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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20年代晚期，波士顿郊外现称昆西的地方那时叫梅里芒特，那里的气氛与别处有天壤之别。创立人托马斯·莫顿，一个从英国来的皮货商，坚信生活应该自由轻松。他的个性和这个小镇的风气成为霍桑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就此写了两篇小说：《梅里芒特》和《莫顿的希望》。莫顿纵情享乐（据说是放荡不羁），庆祝多神教的五朔节和神圣的五朔节女王，还向印第安人出售枪支，这些行为使马萨诸塞的人们深为不满。他三次被捕，两次被送回英国。在英国，他发表文章进行报复，痛斥他美洲邻居的思想和行为，包括他认为是宗教纯粹化的过分表现，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们居然把结婚戒指看作天主教的遗毒。他生活放荡到何等程度并不清楚，反正他娱乐的手段和程度超过了清教徒认为合法的限制，而这些清教徒并不完全反对娱乐，对人的本能和情感更绝不是一无所知：挤堆便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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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别出心裁的风俗是“男女，特别是情人们和衣同睡一床”。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求舒适的方法，流传于威尔士和英伦三岛其他的乡村地区，还有瑞士和印度的一些地方。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冬天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多余的房间和家具的问题都轻易地得到了解决。［请读亨利·里德·斯泰尔斯（Henry Reed Stiles）所著《挤堆》（Bu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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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做法不是为了留客，而是用于男女之间追求的时候，理论上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个办法彼此熟悉，但又不会过分熟悉而难抵诱惑。实际上年轻人很难自我克制，性事经常发生。于是官员做出严格规定，挤堆后如若怀孕则必须结婚。发生这种丑事后，男女双方必须在教堂会众面前坦白。这样的坦白成了家常便饭，教堂记录中常常出现FBM（婚前性关系）这样的字眼。至于虽未怀孕但还是发生了性关系的情况如何处理则不得而知，但挤堆的实情却肯定是大家心知肚明并随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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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尉先生，”她说，“我和我们乔纳森睡这儿，您和我们的杰迈玛睡那儿。”我大吃一惊，表示可以坐一夜，而乔纳森马上答道：“哎！少尉先生，您又不是第一个和我们杰迈玛挤堆的男人，对不对，杰迈玛？”那个约十六七岁的漂亮的黑眼睛姑娘答道：“是的，父亲，有几个男人，可他是第一个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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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伯利上尉写自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的信（17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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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讲到的题目经常被认为是移民之父公正的名声上一个不幸的污点——萨勒姆的女巫审判。这方面的情况同样也并不完全属实。女巫是被绞死的，而不是被烧死的；有的是自己坦白的；更重要的是，相信巫术不仅流行于清教徒中间，更不仅仅是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中间流行。它席卷整个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概莫能免。它也不纯粹是中世纪式的愚昧，而是和科学家新关心的问题紧密相连的。巫术在《圣经》中就有提及，不过直到13世纪末那个心智启迪的时代，它才因同一些魔法或“占卜术”的联系而引起了最杰出的头脑的注意。当时的占卜方法多种多样，有泥土占卜、水占卜、空气占卜、火焰占卜、召亡魂占卜和手相占卜。这样的法力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全要看为了什么原因而召唤“魔力”。选用巫术就好比现代的医生开麻醉药品的处方。用魔法来满足“肉欲”叫巫术，危害他人叫“蛊惑”，即使是用来治病也是纵容魔鬼，是“邪恶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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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套思想怎么会和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看了下述这个人的生涯便可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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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兰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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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同时代人，医生和博物学家托马斯·布朗爵士把巫师的存在看作当然的事实：他们是生灵等级制里面的一级（＜212）。这个意见是有知识和推理作根据的。格兰维尔是皇家学会早期的成员，发表过关于自然史和开采铅矿的论文。但是他的最大贡献是捍卫科学和皇家学会，对攻击者进行反驳。他论说科学的有用、无害和现代性。他说，要想获取知识首先得承认无知；事物的原因可能仍不明了，但数学提供了确定性。格兰维尔其实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也是第一位科学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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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万无形的精灵在大地上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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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失乐园》（16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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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上，他是广教会派的圣公会教徒，赞同在宗教中使用理智。他23岁被授为牧师，24岁即写了长文《论教条化之无用》，文中把自然描写为沉思的对象，说这样的沉思会增进对无上的造物主的崇拜。格兰维尔崇拜的尘世间的人物有“伽利略、伽桑狄、哈维和笛卡儿”。当斯普拉特主教发表了皇家学院的成就史后，对学院的攻击不减反增，于是格兰维尔奋起进一步捍卫。他撰写了《更多更好》一书，解释了“深入研究”的意义，并夸口说近年来获得的知识比“自从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开办学校以来”所有这些年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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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人运用理智认定必须同对巫师的怀疑态度作战。他早先关于这个题材的书籍扉页上都载有他皇家学院会员的头衔。既然一切现象都应研究，他建议学院也要研究幽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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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由目击者确定的，关于“撒旦的行为”的指证多如牛毛。连牛顿都研究过炼金术和世界末日的可能性，其他人，像约翰·威尔金斯这位关于力学的多产作家，认为皇家学院的使命是弘扬玫瑰十字会的教义。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科学取完全自然主义的看法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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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的看法不仅不受欢迎，还必须予以抵制；因为它的胜利意味着只有物质真正存在，无神论是真理，霍布斯哲学（对霍布斯机械心理学的称谓）是正确的。简言之，相信精灵的人预见到了当今时代的主导心态，这种心态使今天虔诚的教徒，甚至是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和一些科学家都感到不安。在17世纪关于精神（或思想）对物质的观念中，女巫真实存在这一思想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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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一共对35名女巫进行了审判并施以绞刑。参与此事的人坚信不疑理智和证据在他们一方。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居然自称为女巫——她们为此感到自豪或因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而高兴。扫巫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发展成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只能像生病一样，让它自己慢慢完结。施加迫害的人晚年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不过已经为时太晚。正如约翰·温斯罗普一样，他也为自己施行的性质不同但动机同样高尚的政治迫害而追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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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清教徒的遗产利弊参半：一方面容忍个人良知，还有与其相连的参与政府的民主权利，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与这些并存的却也有对异见者的迫害和对女巫的屠杀。一方面欢迎充分享受生活、艺术和肉体的愉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从高度的责任感中产生出来的禁欲主义。在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中，狭隘的道德主义和对异见的社会压制对未来的美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比与之相反的因素的影响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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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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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是个聪明人，不会说“国家？朕即国家”这样的话。即使他说过，用意也和后来引用的意思不同。但无论如何，他从未如此说过。他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字斟句酌写成的遗诏表示的意思正好相反。他对王位的掌控，特别是他对宫廷的控制，取决于确定的规矩。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那样在领地上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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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利益为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人也是在为自己谋利益。国家得益，个人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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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国王事务之我见”，《回忆录》（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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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后，戴高乐谈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时说：“我是法国的国家和政府。我是法国的独立和主权——这个位子可不好坐。”他说这话时可能也联想到了强加于路易十四头上的那句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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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路易十四的另一个常用语——“太阳王”这个称号也受到了误解。它指的并不是他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去追求金色的荣耀，而且他也不是第一位得到这一称号的国王。第一位是他的父亲：路易十三曾被称为太阳王，因为在黎塞留的辅佐下，他成为了唯一的权力中心，像太阳一样。太阳的光芒，即权威，毫无阻挡地，或者说几乎毫无阻挡地遍及法国每一寸土地。在路易十四时期，这个比喻同军事力量的比喻混为一谈，其最重要的意义反而被遗忘了。与此同时，君权的原则被误认为个人统治，即绝对权力；这就是朕即国家这句话表达的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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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君主，路易十四特别注意办好两件大事：他每天勤恳办公，恰如一位高级公务员，同他的四位国务大臣开会议事；同时他按照以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计划管理宫廷。这两项责任都由于他童年的经历而深深烙印在他的性格上。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他来自一个问题家庭，五岁丧父，是由母亲带大的。他的母亲——摄政女王——不久同任首相的红衣主教马萨林秘密结婚。马萨林是来自意大利的外国人，周围都是依附于他的意大利人。他极为精通迂回外交，苦心教诲小国王如何担当君主的责任，小国王都一一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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