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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一词当时指家族。通常说卡佩家的国王是法国王室的“第三种族”。大贵族家族各为一个种族，他们合为贵族种族，“血统”上有别于资产阶级和农民。贵族显然更为优越：他们来自日耳曼的森林，征服了居住在法兰西的“高卢-罗马人”；他们世世代代是战士、主人、圣战的领袖，并一直掌握着权力，直到国王背叛他自己的种族，把王国变成了君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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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自由消失于无形。地方大会没有了，三级会议不再开会，上一次开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246）。同样，按等级给予个人的特权和依特许给予省和城镇的特权都被取消。简言之，法国的体制完全被打乱。每一项所谓的改革，每一条规则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法国在专制统治的路上越走越远。上一个世纪一位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弗朗索瓦·奥特芒在《法兰克-高卢》一书中已经发出了警告（＜247）。虽然书中的详细内容讲的是别的东西，也没有强调种族的思想，但该书内容中得以流传下来的却只有法国的日耳曼人是自由的捍卫者这一教条（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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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的神话居然没有和它那名不见经传的发明者一起湮没，这可能会使人感到惊讶。它之所以留存下来并传播到愤激的贵族那不断缩小的圈子以外的地方，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影响巨大的《论法的精神》这本阐述宪法原理的书中，孟德斯鸠在结尾的地方花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谈论它。孟德斯鸠这部著作出版于18世纪中期，欧美的博学之士人手一册。在此之前，皮埃尔·培尔在他所著《辞典》中给了奥特芒以好评（360＞）。另外，支持“日耳曼种族等于自由”这一信条的还有不可磨灭的塔西佗和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9）。最后，应注意圣西门所谓“卑下”（vile）的资产阶级只是说他们地位低下，没有邪恶的意思。住在villa（居住点）的高卢-罗马人以他们的行径给“villain”一词赋予了“恶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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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70年代中期，在愤怒、野心和时世艰难这众多因素的促使下，诺曼底的一位罗昂爵士组织了一次起义，想要脱离法国，另建一个独立的贵族共和国。起义的组织者分两个阶级：贵族和平民。他们共同宣誓：若得不到颁布新法律，特别是颁布税法的权力，决不放下武器。他们的纲领并不排外，新教徒可以当选为大会议员，也可以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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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们（指柯尔贝尔及其助手）对内以其残酷和贪婪造成民不聊生，对外以其邪恶或鲁莽的建议四处树敌。鉴于此，诺曼底的贵族和人民彼此立下誓约，利益决不分开，为共同的福利不惜牺牲财物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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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策划人的布告（1672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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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被镇压了下去，领头人也受到审判，被处决。当时粮食歉收，价格低迷，赋税沉重，百姓难以承受，而国王正在进行第二场兼并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赋税不只是引起了诺曼底的骚乱，还引起了一场对现行所有经济思想表示怀疑的辩论，比如，在一个合理的经济中为什么要保留贵族祖辈留下来的免税特权？有些作家提出统计数字，其他人试图找出财富的来源和贸易条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探索开了先是称为政治经济学后来改叫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先河。现在这一学科的原用名满可以重新起用，因为国家又成了商业的伙伴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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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一方没有料到持有强烈宗教意见的人也参加了辩论，而且还站在对立面一边。但是，虔诚的道德主义者反对日益增强的现世主义，反对用讲究宽容的耶稣会会士做告解神父的宫廷的种种作为，这原本是很自然的。此外，反对派中的一些思想家在论辩中又举起了理性和自然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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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满于腐朽现状的教徒是一群叫作詹森主义者的遁世者。他们所追随的荷兰神学家詹森是伊普尔的主教，著有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这些教徒隐退于巴黎附近的波尔罗亚尔，那里有一个供贵族妇女所用的修道院，院长是一位卓越的妇女昂热里修女。她劝她的儿子安托万·阿尔诺在附近住下来静修。其他的詹森派教徒也和他一道来到这个地方。这些人的朋友，包括帕斯卡、费奈隆和拉辛，常常来访，于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政治和宗教正统的小团体。在大家谈话的启发下，帕斯卡写出了尖锐犀利的论著《致外省人书》，总结了詹森教派对为耶稣会所容忍的卑鄙行为的抨击（＜219），阿尔诺则对索邦大学进行痛斥。这还只是开头而已。阿尔诺的宏伟著作洋洋135卷，在神学、道德、语法和文体、逻辑、几何学等各个方面力纠现行的谬误。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乐此不疲，直到寿终于当时罕见的82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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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罗亚尔因此在法国历史上意义重大。19世纪的批评家圣伯夫花费数年对其进行研究，撰著8册论述其特点和成就。福楼拜嘲笑他们那班人，说一群在一起住了30年的人至死还互称先生真是奇哉怪也。但是那个时期的风气是与他们信条的特征相符合的。像他们的宗师詹森一样，他们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像路德一样坚信得救预定论，也确信上帝的恩惠会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尽管持有这些新教的观念并像新教徒一样严格律己，却宣称忠于天主教的教义。不过教皇还是把他们定为异教徒。一些现代学者在他们的倾向中看到了政治异见的开端，它把法国永远地分成“两个法国”，这是远在1789年大革命造成根本性分裂之前的事（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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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一家书店，问有没有蒙田的《随笔集》，店主说没有。过了一会儿旁边的一位年轻人说：“我家里有。”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蒙田的《随笔集》，因为它很像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吻了他的手，结束了这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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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坦普尔爵士（16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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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主义思想与18世纪哲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对理性的崇拜。詹森派教徒认为理性来源于神，高于祈祷。而且他们以用途作为验证价值的标准。他们认为通过自然科学可以发现重要的真理，因为自然法则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研究几何学可以训练头脑去达到终极的真理。这种把信仰和科学合为一体的观点是阿尔诺、拉米和（据有些詹森派教徒称）圣奥古斯丁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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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詹森派持非主流意见的一支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已经知道，帕斯卡深受蒙田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智左右摇摆，不可靠；他呼吁绝对信赖上帝，而上帝的法则是高深莫测的。几何学固然有用，但它的方法只限于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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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人的理性之可靠性的怀疑所依据的就是人的意见多种多样、千差万别这一事实。这明显是另一种诉诸理性和自然的方式。詹森主义这两派完美地表明了西方在辩论中对理性和自然这一对终极价值的运用是多么具有弹性。在所有的宗教信徒对君主主义进行的攻击中，最直接的（也是最不起作用的）是下面这个人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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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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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担任圣职，登台讲道口若悬河，撰著行文下笔千言。他是路易十四的皇孙兼继承人勃艮第伯爵的私人教师。费奈隆为教诲皇孙写了一些寓言和一套《死人对话》，还为一家女子学校写过关于女子教育的专著。中年时，他遇到一位神秘主义者居伊昂夫人，她劝人皈依寂静主义，那是宗教改革时期伯麦在德意志发起的一个教派，它没有仪式和教职人员，全凭一片诚心，当时称为虔诚派（＜33）。热诚的费奈隆为其教义所吸引，因而为它的创始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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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仗义之举给他带来了厄运。他的朋友，同样著名的传教士和作家博舒埃与他反目成仇，在宫廷内和罗马四处活动以图把他搞垮搞臭。博舒埃没能立即成功，因为费奈隆也有朋友，而且国王觉得他是“国中最敏锐、最有灵感的思想家”。费奈隆自己对路易崇敬有加，却对他公开和私下的行为都予以谴责。就在博舒埃力图使他这位异教徒朋友改悔的时候，费奈隆正在撰写《致路易十四的信》，痛斥他的人格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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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30年来，您的大臣们为增加您的权力打破了国家所有行之已久的法则。他们保证您开支无度，夺全国之富以供给您宫廷的奢华。使您为民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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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他们发动血腥的战争，引起邻国的仇恨。我们没有盟友，因为我们一心想奴役他国。与此同时，人民啼饥号寒，暴乱频起，而您只能或任其蔓延或对被您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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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致路易十四（1694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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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里面好似告解神父所说的毫不留情的话语出自谁的手笔。当时费奈隆已经成为著名散文家之一。国王的报复一定使他惊诧不已——他被封为康布雷的大主教。但反对他的阴谋并没有停止，而且阴差阳错居然成功了：一个正在抄录费奈隆新作的书记员把文稿交给了他雇主的敌人。新作的题目是《忒勒马科斯》，是以荷马史诗里的故事为基础的一部小说。里面描写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这位正直的王公的行为，以及他和他周围的各种邪恶办事人员的对比。这部小说成了畅销书，并被看作是对宫廷和国王的讽刺。费奈隆的命运就此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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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有圣职，因此难以像对平常人一样对他进行审判，于是他被软禁在他的主教辖区。在那里他把时间和金钱用于救济贫苦。那个地方位于两军作战地区的边缘，他为双方的部队都做了许多好事，敌方的将领甚至下令禁止部队在那里征集粮秣或为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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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勒马科斯》已成经典之作，直到最近仍是法国学生的必读书。《死人对话》是那种文体的早期范例，借著名的男女之口来讨论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两部著作还不足以充分显示费奈隆那卓越的头脑。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包括布道文、论文、实为散文的“信”），他描绘了一幅他心目中法国政府的图像。那是一个有成文宪法的有限君主制，有具有代表性的议事大会和履行重要职责的强大的贵族阶层。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应当有公共教育，教会和国家应互为独立；应解除农业和商业的沉重负担，对所有劳动者——无论是在店里还是在田间，或在教职和政府机关的下层——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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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在国王于凡尔赛宫驾崩前几个月死于他的流放地。第二年，费奈隆的最后一封同样是争取彻底改变的“信”面世。信是写给法兰西学院的，表面上是为了回答学院向会员们提出的问题：现在辞典编纂完毕，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人说应该编一部法文语法，其他人建议编修辞学、诗学、批评理论。费奈隆的信是在他去世前的一次会上宣读的，其中涉及的题目比其他的建议都广泛得多，它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要求将它出版。费奈隆生前刚刚来得及把它修改成一本100来页的小书。里面谈到语法和用法、文学体裁的性质、诗歌的规则、悲剧和喜剧的特点、史学的方法以及古代作家是否优于现代作家的问题。就所有这些题目，费奈隆都批评了当时的普遍意见。他反对过分“净化”法语，把所谓“粗俗的”、不适合文学和礼貌谈话的字眼和成语剔除出去。他反而想通过借用外语词汇来丰富法语，他还鼓励作家大胆创造新词和复合词。呼吁解放的论点贯穿全“信”。费奈隆认为布道应简单自然，而不是繁复浮华。诗人不必拘泥于法语的韵律规则，应该像画家一样抒发激情和真理而不应注重辞藻的精致或夸张。悲剧和喜剧也同此理，应倡导自然，避免矫揉造作和陈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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