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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辛不同的是，拉封丹不是大臣，从来没进过国王的宫廷。他做林务官，这是个俸金优厚的闲职，但他得福不知，经常不去上班。他在服装、举止和语言上仍然保留了乡村本色，甚至可以说是土里土气。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朋友们苦劝他去把他的书献给国王，他勉强地去了，却忘了带书。他至死都是这个脾气，一点儿不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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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拉封丹和莫里哀以外，追随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徒还包括伽桑狄和他那一派的自由思想者。这种脱离上个时期的基督教禁欲主义（＜190）的转变正和君主制的胜利相吻合。君主制需要奢侈，而奢侈和禁欲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古代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并非无神论者或酒色之徒，不过他们的神是不干涉信徒事务的，所以有节制地追求享乐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明智的。自由思想者[3]这个给予17世纪的伊壁鸠鲁信徒的称号只有思想自由的意思，指自己有自己的意见，没有纵情声色的含义。伽桑狄以享乐的方式来行使思想自由是为了反对由笛卡儿创立的正统观念。笛卡儿说人的思想与生俱来，因此是上帝赋予的。伽桑狄说头脑中的任何思想莫不是通过感觉得来，没有任何主意、感情、记忆是自来生成的。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普遍认为是洛克提出的（365＞），其实伽桑狄的主要著作比洛克的早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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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两位之间有一位作家推广了伊壁鸠鲁的享乐式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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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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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位奇人，事迹却简单明了。他因支持失势的财政大臣富凯（＜292）被年轻的路易十四逐出法国，在英国度过了余生。圣埃弗勒蒙在英国结交了许多朋友，但从未学会英语。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喜欢与他交往，他同马萨林公爵夫人以及法国和荷兰的贵族和博学之士都有书信来往，包括奥兰治的威廉国王和斯宾诺莎。他享寿90岁，一生中高谈阔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还写了不少短文，但都不是为了出版。这些短文写给不同的朋友，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抄，后来被盗用、翻译，甚至冒名伪造。一个巴黎出版商要求他雇用的文人，“再写几篇圣埃弗勒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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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论述的问题是流行的题目：古人是否高于今人，维吉尔的诗作与意大利史诗孰优孰劣，法国和英国的喜剧，话剧的优点和歌剧的荒谬。他关于这些常见题目的文章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后，就进一步开始论述其他问题：“论正确的生活方式”、“论享乐”、“论爱情”。他最长的一篇文章是讽刺文《多坎库尔元帅与卡纳耶神父的谈话》。神父告诫说不要自由思想，那必然会导致用理智来思考宗教。元帅代表圣埃弗勒蒙，争论说基于理性的宗教不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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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一个该死的哲学家大谈人类的始祖、苹果、蛇，让我越听越糊涂，干脆什么也不愿相信。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反而觉得更加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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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大人，这样最好不过了。没有道理！这才是真正的宗教。没有道理！上天给了您多大的恩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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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17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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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受到崇拜已有50年之久，甚至更长；公众对他怀着一种习惯的尊敬，他写的任何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被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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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科托伦迪谈圣埃弗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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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虽然由于作者的粗心在有些地方不够清楚，但仍然简洁易懂，因而大受欢迎。提倡享受是受人欢迎的，而且同时说应通过培养愉快的心情和温和的脾气来保持健康，感官的享受要少量、有节制；这使良心的顾虑也得到了安抚。对圣埃弗勒蒙来说，友谊这项乐趣与给人启迪的思想和愉快的谈话紧密相连。他所提倡的平衡的原则和巴洛克主义相得益彰，无论如何比禁欲主义好得多；鲁本斯或贝尔尼尼的作品或巴赫的音乐中都没有一点儿自我压抑，听天由命的影子（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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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提出这些伊壁鸠鲁式劝告的这位论说文作家不是在书斋里苦读的学究。这位被流放的作家曾出色地指挥过重要的战斗。他是位贵族，当人们劝他发表他的“著作”的时候，他对他们居然认为他那些“小玩意儿”值得一提表示惊讶。圣埃弗勒蒙显然是最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人”。在任何时期，这样的人都影响重大，因为他的思想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在历史上，他是重要人物，但慢慢地降为了三四等的人，只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如果真的身临其境地去看待过去的话，就会看到有一大批像圣埃弗勒蒙一样的人，当时的崇拜者确信他们的作品是时代的经典之作，无法相信后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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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彼特拉克开始（＜49），人们在就艺术和文学的表现方式进行辩论时就一直使用“古代”和“现代”的称号。但是，直到17世纪末，这些字眼才造成了文学界的分裂，出现了两大派别，它们之间的辩论被公开称为争吵。我们刚才看到圣埃弗勒蒙在这场辩论中直陈自己的观点。他是中间派，倾向于现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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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激烈的一次争论由佩罗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篇讲话引起。在那以前，在意大利发生过一次关于塔索的史诗的交锋（＜148）。无论站在哪一边，把塔索的史诗和荷马的《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相提并论都是不合逻辑的，于是这第一次争吵不了了之。后来的这次较量时间更长，题目似乎也更合理一些：现在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强？每人都必须做出选择。现代派说：“我们比他们强，因为我们的知识更多。”这样说有自吹自擂之嫌。如今被认为那个时代天才的另一派人因谦逊而赢得好感：“我们只是在模仿无法超越的大师们。”可怜的佩罗这位写出了《鹅妈妈的故事》和其他现在已成经典的童话的作者遭到了激烈的攻击。辩论中又再次提出了荷马的名字，虽然只有很少人读过他的作品，更没人想模仿他。荷马史诗的翻译者达西耶夫人有力地对荷马进行了捍卫。参与论战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支持古人的一派确实模仿了古人，却没人问一问现代的悲剧中哪些是古人的规矩和思想，合唱、音乐和舞蹈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同意维吉尔比荷马更为杰出，同样，现代派所模仿的东西也是通常来自罗马历史，或罗马剧作家塞内加，而不是希腊文化——现代主义像一层厚厚的黄油，抹在薄薄的古代文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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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论述，而是借文化潮流之力；这场争议如同焰火一样，不断生出各种色彩的分枝。绘画的分量不大，因为没有古代的模式；但雕塑家和建筑家也参与论战，争辩不休。一旦现代派宣布了他们的优胜，反应敏捷的人马上指出：所有领域之中都出现了比过去更优越的作品、更大的智慧——一言以蔽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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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意义深远。一旦承认了进步，它就意味着人和社会是可以完善的；如果有可能达到完善，就应当制定改变世界的计划。到了18世纪，改革的方案源源出台。西方思想从借鉴历史转为着眼于缔造未来。这个方向的转变普及之后，全社会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安之中：一方面兴高采烈，因为正在努力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受到内疚的自我意识的困扰，因为目前的状况如此糟糕。勇敢前进的一派和小心谨慎的一派之间的争斗也永无停息，他们后来形成了不同名称的政党，最终简化为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派别内部又进一步分成各种小派别，各自鼓吹不同的计划。不过，长存于我们当中的古代派和现代派现在似乎都同意，基督教关于世界的罪恶无可救药的观点不是绝对的，进步是可能达到的。对这一点的承认标志着现世主义日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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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论说文以外，圣埃弗勒蒙还写了几部箴言录。纯箴言这种文体在17世纪中期还是新生事物。在它之前有“漫谈集”和所谓的名言逸闻录。后者是放在人名后面的后缀，比如梅纳热言行录——作家梅纳热的言论或他的逸事。名言逸闻录是匿名发表的，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没有保证。前文讲到路德时（＜ 16）举例提到的漫谈与它类似，同属一种文体。箴言与这二者不同，是作者自己的话。由于箴言的出现，名言逸闻录逐渐消没，但漫谈一直延续到19世纪（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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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箴言作者是拉罗什富科。他是位公爵，一度是激烈的投石党人（＜286），中年后成为对路易宫廷冷峻的观察者。和新古典主义悲剧一样，箴言是对人心理动机的分析。表现艺术也同悲剧诗一样，把观察的结果压缩为易于记忆的形式，是去除了轻浮的讽刺短诗。一部箴言集相当于一部道德哲学著作，拉罗什富科的著作的标题恰好就是“箴言或道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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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读他的箴言集会觉得拉罗什富科对善与真完全没有信心，是对人性的怀疑主义者，在人的行为中只看到自私、虚荣和妒忌。比如他说：“人如果不互相欺骗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其实这种认为他对人性一律怀疑的印象是错误的。无可否认，他的许多箴言对美德的健全诚实表示怀疑，指出自我利益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但拉罗什富科并未对此津津乐道，他还写了许多别的箴言；他只是对于人的动机经常不纯感到悲哀。这方面的证明是在他500多条箴言中只有不到一半是消极的。更多的是中性的，是对生活和社会的描述。一些为数不多但十分突出的箴言讲的是正直男女的动机和行动，以及形成崇高人性的因素——勇气、友谊、知恩图报，以及真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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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三类箴言中，爱情是经常出现的题目，原因不言自明。但是这位道德家的经历不只限于凡尔赛宫，他经历了在此前各派间的战争，当时腐败的政治（他就此写了一部回忆录）造成了他对表面现象的怀疑。在批评他因自己遭遇坎坷就怨天尤人之前，应当记住这种道德怀疑主义也是基督教的精神——每个人都是罪人，哪怕是在做好事的时候。帕斯卡说“自我是可恨的”，也是部分地出于这条普遍法则。拉罗什富科把自我叫作amour proper——自重。它是所有其他动机的基础。他几次把人的表里不一归因于不自觉的原因，这就使人更加悲观，因为本能的冲动是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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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罗什富科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花了几页的篇幅对自己作了简介。描述了自己的相貌之后，他说自己是个不会笑的忧郁的人，不仅是由于脾性所致而且也有“使他忧心忡忡的外部原因”，那就是宫廷中的生活。他也曾努力对朋友“放开”，但难以做到，仍然是“矜持内向”。不过，他喜欢与人讨论，特别是同女士交谈；她们讲话比男人精到准确。他头脑清楚，机智幽默，喜欢就道德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但在讨论中常常过分激动。至于追求异性，他已经不再从事此道。但他钦佩壮丽的激情，能产生这种激情的人灵魂也同样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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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中有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互相矛盾，同作者的自我介绍也南辕北辙。这个双重的矛盾是由于箴言这种文体固有的弱点所致，而不是作者的缺失。箴言听上去仿佛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场合。如果随便翻阅一本熟悉的隽语集，会发现有很多睿智的语句意思彼此相反，但两者都同样有理。它们如同谚语一样：“三思而后行”，但“小心干不成大事”。角色和情况变化无穷，没有哪种智慧的思想能涵盖一切，特别是当思想是通过只言片语来表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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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罗什富科的一句中性的箴言开辟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题目——他给正人君子（honnête homme）下了定义。这个词确定了17世纪做人的楷模。它指的仍然是宫廷的侍臣（无论男女），但与卡斯蒂廖内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廷臣（＜85）有所不同。卡斯蒂廖内写的人物有着无限的兴趣和能力。Honnête并不是如今通用的诚实的意思，它指的是品行高尚，还带有受上天降恩的意思，像拉丁语中honestas一词。它含有一系列的品质，包括出身高贵，言谈举止优雅有礼，能轻易控制自我，因为在社交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会令人不快或冒犯别人的自尊。高尚的人还应该值得信任，不过首要的一点是他的行为必须圆通安详，没有粗糙的棱角。造成举止粗鲁别扭的原因既有生涩怯场、假作谦逊，也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拉罗什富科所作的定义简洁精确，很难传神地翻译：完美的正人君子是“对自己不事张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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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社会理想，也反映在其他相关的词语中：良伴（la bonne compagnie）、优雅社会（le beau monde）、理想的人（les gens comme il faut）。这个理想的形成来自女性的影响。她们是品味的仲裁者、举止的判决人，在这方面行使着拉罗什富科注意到的她们在言谈中表现出来的精确。她们沙龙中的活动是上演的戏剧，而她们则是批评家。［参阅爱米莉·詹姆斯·普特南（Emily James Putnam）所著《淑女》（The Lady）。］礼貌被称为“小型道德”，二者表现的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其实，我们发现社交场合中礼节的烦琐程度随着其他的文化特点而变化；从凡尔赛宫（或古中国）的繁文缛节到20世纪的无拘无束；它与它所属时代的政治、心理和审美相匹配。［可读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所著《得体行为》（Goo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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