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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内，许多人作诗赞美她，其中著名的有拉辛和拉封丹。当然，他们和国王一样，不知道她为接近国王所采用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办法。她生了8个孩子，想方设法使其中两个成为合法的王子，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统王嗣的支持者和私生子的支持者之间永远的争吵。在被难以对付的（也是虔诚信教的）曼特农夫人取代之前，蒙特斯庞被波舒哀主教劝归了天主教，或者说主教以为自己成功了。但她仍然不肯安分，还想重新赢回早已被她抛在脑后的丈夫，却没有成功。她丈夫是少数几个远离凡尔赛的喧闹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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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其他人的桃色事件完全公开，连续不断，促使观察敏锐的人思考起人的情感。它们在心中和脑中的相互作用，它们在社会中造成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了法国悲喜剧作家研究的题目，尤其成为所谓政治和道德论说文作家写作的题材。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他们发展起来的文体（342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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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他的超人的那一体，开始主持国事之日也是他敕令修建凡尔赛宫之时。那是在17世纪的第六个十年期间。主持国事和修建宫殿都大为不易。宫殿的选址是一片多沙的低洼沼泽地，没有活水（337＞）。路易每天同大臣和侍仆的会见恐怕也是同样乏味和缠人，但他还是耐心严肃地倾听他们的报告和建议。他坚持亲自阅读所有的文件，决不在他不明白的文件上签字。他喜欢阅读，虽然他的拼写和所有人一样不太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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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事不久就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财务大臣尼古拉·富凯失势被捕，并将以贪污罪受到审判。他是法国最富有的人，在一些人中很得人心，因为他慷国家之慨，向他们大发钱财，而且他刚刚在他华美的花园别墅“子爵之谷”为国王举办了几天盛大的款待。他被判处在各城镇间放逐，在国王看来这就等于监禁。富凯偷盗国库之事是一个名叫柯尔贝尔的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揭发的。柯尔贝尔想做财政大臣，一心要整治国家的经济。国王打击富凯还有第二个原因：富凯在海岸外买了一个小岛，在上面修筑工事以防不测。路易从中嗅到了“投石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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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全国行政管理的改革。行政当局必须提高效率，增加收入。财政一团糟，高官沉溺于行贿受贿，他们负责的部门玩忽职守，没有记录——这种情形在一个资产阶级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力挽狂澜，避免国家破产，柯尔贝尔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削减开支，节约资金。只有国家繁荣，税金才会滚滚而来；因此必须促进出口，减少进口。这就是重商主义，自前一个世纪就开始风行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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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他的计划，柯尔贝尔发明了“秩序的准则”来取代他所称的“混乱的准则”。他和手下日益增多的办事人员都是资产阶级成员，他们把国家如商业的观念付诸实施。他们整个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君主同贵族的斗争。如今在路易十四的治下，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大权在握；国王亲自阅读和草签备忘录，这也是资产阶级做事的方式。在他之前，税金的征收和使用即使没有作弊也杂乱无章。柯尔贝尔毫不松懈地监督着每一个人，要求查看记录、收据、议事录、审计报告和各种数字以决定发布何种指示。他首先命令对国家的所有物产进行调查。他有意识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推动“调查治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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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书桌。聪明人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仔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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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15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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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带写字板的有抽屉的柜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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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逊所著《帕米拉》（1740年）《牛津英语大辞典》中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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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que，官僚制。局、司的职权。这个新词并不正确，但因政府对所有事情的广泛影响而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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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雷辞典》（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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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arcy，官僚机构。“集所有有组织的行动的力量于一个总管的官僚机构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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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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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由财务总监，也就是柯尔贝尔自己，和簿记员掌管。每一个部门都有一本登记簿，那是一本格式和页数都有特别规定的大型册子，前25页空白留作题目索引，剩下的按交易类别分开。订货、付款必须有柯尔贝尔的签字，而且必须立刻登记，同登记簿中其他的款项加在一起。登记簿上的数字每月一次算出总额，经核准后呈交国王。国王自己再重新核查每一页，若数字吻合他说声好，签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官僚公事程序就是一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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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局来实现中央集权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国成了欧洲的工厂。它赢得这个角色不是通过倾销，而是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包括亚麻织品、花边、丝绸、酒、陶瓷器皿、织锦、钟表以及木制品和金属制品。柯尔贝尔手下数不胜数的新老公务员一丝不苟：一匹布哪怕只差一寸也会在国境边上扣下销毁。这些人虽未取代当地管事的贵族，但已经夺了他们的权。对那些贵族、一些地主和商人来说，柯尔贝尔是个祸害；他颁布的新规定严苛过分，而且常常荒谬可笑，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的巨大好处显现的同时，它的弊病也随之出现。时至今日，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柯尔贝尔主义既可用来表示赞扬，也可作贬义词用。但像国王自己写给王储的话中所说的，地方总督常常是小型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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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总督莫不行事不公，军队莫不放荡不羁，乡绅莫不专横地对待农民，收税人、代理人、甚至军曹都莫不傲慢无礼。这些罪行以国王的名义犯下，因而更其严重。官员中即使有正直之士也因难以抗拒潮流而受到腐蚀。人民本应只有一位君王，其实却有1000个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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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回忆录》（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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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柯尔贝尔决心造福大众，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关心贫穷的工匠和农民，指示手下的官员收集统计数字以采取扶助的行动。在他的指示下，修整了道路，排干了沼泽地的积水，修建了运河并采取了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如削减路税和其他赋税。若非因为国王不仅要做家长式的君主，还想通过征战来扬威天下，那一段的历史很可能会成为全世界传诵的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凡尔赛宫的奢靡和赞助艺术的花销都不至于使国家破产，但是另一个人的野心打乱了柯尔贝尔的和平的计划：陆军大臣卢瓦在和他争取最高权力。卢瓦极力助长国王对光荣的梦想，运用他的影响把柯尔贝尔的努力成果抵消了一半，怂恿国王发动了四次耗费巨大的战争，使法国成为一个半世纪期间的头号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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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级贵族和其他人继续占据着原来的职位，却没有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形造成了摩擦，更加重了由僵硬烦琐的条例所引起的混乱。另外，公文表格造成办事迟缓，而且总有些官员独断专行，傲慢无礼。柯尔贝尔的制度已经实行了五六年，政府官员都还弄不明白出口关税条例，老实的商人只能按吩咐乖乖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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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当局并非不顾民间疾苦，实际上它一旦察觉有问题便采取补救办法。但从一开始，抗议就不只针对柯尔贝尔的计划，而是针对君主制的思想。抗议的声浪和激烈程度逐年加大，表达方式则各种各样，从历数冤苦不平到阐述关于政府和经济的理论。围绕着对失势的富凯的长时间审判掀起了一场公众争议，各种小册子、书籍、诗作和讽刺短诗使这场争议愈演愈烈。文人们支持不同的争议方，据权威人士说就像20世纪初在德雷福斯一案上知识分子之间那样立场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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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一些资产阶级和贵族走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应当指出，他们痛苦或愤怒的呐喊没有受到压制，当时的言论界和出版界反映了真正的公众舆论。其中有些意见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商人反对高关税，贵族反对失去“自由”。当柯尔贝尔迫使富商对国家的贸易公司投资的时候，引起了更多的抗议；但有钱的贵族却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这种投资不算违反贵族经商即“堕落”——丧失贵族身份——的规定。按贵族的传统，只有土地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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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还对贵族的头衔进行了调查，以确定谁真正可以免税，这一行动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恼怒。有些调查员收受贿赂，这是调查活动不可避免的并生现象。调查后发现许多贵族的头衔是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可以花钱买一个带头衔的职位。构成“法律界的贵族”的所有地方法官都是用这个办法得到爵位的，而且他们买到的爵位后代可以继承；孟德斯鸠男爵的头衔就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市场上出售的一些土地名称里虽有德这个字，但并不说明拥有者是贵族，比如比利牛斯地区的德巴曾庄园到了本世纪还再次转手出售。此外，历代国王和大臣都曾为奖赏特殊效劳，或为换取现金，或为给皇家私生子以贵族地位而分发过头衔。柯尔贝尔的儿子就因功劳卓著被封为德塞涅莱侯爵。圣西门的父亲是他家族里第一个公爵，所以他的贵族身份也出炉不久。最后，著名人士，特别是作家，也通过德这个字装出有头衔的样子，如让·德·拉辛，弗朗索瓦·德·伏尔泰，卡龙·德·博马舍。他们在名字中加上这个点缀是为了方便，因为他们有些贵族朋友，拜访贵族时客人必须自报姓名，若没有德这个字，势利的门房就可能把客人拒之门外或对客人傲慢无礼。总而言之，在17世纪，一个人名字中有德字，哪怕有明白的贵族头衔，都不能确实证明他的祖先曾和查理曼并肩作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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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到双头的君主制度——指凡尔赛宫的路易和无处不在的柯尔贝尔——的压迫的人中，有些人认为整个制度无一是处。圣西门关于“卑下的资产阶级”的愤怒（＜245）只存于他的秘密回忆录中（355＞）；但是亨利·德布兰维利耶伯爵却公开发表种族优越论，它后来在民族主义政治，最终在国家社会主义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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