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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结构复杂异常,最后,人们再也受不了种种繁杂的解释,开始反抗。上述无法解释的事实已经将了托勒密一军,奥卡姆的威廉又提出了简化原则,即最好的解释是援用最少假设的解释,这也是对托勒密理论的反对。这迫使哥白尼去修改而不是摧毁旧的系统,把太阳,而不是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这样,他把本轮从84个减少到30个。但是,即使他的设想也并不是完全以太阳为中心的。16世纪中期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但是它并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彻底打破了先前的学说;哥白尼的理论引起了新的困难,而那些拒斥他理论的人并不是罔顾事实的顽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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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正确的拼法应该是Kopernik)极其崇拜古人,对完美的圆形轨道和球体笃信到痴迷的地步。只有当抛弃了这些观念(和其他的一些观念)之后,才可能提出并且验证现代行星系统的理论;这方面的破旧立新并不是哥白尼一人之功。他也没有做到现代教科书中所说的:“科学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哥白尼把人从宇宙的中心拉开;达尔文把人降到和动物同等的地位;弗洛伊德把理性拉下宝座,代之以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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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两句话,以后会作评论(571;662>)。第一句话是未经思考的轻率之语:过去的人自认为可怜的罪人,害怕震怒的上帝会用瘟疫、饥馑和地震来惩罚他们;他们相信撒旦“狂暴地在世界上任意游荡”,把受害者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为了求得圣人和圣物的保佑而经历千辛万苦,又是去朝圣,又是自贬自卑;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有什么骄傲可言呢?人文主义者的确感受到了人的尊严,那是因为人的力量创造出了奇迹,而不是因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不管托勒密或哥白尼的理论如何,人还是在上帝之下。蒙田认为人并没有感到骄傲的理由。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自谓:“我是宇宙的中心,这是多么的辉煌啊!”这完全是几世纪之后唯科学主义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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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人并没有“忽略观察”。他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天空(主要目的是作占星预测),也热切地研究地球,寻找地球上的食物、药物、原材料和用于机器的自然力(230>)。但是,观察很难做到中立,它往往以预定的概念和观念为基础;需要改变的就是这种方式的观察。其实,如果过于注重观察外部现象,反而会阻碍科学思维。更好的观察方式是略过明显的细节,(说得重一些)忽略观察到的现象,用几何的方式看物体,也就是说看到拉伯雷所谓的精髓(<130)。这也是毕加索画牛用的方法,他画牛的一组素描中,先从写实开始,画中的牛身躯巨大,毛色油光水滑,每个部位都画得栩栩如生。在接下来的十几幅画中,他慢慢把形象简化,不断去掉牛的各种特征,最后画出来的牛只是他原先画的牛的轮廓。这样的牛是抽象的牛,也可以说是科学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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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世纪来,人们都是通过思考在空中飞的箭或马拉车的形象来研究运动的——物体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拉动或推动。那么落体怎么解释呢?在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抽象的运动已经蜕去了在运动中的形象;把它用几何原理来解释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变化,规则是,如果没有障碍物或空气摩擦的阻截,这种变化将永远进行下去。同样,一个物体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将永远处于静止状态。这两条加在一起构成惯性定律。称它为定律并非因为物体会“遵守”它——这又是一种曲解,所谓定律是对行为的规则性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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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数学关系密切,原因不言自明,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因为计数和衡量要用数字。数学包括几何,这是一门关于数字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科学。正如计数只能包括完全一样的东西,比如不能把苹果和橙子混起来数,要数的话只能称它们为“水果”或“东西”,计算物体之间的关系也只能用它们的几何形式。在上述这两个例子中,抽象化使得物体蜕去了可以被分为不同类别的特征,如是否有用,粗糙还是平滑,友好还是敌对。这种简化就是几何学的思维方式(216>)。比如:把台球桌上的球固定在一起的三角形木框子并不被看成一个三角形;它的尺寸不能提供几何三角形所能提供的答案。甚至连教科书上印的三角形图形也不是几何三角形;它只是提示了三角形的定义和从中可以推理出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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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科学如果要从以前的研究中升华出来,必须弄懂并且完全接受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物体是纯物质的东西,没有任何特征,这样才可以量化。早期的一些概念不够几何化,过于诗情画意。它们清楚地但是象征性地反映了宇宙,也就是说充满了含义;而纯物质的东西是没有含义的,它就是它。介于两者之间,有一种过渡性的观点,它的代表是下面这位对16世纪科学做出首要贡献的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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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诺·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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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宇宙是无止境的,充满了没有被占据的空间。他同意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他采纳了古代思想家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所提出的关于原子的理论,但他的原子是有生命力的单位,即“单子”(336>),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他是出色的心理学家,就记忆、想象力以及产生了宇宙哲学的宗教冲动这些题目都有著述。他由于精通魔法,得到了一些王公和城市的长期庇护,但最后他被宗教法庭判为异教罪。他同意放弃自己的主张,被关押了8年之后又被重新审判。这一次,他拒绝认错,在1600年被处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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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代思想家都把布鲁诺看作伟大的先驱,包括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19世纪德国的永恒自然法则论者(柯勒律治十分着迷于他的“极性逻辑和动力心理学”)以及20世纪早期的生机论者。原子与单子各自代表物质和“生命力”的单位,两者是对抗的;因此,布鲁诺与他同行的辩论是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他们基本分为两大阵营——唯物论者和生机论者(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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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和单子这两个概念都是把有形的世界简化为“简单的自然”,即全部一样,永远不变的根本性东西。用常识来观察事物是不可信的,因为这种方式可变性太大。要研究自然就不能理会世界的人的方面以及人对于物体的利用。在这种清除多样性的过程中,措辞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人牢记几何学的思想。因此,用mass(块,团)比用weight(重量)好,因为重量暗示手上提的负担。Force(力量)似乎也含有人的努力的意思,而energy(能量)却没有这样的含义。Gravitation(引力作用)这个抽象词很巧妙地遮盖了“重”的意思。又如,用精神或原则这两个词来形容事情太含糊了,而且暗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至于各门生物科学,它们必须具备自己的一套措辞,即有关部位名称和功能的术语。总而言之,用拟人的方式看事物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会使人误入歧途。认为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其存在的目的则更为错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依赖于目的的原理,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最终的目的和意义。与其相反的假设产生的才是科学的真理,没有向着目标的推进,只是无目的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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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世界观的改变对文化和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随着“自然哲学”在各个领域的明显成功,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家逐渐被认为是“真正有知识的人”。这意味着现实被分为两半,科学知识和人的经验不再是一个整体,反而常常互相矛盾。如果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就肯定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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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本身没有审慎,没有做作,也没有智慧。我们以为它有这些特点是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特有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去对自然中天赐的东西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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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哈维(16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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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把人和自然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人把自然看作敌人,对知识的追求开始被称为“征服自然”。敌对性的宇宙被认为是“盲目的”,因为把人排除在外的宇宙是没有意识的。其次,当人以为自己在追求某个目的时,那其实是他的幻想。人由物质构成,本身也是物体;他没有自由意志,只有自由意志的幻觉。他的每个行动都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正如路德和加尔文所说,他是命中注定,尽管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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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何学方式来看待自然的另一个结果是过分的抽象思维习惯。它的范围不断扩大,流传至广,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主题。让我们暂且把抽象看作一种驱策,努力要撇开事物的表面特征,以期找到它内里不变的核心,因其不变,所以被认为是真正的现实。这种驱策一向存在,人靠它从纷乱的经验中理出秩序。但是,正如后文会讲到的那样,科学对抽象的运用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改变了对生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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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无际的宇宙对科学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解放了想象力。既然事物没有预定的“目的”,一切事情就都是可能的。所以,伽利略可以声称地球在运动,虽然它看上去并没有动。他的理论依据可能比直接的感觉更有分量,只要他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人和房屋没有飞出去。圆形是完美的,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开普勒却可以声称行星的运动轨道是椭圆形的,因为他是根据它们的实际位置算出来的。最有权威的还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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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并不是在17世纪一下子实现的。许多障碍是经过许多犹豫和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克服的。16世纪的哲学家,不论是传统派还是激进派,脑子里都装满了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人文主义者都熟读普林尼的那部观察与幻想混淆在一起的大作《自然史》。医生熟悉希腊人盖伦的著作,是他把古人对疾病的了解系统地归纳起来。此外,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在传达希腊的知识时加进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另外,还有研究超自然的传统,其组成部分有犹太教的神秘哲学,(至今仍然活跃的)玫瑰十字会员所尊崇的关于巫术的著作,还有包括菲切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源自古埃及智慧的思想。其中的有些思想影响了新兴的“共济会”,后来,它成为一个政治影响很大的组织,一美元纸币背面的绿色金字塔和警句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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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背景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占星术和炼金术的理论。因此,新生的科学必须穿透一层厚厚的铠甲。新思想与其说是在与愚昧做斗争,还不如说是在与牢固的知识做斗争。斗争并不只在对手之间,也在每个思想家自己的脑子里进行。没有任何思想家是彻底的“现代派”。开普勒是占星师,牛顿深信炼金术。[参阅F·舍伍德·泰勒(F.Sherwood Taylor)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s)。]尽管布鲁诺的思想跃升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宇宙观,但他并没有放弃魔法。维萨里后来认为自己解剖人体的行为是罪过,他的赞助人腓力二世说服他去耶路撒冷朝圣,以此赎罪。结果他死于朝圣的归途上。凡·海耳蒙特、布尔哈弗以及其他真正的创新者仍然认为,在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中,“指引精灵”在发挥作用,化学反应是雄性原理和雌性原理的作用。卡达诺掌握了扎实的地质学知识,数学更是卓越出色,但此外他还擅长预知未来,他预测了自己的死期,不幸非常准确。最后还有一个例子,牛顿在他生命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几乎放弃了科学,整日研究《但以理书》,企图找出关于善恶大决战和世界末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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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的探索者中,有一些现在默默无闻的人当时在欧洲颇有名气,穿梭于不同的宫廷和大学之间。宫廷需要魔法和预测,大学需要辩论式的教学。这样的生涯谋生艰难,树敌却很容易。他们相当于思想的推销员,虽然不同于那些整天伏案思考问题的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但是也写了大量的著作。这些书籍往往是在他们死后才得到出版,但是,在他们生前这些书的手稿就已广泛流传,16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一个人物便属于这一类哲学家,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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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切尔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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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奇特之处首先是他的真名:菲利普斯·奥雷拉斯·特奥夫拉斯图斯·邦巴斯图斯·冯·霍恩海姆。他的拉丁文绰号的意思可以解释为“高于塞尔苏斯”,指古罗马那位百科全书编纂家,也可以解释为瑞士的一个地名——霍恩海姆(高地农庄)的拉丁文翻译。他从当医生的父亲那儿学到了自然哲学的原则,又进一步去学习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他甚至在富格尔财团的矿井里干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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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做了军医,利用旅行的机会搜寻医学书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它们。由于讲话直率,他不止一次被从薪酬优厚的职位上解雇(巴塞尔的长老称他是“滔滔不绝的独白狂”)。他对权威满腔怒火,傲然声称全世界都应该听从他,追随他。这种自大却使他从者如云。最后,他们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半秘密社团,使医学界的权威和炼金术士深感不安,他们的观点动摇了整个传统观念。这种现象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传播才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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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切尔苏斯认为自己是在与一切邪恶抗争。他注重征象,使用占星术,但同时又注意研究大自然,运用自然的方法治病。他用愈创木树脂治疗梅毒,并把这种疾病的遗传原因和其他原因区分开来。他提倡用缓和的办法治疗伤口和溃疡。他第一个诊断出矿工易得的硅肺病,确定了肺结核与职业的联系。他解释了舞蹈病的医学原因,描述了歇斯底里病的症状,包括它会导致失明。他发现了甲状腺肿和呆小病这两种地方病是由饮水中的某种矿物质所致。所有这些都与当时权威的“体液失调”理论背道而驰(223>)。他把疾病看作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只局限于身体某个部位。因此,应该用特定的药物,最好是化学药物,而不是园子里“简单的”草药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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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化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描述了一些把不同金属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新产品。他用冷冻的办法提纯酒精,找到了一种制造硝酸的新方法,并且根据各种元素在特定过程中的反应相当明确地提出了元素系统。他的《化学手册》多次再版。由于他丰富活跃的想象力,他的思想十分接近纯物质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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