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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的士兵心怀虔诚，坚信上帝在他们一边。但克伦威尔并非一般的信徒，他虽然相信“信仰会克服一切困难”，但也深知“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把仅仅是肉体的想象和肉体的推理认作信仰”。肉体一词在当时指人性的、容易犯错的。人们都记得他当时如何恳请对手考虑他们可能犯了错误（＜134）。克伦威尔意识到人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更加强了他的政治包容感。他发现手下有些军官以宗教标准来指导军事，结果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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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希望——我祈祷——我期盼着——敬神的人们之间团结互谅——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基督教徒、长老会教徒、再洗礼教徒和所有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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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苏格兰宗教战争后（16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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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无论在军队之内还是之外，都无法消除。克伦威尔的容忍当然并不完全。从来没有也不应有完全的容忍，最宽容的胸怀也不能容忍残酷；最自由的国家也要惩治煽动暴乱和叛国的行为。在英国，除少数天主教徒外，大多数人都认为罗马教会不可容忍。罗马天主教不仅是迷信，还是一个对英格兰和它的信仰怀有敌意的世界的权力所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常常在教皇的怂恿下不断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阴谋策划，企图入侵英格兰或引诱斯图亚特王室的国王皈依天主教。英国反天主教的情绪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本质上和20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无多大区别。两者的戒惧都是半有道理，半为夸大。克伦威尔残酷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也是部分出于对外政策，部分出于英格兰人一贯对爱尔兰人的蔑视，不过这并未影响到他提倡宽容的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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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统治下，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的处境比之前稍有好转。1654年，他本想赦免一位因热情传教而被处死的天主教神父。克伦威尔不是个残忍的暴君，也不是传说中气量狭小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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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策给英国带来了繁荣：他颁布“航海法令”，增加了英国的航运贸易；他赞同建立殖民地，推动殖民活动，因此可以称为大英帝国的创始人。这些行动引起了与荷兰人的一场贸易战。荷兰人的舰队虽然指挥得力，还是败在当时英国的海军英雄罗伯特·布莱克手下。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留下的传统，英国海军在加的斯附近抢夺西班牙的运宝船，把地中海的海盗扫荡干净（劳埃德保险社报告说今天这些海盗的徒子徒孙在远东的海域很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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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上，克伦威尔促成新教国家联盟的努力像其他的大联盟一样以失败告终（299＞）。各民族国家很少认为它们的利益始终一致，然而克伦威尔的观点是放眼全球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眷顾广于这三国所有人。”三国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当时它们由共同立法连为一体。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这个联合也随之瓦解。那年，克伦威尔59岁，在爱尔兰感染了疟疾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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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担任国家元首的后期实行独裁是由于军队和议会不能达成一致。克伦威尔后来也因他自己清洗议会，成立护国政体，因而导致设立审查制度，军管地方政府而自责。他说那是“邪恶和愚蠢的”，虽然他实际上别无选择。他掌权的前半期正如一位模范君主，治国有方，遵纪守法。继他之后的查理二世关心的是另外一套：坐稳王位，定期接受路易十四的贿赂，对议会置之不理，再就是纵情享乐。他先前长期流亡在外吃尽苦头，现在如此享乐可以理解。但据佩皮斯记载，没出五六年，许多人就已开始怀念“奥列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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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主义的空前之处在于它是第一个在美洲有代表的激进运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清教徒开始在新大陆冒险时首先写下了一纸社会契约。弗吉尼亚的早期英国殖民者带来了正统的圣公会教，对散布各地的贵格教徒和别的怪僻的人处之泰然；北边和西边的法国人同墨西哥和南美的西班牙人一样，是天主教徒，把主教、施受圣餐和宗教法庭视为当然之事。遍布四处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未想过把改革政治和他们宣扬基督教的活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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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移民之父的那一群吃苦耐劳的人是17世纪最早兴起的净化教会运动的一个分支。詹姆士一世面对异见者日益壮大的队伍，发誓“把他们逼出国土”。他们并没有等着被逼，1620年就来到美洲，处身于荒野之中，还要面对印第安人和忍受饥饿，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不受主教的统治。那时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没有文化的差别，人员、思想和激情在两地之间交流，造成同样的疑惑和分裂，以及各自不同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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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一词给整个运动染上了色彩，这是不公平的。在思考这个词的狭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它在美洲的分支，那么它所代表的对生活的态度可能在公众的记忆中留不下什么痕迹。在美国，新英格兰的经历是无法忘记的。“五月花”号、感恩节、塞勒姆的女巫审判和赫斯特·普林戴着标志着通奸者的红字的故事一起构成了公众对这个国家刚开始时情况的了解。人们普遍认为乘坐“五月花”号而来的朝圣者是北美第一批讲英语的殖民者，他们带来了人人自由的信条。这个错误并未埋没杰斐逊、塞缪尔·亚当斯或帕特里克·亨利对这个理想的贡献，但新英格兰栩栩如生的形象仍然是国家神话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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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上帝使我从内心憎恨以良知为借口要求宽容一切。过去敬神的人从未用要求给所有人以自由的办法来争取良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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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布里奇）新城的托马斯·谢泼德给萨勒姆的休·彼得（1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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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清教徒是败兴鬼，前文提到的那位证明了此言不实的英国学者把这种印象的形成归咎于霍桑的《红字》和他阴郁灰暗的短篇小说。这个指责还算公平，但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确实比留在英国的人更为严肃拘谨。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人生地不熟，危机四伏，因此规则必须严格，娱乐必须限制。他们人数很少，开始只有100人左右，因而很难违规，一举一动尽人皆知。要求一致的社会压力极大，提出新创意的余地很小，宽容更是微乎其微。另外，那时没有必要要求地位平等或物质分享，美洲的环境已确定了这样的安排。到土地被分割，小村庄发展为城镇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当时争论的问题是政策应当由总督和高官制定还是由州议会制定，但民事治安官应确保宗教一致性这一点却是无人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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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前文已说明英国的情况不同。克伦威尔和独立的各个教派像早年的法国策士（＜137）一样，经历过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后渴望和平，而和平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容。对比之下，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对敢另立教派的人严惩不贷。前文提到过的女传道士安妮·哈钦森被判80条异端罪，处以放逐之罚。同样被放逐的罗杰·威廉斯在罗得岛创立了传道的基地，其他意志不如他们坚强的人遭受严厉警告后即畏惧噤声。马萨诸塞的宗教“战争”至少延续到1780年，然后还要再等50年才实现了完全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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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虽然经投票选出，执政手法却趋于专制。不过有一位叫约翰·温斯罗普的总督是因为他和蔼容人的性格而当选的。然而，在他一年的任期中，他在阁僚们的强大压力下拒绝了民众所有参与决策的要求。当时对“无政府”的担心一定大极了，因为他虽然有一两次落选，但后来又多次当选。他临终前对自己放弃了原则，戒惧太过而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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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仇恨某个教会，还不如干脆没有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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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佩恩（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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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方面以宽容为代表，另一方面以民主管理为特征的自由，美洲的清教徒陷入了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直至今日仍然如此。最能精确地表明解放和自由之间差别的非此莫属：被压迫者要求给他们以自由，这当然不会搅乱社会秩序；但是要把自由给别人可就太危险了！公众之所以认为清教徒移民热爱自由，正是因为这些观念的混淆。在殖民地创立者中，只有两人是真正支持自由的——罗杰·威廉斯和威廉·佩恩，而罗杰·威廉斯还有白璧微瑕，因为他要求异见者先谴责并脱离圣公会，然后才能赢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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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是黑白分明的。由于危机和外部事态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道德氛围各有不同。圣诞节居然被禁达22年之久，后来才得到重新接受。结婚除了宗教仪式外还需要办理民事手续。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在当时也是个引起道德争论的问题。然而挤堆（bundling）这个有伤风败俗之嫌的做法却被确定成了习俗（280＞）。罗伯特·凯伊恩的故事揭露了道德主义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塞勒姆的女巫审判也并非后人以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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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罗伯特·凯伊恩，只需读他的遗嘱即可。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篇50000字的文章，为自己被人指控为不正当的行为一一申辩。他是波士顿的商人，原来在英国只是个穷苦的屠宰场小工。来到美洲后，他因经商而发达起来，引起了同业们掺杂着嫉妒的怀疑。同样孜孜于经济道德的州议会和教会指责他出售的马勒、钉子和纽扣定价太高，牟取暴利，比如，卖出100枚6便士的钉子获利1便士，7便士的钉子获利2便士，一打金纽扣获利8便士。这等于是高利贷。州议会当然没有读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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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对凯伊恩进行的“不合基督教教义的、苛刻的和不公正的诋毁”使他遭受到剧烈而长期的痛苦。他的教会也对他的行为作了“精细的调查”，指责他“玷污了上帝的名声”，要求他必须认错悔改。他的清白和虔诚受到如此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奋起对州议会进行了殊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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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上诉使得州议会陷入分裂，真的是分为两半：持不同意见的立法议员分坐两处，所以凯伊恩即使不算马萨诸塞州两院立法制度之父，也是它形成的起因。他事无巨细的遗嘱除了历数他的冤屈不平以外，还详细写明了将要用他的遗产建立的五六个公共机构。如若波士顿拒收，这笔钱就捐给哈佛学院。遗嘱的其余部分描述立遗嘱人和亲戚朋友的来往并解释他们是否得到遗产的原因。这样的交代不是自负自大的表现，而是清教徒理财原则的体现。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都自觉地保持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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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弃绝所有形式的谬误、所有教皇制和主教制的迷信、所有再洗礼教派的狂热和家庭主义的谬见，再加上所有其他虚假的手段和所有新旧狂妄的意见、毫无道理和亵渎神灵的错误，以及其他有违荣誉和上帝真理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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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凯伊恩的遗嘱第二段（1653年6月1日，通称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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