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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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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7世纪的科学史未把伯顿的《剖析》包括在内毫无道理。因为他把体液的理论看作扎实的生理学，所以就连他深邃的心理学也完全不予考虑。文化史中这种以瑕掩瑜的现象比比皆是。成见即由此而来，对一个人或一个阶段，究其一点，不及其余。头脑极易形成固定的印象，并不记取所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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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表明近代在许多方面与之前的时代迥然不同，因此所列举的大量资料可能产生或加固了一种很大的成见。书中不时提出警告，并提请读者注意1500年之前就已出现的萌芽，但是这些用心也许是徒劳的，反而加强了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的印象，为了去除读者脑子里的这种印象，必须加进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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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这一名称是近代的用法，直到17世纪晚期才得到普及。力图把这个时代与古代以及近代区分开来的愿望也许表现了一种骄傲，一般来说，科学家和自由思想家都希望同“蒙昧的世纪”划清界限。18世纪把这种优越感明朗化，并教育后人相信“哥特式”的艺术、学术思想和虔诚的行为是野蛮的表现。这种信念的余毒是，我们至今在报刊文章和交谈中用“中世纪”一词来谴责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过时和粗野的东西。尽人皆知中世纪残酷粗野，迷信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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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在1500年之前的1000年里，经过极其困难的初始阶段，发展起来了一种新的文明。罗马帝国在5世纪解体之后，许多城镇和孤立的居民点只能自己起来自卫，抵抗外来的混乱。中世纪包括好几个阶段，它的成就包括创立了新的体制，（多次）改革了旧的体制，而且据说在我们现在所知的文艺复兴之前发生过两次文艺复兴。最新的看法是只有过一次，即1050年到1250年之间的复兴。确实，在更早的8世纪和9世纪初的查理曼时代，知识和政治活动卓越非凡，但是范围仅限于查理曼的宫廷，很快被新一波日耳曼侵略者，包括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和形形色色的哥特人给淹没了；统称为撒拉森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南面发起进攻，虽然最后被击退，却没有完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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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的人口由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入侵者而重新组合的时候，爱尔兰的僧侣在抄写手稿，汇编书籍，以保存高级文化财产。圣帕特里克和他的追随者的功劳远不止在爱尔兰岛上消灭了蛇。在欧洲大陆，从9世纪后半叶到11世纪中叶，生存是头等大事。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许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黑暗阶段，但把以后的阶段也说成黑暗就太荒唐了。中世纪大多数流行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气氛远非恐惧或阴郁，而往往是欢乐；无时不在的危险能使人振作精神，积极地采取行动。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牢固的传统还是留存了下来。罗马法和（教会的）法规依然发生效力，日耳曼侵略者又带来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后来的思想家认为是它促成了个人自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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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中世纪常令人大费踌躇。任何阶段、任何地区或任何城镇，在语言、法律、政府和其他体制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正如9世纪的阿戈巴德主教在致虔诚者路易[13]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常常发现在一起交谈的五个人中，没有两个人是受同一法律制约的。”这种情形与古希腊很相似，现在常说“希腊戏剧”，其实正确的说法是“雅典戏剧”，在形容建筑物、历史和抒情诗歌时，也应该用有关的城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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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一提中世纪，人们会立即联想到封建主义，但除非想对这个时期作仔细的研究，否则这种联想并不恰当。中世纪应当使人联想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忠诚这种有誓约为依据的强烈感情，根据这个誓约，附庸有义务随主人从军或以其他形式为主人效劳。这种紧密的联系是一种实际的办法，用来抵抗来自任何方向的对于生命和粮食的威胁。做附庸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得到封地，但它代表着一种维系社会的道德力量。它是所有熟悉的故事和传统的基础，从亚瑟王的圆桌到瓦格纳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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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征北战的主公和他的骑士之下的是农奴以及城镇中的手艺人。农奴在土地上辛劳，生产粮食，手艺人提供手工制品。但是像所有的时代一样，制度其实并不制度化，并非一成不变。经常有人脱离原来的阶层更上一级。农奴可以逃走或赎身；穷孩子可以做神父，甚至当教皇。当贵族需要找人帮忙管理不断扩大的领地时，便聘用奴仆，这种职位享有的特权令人垂涎，有些自由人甚至设法弄到奴仆的身份，以便有资格争取这种职位。简言之，中世纪的社会并不专制，它是分阶层的，不那么合理，和所有的社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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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时断时续地遵循着一条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原则，目前这条原则又有东山再起之势。那就是：任何规则，若不为它所制约的人接受即为无效。当然，一个规模庞大的体制是无法按照这一原则运作的；但是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学生们却能够执行这个原则。一旦达成同意的机制出了问题，便会发生罢课和暴动。总的来说，中世纪人的性格由于受到极其严酷和多变的环境的影响，常常倾向于冲动、暴烈。关于婚姻、继承权、承诺、礼物和赎金这些经常互相重叠的问题，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各种法律、诉求和权利，这就更加剧了这种性格。人常常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勃然大怒，闹上公堂，绝不听劝。各个地方无休无止的战事并不像我们以为的是由“强盗贵族”所寻衅挑起的，他们总有合法权利作依据。当征服者威廉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占领英格兰时，他提出了三条充足的理由说明王位应当归他所有。因为土地是当时主要的财富形式，是人们贫寒、不稳定的生计的唯一来源，所以拥有土地的多少不只是骄傲或贪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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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战争也有一些文明的特征，它是一种游戏，有严格的规则。荣誉的承诺、对手之间的礼貌、被俘虏的骑士在保释之前被视为“朋友和兄弟”（＜ 94～95）——所有这些规则都必须遵守，才能避开犯规的嫌疑。“1415年，英国和法国的传令官在一处高地一起观战。当法国人开始溃逃时，亨利（五世）国王焦虑地等待着，直至法国的主传令官证实了英国人的胜利。这场战斗由他命名，他把它命名为阿金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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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愚人宴不只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精神的保健措施，它反映出当时的人对教会和对信仰在态度上的区别。宴席设在教堂里，先选出一个“狂欢王”，然后便滑稽地模仿嘲笑宗教仪式。修道院的僧侣选出一名“昏君”来嘲弄，以调剂一下平常严谨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明显地缺乏这样的东西。这两种取乐的模式是多神教的狂欢习俗和基督教神话的结合。在教堂里压低嗓音，轻手轻脚，这是后来一心渴望灵魂获救的新教革命引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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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成11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喧闹的狂热中没有一点儿肃静的影子。十字军东征的确反映了增进精神德行、赎罪和得到一件圣物做保佑的愿望；但此外它也是为了去冒险，逃避家庭的沉闷，去见识东方传说中的奢侈生活，去和伊斯兰教徒好好打一仗。还有一个动机是贸易。最后的成果是马可·波罗写了一本书，介绍他在中国17年的生活。马可·波罗和他经商的叔叔为了贸易前往中国，然后留了下来，成为蒙古皇帝忽必烈的顾问。他的经历让柯勒律治诗兴大发。马可·波罗的游踪遍及印度支那、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度，使西方人认识到了东方的广袤。但现在看来，他并不是第一个去那里的人，在他之前的13世纪中叶和14世纪，曾有三个人去了东方，并著书叙述了他们的经历。［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roff）编辑的《马可·波罗的同代人》（The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重印了那些书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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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和之前的时代以及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有许多迷信。他们的迷信更加生动，而且有些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为显示中世纪人集体的愚蠢，经常提出一个典型例子做说明，说当时的人十分害怕世界将在1000年时结束。然而，在我们接近2000年的时候，又有人提出了同样的担心。大毁灭至今没有发生。很久以前，一位美国学者就证明这个例子是捏造出来的，它在许多方面其实与中世纪的思想方式背道而驰。所涉及的日期本身就是可怀疑的，十、百、千并不比三、七或者十二更有意义。此外，在不同的地方，一年开始的日期不同，所以人们恐慌的时间也一定不同。过去常常有人预测世界的末日，至今依然如此。在开明、世俗、信仰新教的17世纪，一有灾难发生，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世界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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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司法中确实有超自然的成分。既然上帝明察秋毫，于是，神明裁判和后来发展的让双方决斗，以胜负决定判决就被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办法。现在那些相信上帝圣明这个前提的人应该呼吁恢复这种习俗。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中有一个更加简单和务实的办法。它对犯罪的定义是“破坏了和平”，因此可以用金钱来弥补。Murther[14]原来是一种罚款的名称，后来才用来代表某一类杀人罪；若是犯了此罪，付款就能“买回”和平；由此可以注意到，人的道德观念并不是自古不变的。英国的陪审团开始的时候由相关人的12个邻居组成，这些人可以提供第一手证据。他们并不作判决，只是提供他们所了解的有关各方和有关地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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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威廉在刑法和民法之中设立了决斗的做法。它的准则相当合理：可以雇一个专业决斗者做替身，可用的武器都有具体规定，不会致人死命。如果打到傍晚的时候有一方喊“打败了”，那么，输了的诉讼方就一定是作了伪证，因此要被罚款。如果所涉及的是重罪，那么他就要被绞死。替人决斗是一种得到承认的职业，地方的贵族宫廷都常年养着一个这样的人，以防打官司的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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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然为人们所尊敬的两个中世纪的体制是大学及其艺术课程。索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各大教堂一样名垂青史，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所有长处。教堂犹存，因此对它们的了解比较准确。大学则不然，它当时指的是法人团体，是教会学校的一些教师带领一些学生创建的高等教育场所。这些早期教育法人团体于11世纪开始出现，与行会一样是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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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艺术课程，它的意思与现在也有所不同。艺术的意思是技术、工艺，如同我们所说的“机械艺术”。“文科”（liberal arts）是提供给自由人的，对于从事教育，在政府服务，甚至只是善于思想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神职人员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学习的艺术有七种，四种加三种：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然后是文法、逻辑和修辞。学士、硕士和博士代表的是所获得的资格的程度。在这些课题的分类中，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显而易见。文科的各种必修科目造成了现已式微的一个概念，即文科是为了将来生活中或政府中的领袖人物做准备的。英国对某些课题的内容根据发展进行调整，靠着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国家和大帝国，整整繁荣了一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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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16岁和23岁之间并没有别的年龄……因在这中间所发生的事，不过是叫姑娘们养起孩子来，对长辈任意侮辱，偷东西，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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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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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大学生难以驾驭。开始时，学生是大学的正式管理人员，所以比起后来的学生来更有资格对教师指手画脚。牛津大学由全体教师共同管理，但是在巴黎，学生把钱直接付给教师，如果教课方法或任何其他事情不合他们的意，他们都可以抱怨。根据法律，学生代表由四个不同“同乡会”的人轮流担任，轮换的频率很高，由于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抱怨、冲突、暴动和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城里的人经常遭受抢劫和杀害，肇事者逍遥法外。至于城镇生活，现在的旅游者还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中世纪的小城，而它的拥挤和肮脏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描述。［如要了解详情，请读约翰·蒙蒂（John Mundy）和彼得·雷森堡（Peter Riesenberg）合著的《中世纪城镇》（The Medieval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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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王亨利三世向巴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致意。巴黎罪恶的法律使你们历尽挫折和困难，出于对上帝和神圣教会的敬仰，朕愿意帮助你们恢复应有的自由境况。如果你们愿意到英格兰王国来，并在此建立永久学府，朕将允准你们选择任意城市、区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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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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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新兴阶层的世界观对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尚未毕业——学生一般13或14岁的时候入学——就加入这个破坏性的群体。这个群体没有主导原则，只是由于成员的个性和习惯而组合在一起；他们不是改革分子或革命家，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弗朗索瓦·维永在诗中毫不隐讳地从知情人的角度描述了这种生活以及它的危险。研究生、大学生、流浪汉和罪犯都混在一起，他们成群结队在乡下游荡，为村民们所厌恶，但是到了今天却因他们描写爱情、悲伤和饮酒的诗歌而受到钦佩。他们的诗歌流传下来很多，从德国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的有些材料成了卡尔·奥尔弗深受欢迎的大合唱《博伊伦之歌》的素材。直到近代早期，这些无法无天的欧洲学生才被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国王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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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世纪的发展超过了罗马和希腊。亚里士多德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提供了框架，但是这个斯塔吉拉人[15]的物理学在巴黎大学遭到了批判。第一个培根式的人物罗杰通过实验制造出了光学仪器，据说是他发明了眼镜。他所提倡的观点是：真理的试金石不是权威或逻辑，而是经验。这个时期即将结束时，库萨的尼古拉那位多才多艺的主教进行的研究广泛多样，包括数学（他提出了无穷小的概念）、天文学和地理学（他制作了第一张中欧的地图）。他在哲学和法学方面的撰著为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摈弃了通过正式辩论利弊解决问题的经院式方法，在开普勒和哥白尼之前就对行星的圆形运转和地心说理论暗示了他的疑问。今天，宇宙学家认为是库萨的尼古拉首先提出了宇宙连续不断，而不是分成各个由不同物质构成的领域这一思想。然而，他的许多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深入研究；他的遭遇极好地证明了一条真理，即科学要得到蓬勃发展，首先必须成为一种体制。但同时，为了对经院派公平起见，也不应该忽略怀特海的提醒，由于他们把逻辑切割成小块，结果帮助科学形成了这样的好习惯：对一条陈述的含义深入追究，并且不满足于表面上可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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