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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国成功，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必须把地方的爱国热情转变为民族自豪感，变为一种归属于一个人数众多、特征鲜明的群体的满足感。作为世俗的制度，民族国家追求的是团结，不是先前宗教要求的绝对一致——战争期间除外。但是君主作为被上帝选定的人需要宗教的认可并有责任弘扬宗教，因此他帮助官方教会迫害或至少歧视异见者。这样的政策加剧了他本想防止的分裂。有头脑的观察家注意到迫害反而加强了不同意见，也和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他们提倡实现一种更平顺的团结，这种团结（他们说）是无法通过镇压实现的；所以他们呼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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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迫害和宽容都不能确保达到预期的结果。宽容不能保证社会和平，迫害也许更为有效。镇压扫除了14世纪英国的罗拉德派、法国的阿尔比派，还有捷克的胡斯运动，结果它们所倡导的改革直到两个世纪后才在路德的时代得到实现。至于宽容，它是宗教信徒永久的痛。他们把它看作政府缺乏道德权威的表现。与此同时，主张政教分开的人不断地同这些“宗教偏执者”作斗争，借法律的力量把他们排除在学校之外，通过舆论的压力不准他们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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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若产生不了行动自由，那还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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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论废除基督教》（17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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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我们衷心铭感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宽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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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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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允许言论自由——没有逻辑上的限制。它适用于宗教仪式，既包括言辞也包括行为。但焚烧国旗是否也在宽容之列呢？美国的法律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台上演出大多数人认为是淫秽的动作呢？或者为了祭祀而牺牲动物？在这样的问题面前，理智退避三舍，哑口无言。这还不算，事实迫使我们把宽容这种对世俗国家有用的公共政策和容忍这种罕见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个人心态区分开来。这种心态被讥为“温吞水”（lukewarm）、“宗教自由主义”（latitudinarian）、“老底嘉人”（Laodicean）、“没有原则”（lacking in principle），似乎以1开头的词就是用来做这样的指责的。人的心智是专横的，尽管偶尔敷衍一句“我可能搞错了”，其实所有人都像狼獾保护幼仔一样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可以辩解说，一切社会进步都取决于积极地推动正确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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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创新者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无礼、吵闹、桀骜不驯，如李尔本、塞尔维特、罗杰·培根、乔治·福克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们中间有圣徒、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技巧和情理，忠诚和公平不是他们的擅长，难怪迫害他们的人感到双重的气愤，一是对他们鼓吹的异端邪说，二是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本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倡导宽容，自己也身体力行的人士的性格和生涯特别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他也是个忠诚的清教徒，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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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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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平和思想使人想到尤里乌斯·恺撒——不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个使共和主义者恐惧憎恨的恺撒，而是中年从军，战功卓著，大展军事权威还国人以安定的恺撒。他们两人都被劝进为君王，两人都予以拒绝，而他们治下的人民也拒绝团结一致，因而使他们发明的政体无法成功运作；只是靠着领导人的军事力量和统治技巧才维持了社会安定。领导人一死——恺撒死于暗杀，克伦威尔死于自然原因——改善了的新制度随即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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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军人政治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仁慈——人们常常对此感到意外。这种化敌为友，为我所用的襟怀正是政治家最突出的标志：他明白他要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不是他自己的同志和好友。仅是政客的话就会在口头上空谈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维护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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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教徒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政治目的以及这些反叛分子的激进所引起的保王党人和圣公会教会的仇恨，任何愿意并能够统治英国的人必须有非凡的才能。这些才能在克伦威尔身上孕育开花了。他本是个家境小康的乡绅，不希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老师碰巧是清教徒，他在剑桥就读的学院以其清教徒倾向而著称。年轻的克伦威尔在学业上并不特别出色，不过据说数学较好，酷爱历史，最喜欢罗利的《世界史》。他要儿子理查德学好这两门学问，因为“它们适用于公共服务这一我们注定要献身于斯的事业”（即使理查德听从了他的劝告，这个劝告在他接手父亲的权位后也没有多大帮助。他被推翻了。后来小酒馆用他做招牌，称他为“滚跌下来的迪克”，于是他因此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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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并未起始即缜密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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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目标之崇高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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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在自己的田地里勤恳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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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强壮的筋骨，健全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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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马韦尔《奥列弗·克伦威尔颂》（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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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同伊丽莎白·布希耶的婚姻非常幸福。她写给他的信中说：“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一半。”他在信中写道：“你比什么都可爱。”他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他继承的土地上务农。尽管经营有方，收入却很微薄，然而邻居们还是推举他做他们的议会代表。那时议会刚开始因未经法律授权的“船税”和其他滥用王权的行为与国王争执不下。虽然查理一世批准了议会的权利请愿书，放弃了一部分权力，但他接下来撇开议会独断统治达11年之久，议会争取来的权利也因此而作废。那10年间克伦威尔的生活不得而知，大概在务农，直到他卖出了田地，租借了附近的一片放牧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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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十年战争”正处于瑞典时期（＜177）。克伦威尔同别人一样，为欧洲的新教因此而遭受的打击而焦虑不安。他一定研读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兵法，因为他后来带兵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但在打仗的念头出现之前，他就以一些小姿态表示了对王权的抵抗。他拒绝参加被授爵的仪式，因此被罚款10英镑；在他的地方同僚想干涉穷人使用公用地的权利时，他挺身而出予以抵制。克伦威尔因此被捕，经审判后获释，后来与打击他的市长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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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信的传言说，克伦威尔一度打算移民新英格兰。祖国在国王上一任首相的治理下似乎在向着永远镇压良知的方向发展。除了外困，还有内忧；他完全皈依了加尔文教派，接着像后来的班扬一样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他被这样一个念头折磨着：我有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使我信仰得当，走上救赎之路（＜6）。克伦威尔和班扬同自路德以来的许多人一样，都自认是“罪孽深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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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这种道德自我意识的困扰因感到获得了上帝的恩典而得到纾解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把事态的发展看成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清教徒可以认为国王和贵族被推翻是上帝的意志。神意和宿命一样，解除了个人的责任。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科学和心理决定论解除了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包括犯罪，所负的责任。不过，20世纪的人没有经历克伦威尔和班扬那个时代的痛苦，除了仍然折磨着许多人的无来由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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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曾生活在蒙昧之中，喜欢黑暗，憎恨光明。我曾仇恨敬神，然而神却降我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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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给表亲圣约翰夫人（1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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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国家选用人才时不在乎他们的意见；他们只要愿意为国服务就已足够。我曾劝告您要容忍想法与您不同的人。对与您只是宗教意见不合，但别无不是的人切勿过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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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给克劳福德少将（16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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