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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女巫的存在并不那么一清二楚。当然，往往有一些老年妇女，有时也有些年轻的女子，行动古怪，应和了女巫的定义。她们自己也相信自己会巫术，有魔力，对此坦承不讳，甚至自我吹嘘。其中有些人一定是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是得了歇斯底里症，还有些人具有一种罪犯常有的心态——因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做了邪恶的坏事而得到自我的满足。总而言之，在科学发展的同时，对女巫的搜捕也盛极一时，最典型的是马萨诸塞的萨勒姆审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所有思想方面重大错误的原因一样，是根据支离破碎的片面经验所做出的笼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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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自然哲学家的任务和方法概括为抽象与分析这两个主题。要借助它们理解近现代，就必须注意它们的某些方面。从儿童时代起，抽象就被用来辨认世界，如从面前这只红苹果中，我们学会联想到所有的红苹果，后来又联想到所有颜色的苹果；下一步是水果，然后是物体，最后是最大的但又是最窄的一个类别，即存在。攀爬抽象这架梯子使人学会在物体共性的基础上处理大量不同类别的事情和想法。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法律规定对初犯的判决应该宽容，那么这个犯人的个人特征就毫无关系了；他可以是瘦子或胖子，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佛教徒，但他只被看作一个初犯，这是给他定的一个类别，并不是对他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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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意味着有意地脱离经验，脱离看得见摸得着的称为具体的东西。现代给世界带来的抽象比历史上所记录的任何时代都多；数字的普遍使用就是一种体现，如：THP-35R并不是一辆可以开的车，而是它在机动车辆局和保险公司登记用的号码，但这个号码在这两个地方都是“真的”车。可以说我们20世纪的人基本上过的是抽象的生活，如果没有身份证这张印有分类号码的硬纸片，我们会受到具体的伤害，我们的愿望会得不到实现，权利会遭到剥夺，身份会受到怀疑。在被抽象主宰的世界里，哪怕是百般解释，甚至本人到场都不能算是可靠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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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则以另一种但相关的方式歪曲事实。采用笛卡儿的方法等于把注意的对象切分成小块。一个概念、一件东西或一个人都像厨房的钟一样被拆得七零八落。现在有一个很巧的说法：“看看是什么让他像钟一样动起来。”以抽象为基础的分析把一切东西都看作是由部分组成的。我们不断地切分，希望最终能找到一个再也切分不了的单位，现在找到了原子（＝不可切分），但是还没有找到原子内部不可切分的单位。与此同时，我们越分越细，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把分开的部分再装起来，就可以使原来的东西得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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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用的假设，但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正确呢？当我们小心地把拼板游戏的各块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在执行笛卡儿的最后一条规则，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拼板拆开以后，漂亮的图案也因此被破坏了。抽象和分析都不可或缺，否则就不会有自然科学、医学、法律、教育、批评和道德觉悟。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即这两者的用途有一定的限度，一味滥用是非常危险的。17世纪中，至少有一个人意识到了对它们滥用的错误，如果不是危险的话，这个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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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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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位研究数学的神秘主义者。少数人还记得他的实验导致了气压计的发明，而且他发明了第一个计算器（为了帮助他父亲手下的税务会计，他制造了50个计算器，习惯笔算的顽固职员却拒绝使用）。帕斯卡身后留下了大量捍卫基督教反对自由思想者的写作笔记。他的家人出版了这些笔记，起了个不显眼的标题“思想录”，英文译本中常常保留法文的原文“Pensées”。抛开书中的宗教意图不管，像T·S·艾略特这样的读者对其新意和智慧欣赏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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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从上述事实中看不出来：帕斯卡在《思想录》和其他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对于自他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投以批评的眼光。传统的看法是，帕斯卡的数学和科学的成就抵偿了他为基督教的辩护和狂热的“神秘主义”，后两者是由于他病魔缠身造成的——他年仅39岁即撒手人寰——他的意见是一个处身于正常行动与感情的世界之外的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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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大谬不然，帕斯卡关于爱情的论文就是明证。这篇论文是他两年生活经验的结果，那两年，他生活在时髦的世界中，那是一个在谈话、赌博、闲聊和对异性的追求中消磨时间的世界。根据传说，他心有所属，却以失望告终。但由于他的仪表和机智，他在上层社会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赌博不管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享受，都能使他集中精力，并使他对概率论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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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的激情》是一篇可以与司汤达的《论爱情》（475＞）相媲美的心理学文章。尽管它篇幅短得多，但是更为透彻，因为帕斯卡首先把激情看作思想，与感情相结合，通过身体得到表达。这就是灵与智的重要概念（＜203；453＞）。帕斯卡说，思想越丰富，激情越强烈，尤其是两大“成人激情”——爱情和野心。它们之间彼此矛盾，互相抵消；如果生活从爱情开始，以野心告终，一定是幸福的。鉴于人生的短促，帕斯卡认为生命应该从有理性的年龄算起，比如说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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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典型的帕斯卡式对个性和社会的看法：大起大落的生活让伟大的思想家感到其乐无穷，因为它不断激发着感情和行动。静止安定的人是不幸福的，（如我们所说）穷极无聊，腻烦死了。帕斯卡明白理性主义者所不理解的道理，即最基本的是身体和身体的感觉，不是思想和理性。关于思想本身，帕斯卡提出了他在《思想录》中所讲到的区别，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一种是严格的、固定的，而另一种是有弹性的，生来就有爱的欲望，尤其是爱美的欲望。当这两种思想合为一体时，从中而来的爱情将带来莫大的快乐！一个人心中总有自己所向往的与自己互补的另一个人的形象。在这里，帕斯卡这位心理学家注意到了投射的现象，即把一个形象投射到一个并不合适的人的身上。他认为女性一般比较容易犯这种自我欺骗的毛病。他与一个比自己地位高的女士的一段情可能是这篇论文的事实依据，学者认为文章中所指的人可能是出生于公爵家庭的德罗阿内小姐。接下来作者对社会上爱情的起伏多变，由爱情而引发的时尚和各种做作行为发表了敏锐的评论；文章中还穿插着关于感情和审美观的精妙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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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不需要爱情？不要问——要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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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论爱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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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不是神秘主义者，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宗教热情是不恰当的。神秘主义者寻求与上帝合为一体。天主教的教义拒斥神秘主义，因为它把上帝变成了一个人的灵魂可以与其结合的存在，这就越过了耶稣，模糊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帕斯卡正好相反，他认为上帝的伟大遥不可及，上帝的意图凡人无法理解，凡人与上帝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人神合一的耶稣。帕斯卡从耶稣那里寻求的是爱。如果用心理学来分析帕斯卡的信仰，可以说他的信仰与他小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有关，或者由于他与德罗阿内小姐鸳梦未成，或者像伏尔泰后来攻击他时所说的那样：“帕斯卡，你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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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有病，但是他的宗教是与科学理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当把它当作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所信奉的宗教观点来评判。事实是，帕斯卡与现代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非常相似，这两位都是热诚的宗教信徒。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写道：“这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他是像存在主义者那样看待宇宙的，它空寂、黑暗、没有意义。这些运转的星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虚空？人又是个多么荒诞的谜！一句话，上帝的意图无法理解。耶稣是与意义的唯一联系，他代表的是宽恕和爱。神并不是供人们为了忘记自我而沉湎其中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上帝。上帝的所有奇迹都是为人创造的，他的奇迹和神秘向人传递了无限的空间和静默的宇宙所蕴含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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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帕斯卡论述爱情时提出的两类思想的区分和对照是他最丰富的思想。在《思想录》中，帕斯卡把它们详尽地阐述为几何思维和本能思维之间的区别（几何精神，机智精神）。帕斯卡所谓的几何，指的是研究科学或数学中精确的定义和抽象概念时的思维方式，而所谓本能，指的是考虑没有确切定义的思想和概念时的思维方式。直角三角形或万有引力是十分确切的概念，而诗歌或爱情或好政府是无法下定义的，这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正确信息，而是由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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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精神的原理明确，却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很难形成这样的思维，因为人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本能精神的原理普遍运用，人所共见，无须改变人们的想法和习惯。但是原理众多复杂，面面俱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具有几何精神的人眼光敏锐，就会获得本能精神，有本能精神的人如果努力学习他们所不熟悉的原理，也会学到几何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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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思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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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明清的人在思考“几何类”问题的时候，从不争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推理的任何错误都很快就能发现，犯错误的人也坦率承认。但是，在本能的问题上，要照顾到的细节多如牛毛，变幻莫测，对它们进行推理有很大的偶然性，头脑同样清楚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实帕斯卡还应该补充说，如此众多的因素使得笛卡儿的方法无法应用，因为人永远无法确知是否找到了问题的所有组成部分，或者是否把所发现的各部分都组装了回去——对于爱情或野心不可能做出完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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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可能促使人们把科学和数学看作唯一的真理。大多数科学家和数学家一贯如此认为，他们还力图说服人们相信，除了他们的实验成果和推算之外，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看法而已，是错误，是幻觉。尽管如此，在每一代人中，都有思想家，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坚持认为几何的精神和笛卡儿的方法并不能适用于一切。还是可以依靠本能的灵敏找到另一类的真理，尽管就那类真理难以达成意见的一致。语言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区别的来源，比如，知道和得知这两个词表达了深入了解与听说而已之间的区别。有些语言表达这两个意思用不同的词汇，如：wissen（知道）与kennen（得知）；savoir（知道）与connatre（得知）。作为科学家，人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作为人，他对于爱情和野心、诗歌和音乐有一种本能的了解和感受。灵与智并用比单靠推理能触及更深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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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达成信仰的统一是可以理解的（＜23）。世界上的血腥冲突其根源来自本能，对这种现象的谴责导致了蒙田的怀疑主义的产生。这也是提倡宽容的最好根据。然而，尽管本能的方法不会产生牢靠的结论，但是并非只有它具有多变性。科学也总是在不断地自我修改，在任何时候科学家都从未达成过完全的一致。对科学的坚定信心来自所定对象的固定性，它确保所有的研究人员讨论的是同一个东西，而且由于数字的运用，采取的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可是就连这种可敬佩的严谨方法也难以保证所得出的结论永远正确。即使如此，一些改善了日常生活的有用发明本是科学和本能结合的共同产物，然而公众却更加确信科学是唯一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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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所说的“两种思维”并非属于两类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的思维可以选择的两个方向。帕斯卡本人证明了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几何学家，又可以是一个有深刻本能的人。其实，任何受过良好教育、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既像欧几里得又像惠特曼那样思想。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许多有这样头脑的人，他们作为诗人和工程师同样出色。认为“两种文化”在同一人的脑子里互不兼容的现代观念是由于科学被分成名目繁多的专业而产生的。科学家也因此被分为各个类别，相互对彼此的专业一窍不通，这是因为细节和专业术语实在太多。但是在本质上，人的脑子仍然是一个整体的器官，而不是两个或60个不同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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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帕斯卡所提出的区别重要性何在呢？它是批评家奉行的原则，是对唯科学主义的一种警告。《思想录》中有10段简洁的段落对此有明确的结论。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在于它认为科学方法必须用于所有的场合，假以时日，它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常有人聪明地设想：“倘若我们能确定精确的用语，倘若我们能找到基本的单位，倘若我们能发现正确的‘指数’，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进行推理和测量，我们将能发明一种新的科学。”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叫喊：“我发现了！我们是科学家。”而所谓新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的某个部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昙花一现的学科。在18世纪初牛顿去世前就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这种希望和抱负，例如，维柯的《新科学》提出了重要的史学理论（314＞），但它与后来那些有着同样自信标题的类似著作一样，并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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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科学主义的动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动机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有对研究发自内心的好奇，有追求确定和统一的狂热，还有想挣得一个科学家头衔的虚荣，因为科学家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社会和知识阶层。这些努力虽然徒劳无功，却给发明家和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定的损害。它们的“发现”促成了一些影响日常生活的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灵活的余地，与早期以宗教为依据的政策没什么两样。与此同时，运用本能思维，思想敏锐的人——艺术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神学家——常常心有旁骛，其他人则轻蔑地把他们看作在真理的边缘耍嘴皮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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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来揭穿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地地道道的）几何学是来自经验的抽象，若没有人对所接触的世界的思考，就不会有几何学。因此抽象虽然有用，也并非不真实，但是与作为它的来源的世界相比较，却是狭窄、光秃、贫乏的。因此，想象有一天会用不着直接与抽象以外的东西打交道完全是白日做梦。作这样的对照是为了说明科学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