偿。来宾不能任意享用所有的菜肴。身着制服的仆人站在一旁的边桌前，根据饭桌旁主人的命令上菜。剩余的菜由佣人享用或发给穷人。日常的用餐情况我们所知不多。在境况不错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一般有八道菜，先上汤，接着是几道肉菜、糊状的菜、鱼、水果和甜食。17世纪50年代时，人们很少吃蔬菜，根本没有素食主义者。这个问题的权威J·F·雷维尔说过，在这个时期，做饭即将过渡到烹调——烹饪学。也许精美的菜肴与在威尼斯发展起来的美声唱法之间有着一种文化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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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饭时洗手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不断重复的唯一卫生习惯。一生中洗澡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刚出生后，第二次是结婚前，第三次是死亡之后。这个世纪奠定了科学原理的基础，但也取消了公共浴室和经常洗澡的观念。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即使小镇上也有澡堂。里昂有28家。后来它们在欧洲各地全部被取缔是出于道德上的忧虑，而这一担心由于梅毒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关闭公共浴室是为了控制卖淫和其他不轨行为。我们把对“澡堂”的讨伐怪到英国的清教徒头上，但是欧洲大陆上并没有清教徒，这样的行动是时代精神促成的。即使洗澡也难逃瘟疫，因为瘟疫也可能是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的。每隔15年或20年，瘟疫都会席卷某个地区，造成城镇人口十人九死，许多人逃到乡下去避难。所谓瘟疫指的是三种致命的热病，其中最常见的是淋巴腺鼠疫，症状是腹股沟淋巴结红肿。笛福在《大疫年日记》一书中所描绘的伦敦的瘟疫并非异乎寻常，1630年米兰爆发的瘟疫也同样严重，两次都是毁灭性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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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多发灾害是火灾。在拥挤不堪的城市里，控制火灾或逃脱火灾都非常不易。1666年的伦敦大火使20万人弃家出逃，在大火燃烧的5天中，他们只能在附近的田野里避难。但是也有记载说有人根本没想逃离火灾或抢救家具，尤其是因为某个巫婆预测说这场灾害是上帝的一种惩罚。出于巧合，我们所谈论的这20年时间中，有15年是安然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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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衣服既厚又无法清洗，也同样不卫生。当然，除了塔希提岛上的居民之外，人的衣着从来是不合理的。即便是罗马的托加，看上去宽松舒服，其实穿衣需要两个人帮忙，所以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1650年左右，男子和女子的服装仍然可以反映个人的爱好，但是以前的华丽已经不复存在；鲜亮的色彩被黑色、暗褐色和深绿色所取代。妇女们还穿束胸，不再是金属的，而是用鲸鱼骨制成的，但裙围张得不那么开了。晚礼服镶上了金银线的滚边，或是花边和宝石。男人的紧身裤换成了马裤，剪裁的式样是我们今天称为灯笼裤的那一种。西班牙发明的用来装零碎物件的男裤下体盖片这一有伤大雅的服饰完全消失了，但它在1997年却又重新出现。挂东西的女用宽腰带变窄了，只作装饰之用。男子的腰带用来挂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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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和女子的褶皱高领都换为带锯齿边的宽衣领。鞋子和靴子也变得平实起来，去掉了尖头，尽管有些女子开始踩上了高跟鞋。为了防泥污，户外穿的靴子往往是高筒的。高筒靴是必需品，因为马是唯一的快速交通工具。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有两项发明得到了普及，其原因不是速度，而是出于舒适的考虑。一个发明是一种椅轿，在椅子的两侧装上两根长把手，人坐在椅子里，让佣人抬着走。另一个发明是用乡下的轻车改装的马车，但尚未装上减少颠簸的铁带和弹簧。即使这样，它还是被谴责为有损意志，在德意志地区马上被禁止。结果当然是禁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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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时代，发型总是带有一定的含义。它体现了阶层、素养或反抗精神。流行的式样多变无常，有时是由于偶然的事件而发生变化。路易十三因黎塞留主政，自己无所事事，于是突发奇想，决定皇家的卫兵必须剃须。很快，所有人都剃掉连鬓胡子，改蓄唇髭和下巴上的一小簇胡子。头发是允许留长的，至于直发还是卷发，根据个人的虚荣程度和年龄因人而易。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1660年，突然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假发套成为时髦，渐渐变成了既是头套，又把脸框起来的东西。法国国王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这个花样儿波及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个世纪晚期，俄国的彼得大帝在他的国家搞现代化时，下令征收胡须税。与此同时，女子的发型（当时头发尚未高高地堆在头顶，盘成一个复杂的结构）比较简单，额前梳着刘海，瀑布式的卷发从两边挂下来，常常用钢丝固定为扇子形状。小卷状的头发被称为羊羔式，意思是像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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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品味和实际条件的限制，社交礼仪既粗糙又繁复便不足为奇了。比如，写信为了追求风雅而把传统的以及临时编造的客套话混在一起，调子既谦卑又诚挚：“你的顺从的仆人。”封建社会主仆关系的感觉尚未转化为纯客套性的东西，与我们现在在信的开头称“亲爱的”以及在信尾签名时写上“你的”不一样。从当时的礼仪书中我们得知，社会交往中对身体方面的基本体面并不注意。如要了解这方面难堪的细节，可参阅当时的小道记载。以下的事实也很说明问题：在1660年，法国国王只拥有五块手绢，王后只有三块手绢，国王的情妇只有两块手绢。从博物馆收藏的小小的、漂亮的香水瓶也可以略微想见当时的情形，那时人们在拥挤的场合为备不时之需都随身携带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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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与身体相关有伤大雅的事情满不在乎的同时，对其他一些事情却十分敏感，因而产生了决斗。当然，决斗比家族间世代相传的宿仇稍好些。但是，正如一些有头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怎么能靠击剑的技术来实现公正呢？对于自负的人和蛮横的人来说，他们的“荣誉”半点儿也碰不得，别人的一瞥也会挑起一场决斗。亨利四世的首相苏利公爵在163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估计在之前的12年中，大约有8000名绅士在决斗中身亡，每星期死12个人以上。他的后任黎塞留严格执行王室的禁令，但是这种做法依然屡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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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火枪手》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高乃依的悲剧《熙德》更加生动，他用当时的历史材料说明为什么其中的两场决斗值得我们敬佩。荣誉高于爱情。当然，决斗常常是为争夺女人而引起的，她出于虚荣可能还从旁推波助澜；但结果总是两败俱伤：一个男人被打死，另一个被迫出逃；而女人两头落空，成为其他仰慕者争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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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就两性平等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提出了出色的理论，但同决斗一样，发出的呼吁也是无人理会。16世纪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女性，统治者中有伊丽莎白女王、萨伏伊的路易丝、帕尔玛的玛格丽特；诗人和小说家有路易丝·拉贝和纳瓦尔的玛格丽特，更不用说参与梵蒂冈决策进程的意大利女政治家了（＜85）。这些例子促使那时的人思考起男女平等的问题。17世纪40年代，好几名妇女和两位神父写书指出：轻视妇女，不准她们受教育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看到，玛丽·德古尔内的理论最为激烈，也最有说服力。她是蒙田的“女儿”，在蒙田去世后编辑了他的著作《随笔集》（＜134）。她和与她意见一致的人面临着一大难题：女子在精神和道德上意志薄弱，这一教条有古老的伊甸园故事为依据。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怎么能够怀疑或反对《圣经》呢？玛丽和一位思想开通的神父成功地绕过了这个神学上的障碍。在所有呼吁妇女权利的著作中，这位神父的著作篇幅最长，旁征博引，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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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多瓦和波伦亚大学显然也越过了《圣经》的障碍。帕多瓦大学授予著名的安娜·冯·斯许尔曼荣誉学位。她是当时最博学的女子，精通7种语言，包括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埃塞俄比亚语，波伦亚大学给了她讲师的职位。她写了15篇论文为妇女的权利申辩，篇篇都说理深刻，无可辩驳。还有一位女性也因其聪慧睿智引人注目——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其实在她于1650年退位，专心投入研究之前，她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208＞）。在她之前有一位帕拉廷郡主伊丽莎白启发了科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最深刻的思考，在他给她的大量信件中可以找到他的著作中没有的对一些问题的答案（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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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瑞典和帕拉廷领地，在蛮荒的新英格兰，另一位女子宣称她有权在男子的活动领域内与他们竞争。她叫安妮·哈钦森，是一位传教士。她开明的宗教观点使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个神学势力很大的社区面临被分裂的威胁。最后，宣布她传播80条错误论点，予以驱逐。她去了不久前由罗杰·威廉斯建立的普罗维登斯，他也是在被放逐后建立了这个地方的。然后她又到了纽约的海盖特，在那里被印第安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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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观点和影响使世纪中期的法国在礼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召集起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几位男性），他们的谈话广为流传，确立了一种时尚，那就是讲话措辞准确，谈吐文雅，在社交和婚姻关系中彬彬有礼，照顾彼此的感情。这些精英为文法和词汇、追求异性的方式和维持友善的办法确定了各种规矩，一个人遵守这些规矩才会有自尊。卡斯蒂廖内在《廷臣论》（＜85）中提倡的思想被他们付诸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参与者的想象力，这些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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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圈子的人被称为女才子，后来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一剧中对她们大加嘲讽，给风雅之士一词加上了贬义。但是，莫里哀出现的时候，提高修养的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有益使命，后人的夸张使得举止文雅变成了矫揉造作。过分的做法导致了荒唐，如为了回避粗俗的用词，对门、桌子和椅子这些普通的物品不直呼其名，而是找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委婉语。但是，后来的情况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朗布依埃城堡培育了路易十四宫廷中的礼仪。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沙龙或家庭的客厅里，妇女的品味成为决定恰当言辞和举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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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个奇怪但颇有意义的巧合。在女才子们孜孜于提高行为素养的同时，由菲利普·冯·岑森为首的一群汉堡人的行动倒真是到了可笑的地步。他们一心用一种可悲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去净化德文：所有的外来词或从它们派生出来的词，尽管早已为民众接受，都必须用新造的词来取代。于是自然改为“哺育的母亲”。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神祇都要重新起名字。维纳斯改成Lustinne，意思是快乐女神。17世纪中叶的人以各种方式不屈不挠地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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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高雅的消遣之外，也有平实的体育活动。其中一项至少在法国慢慢没落了，即皇家网球赛。这是一种室内游戏，网球馆中墙和天花板的复杂布局对击球和得分都有影响。起初是用掌心击球，16世纪中期发明了球拍。当时巴黎有250个球场，半个世纪以后，只剩下了114个。但是，网球虽然在法国失宠，却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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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这个球赛之王，王者的球赛，早在莎士比亚把它纳入文学版图之前200年，乔叟就已经提到了它。伊拉斯谟有一篇谈话专门讲它，拉伯雷的庞大固埃在奥尔良打网球，网球赛是斯维登堡所遐想的天堂中的一景。在一张图片上，年仅两岁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手上已经拿着网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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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波特《追求危险》（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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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滑冰以及相关的类似冰球的游戏也很受欢迎。冰化掉以后，游戏便挪到草坪上进行，使用kolf（荷兰文的棍棒），打的是球，不是扁平状的圆形物体。这种体育活动为王公们所喜爱，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游戏。农村的平民玩其他的游戏，把动物的皮吹成球，手扔，脚踢，或带至球门。每年都举办五朔节，五月之王和五月之后率领着半表演性的游行，有对话、唱歌，还围绕着五朔节花柱跳舞。里面的角色应有尽有，挤奶姑娘总是漂亮快乐，扫烟囱的人一脸漆黑，滑稽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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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室内活动是上层阶级的假面剧。它有一个主题，规定得并不严格，通常是有道德意义的古典神话或田园爱情主题，大家围绕着这个主题朗诵和吟唱诗歌，伴以舞蹈。（弥尔顿的《科摩斯》是这种假面剧的一个例子。）布景和服装精致昂贵，歌词和音乐由贵族家庭所赞助的艺术家创作。参与表演的绅士、太太有时也亲自写词谱曲。另外一种消遣是跳舞，舞步的选择很多，可能某种舞步会一下子时髦起来，因为其他的舞步已经跳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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