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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论布歇的一幅田园画（17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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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评画的期间，流行的品味和艺术风格称为洛可可式。只凭这个词的发音就知道它的含意是“不太严肃”。它的原意为贝壳的装饰（rocaille），先是用于屏风、桌面和别的家具，后来词意转为精致和灵巧，最后意指带有一点儿荒谬的巧妙。经过了路易十四时代的严肃之后，精神和色彩的轻盈、奇妙的想法、大量的卷须形细巧装饰大受欢迎，此外还有对中国风格和其他异国情调的尽情模仿。洛可可风格是戏耍中的启蒙运动，是从理性中的一种解脱，与狄德罗、理查逊和卢梭表现感伤情绪的作品相一致；它令人愉快地表现了不负责任的情绪（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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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席卷了欧洲知识阶层的洛可可风格在建筑、绘画、雕塑和室内装潢方面都产生了杰作。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尔宫正门的石雕就表现了这一风格。它在绘画中横跨广阔的感情范围，华托把怀旧的情绪融入神话题材的画作，布歇的每幅作品都反映出逍遥自在的风情。就连宗教题材的画也可以采用这个风格，如京特的《圣母怜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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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可可的对立面同样兴旺。拉图尔的粉笔肖像是对布歇轻浮的油画无语的斥责，乌东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富兰克林、华盛顿这些世纪名人所雕塑的胸像均作严肃的沉思状。在英国，洛可可风格对装饰的影响比对绘画艺术的影响来得大，像庚斯博罗、雷诺兹和雷伯恩这样的画家没有采用幻想的手法，除了为女士画像时添加一些装饰品。在照相术发明之前，只有肖像画家能得到丰厚的酬金，但他们必须满足贵族顾客提出的通常是十分明确的要求。不应忘记与这一派英国画家同时的还有一群一流的水彩画家，他们在描绘风景、房屋和马匹时也力求忠实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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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组人以外，还有一位画家首次用画来批评社会。他就是威廉·贺加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采用“与舞台上演出的题材相类似的现代道德题材”。为表现贵族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他在讽刺性素描中画出浪荡子、娼妓、懒散的学徒，以及他们非人生活的各个阶段。他的组画中人物众多，形成一种画的小说，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的画中重复出现以建立各幅画之间的联系，并显示他所谴责的道德弊病的发展（如同电影一样）。（《浪子生涯》由加文·戈登改编为芭蕾舞剧，并由W·H·奥登同斯特拉文斯基合作改编成歌剧。）贺加斯的油画题材不拘，和他的少数几幅肖像画一样不受欢迎。自己的阶级或行业在菲尔丁或斯摩莱特的小说里受到羞辱比画中较为容易接受，画中的人物、姿势、衣着和装饰看起来和朋友，可能也包括自己，太相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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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到百科全书世纪是批评的年代还是创造的年代，公平的回答是：两者都是。排除了它的创造，我们的博物馆、图书馆和音乐会就会显得空空如也，面目全非。18世纪看起来批评性比创造性更强，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些信仰和制度。这些信仰和制度仍然有众多的追随者，他们当然对这场运动愤恨无比，因为它引进了不信神的思想和世俗国家，推崇技术，要求一切人的权利；而关于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约翰逊博士、勒杜和莫扎特却是一点儿也没有令人愤恨或遗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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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790年前后魏玛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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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各邦国”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是大约2000个互不相关的群体，到了18世纪中叶只剩下了300来个。其中萨克森-魏玛公国不如汉诺威、巴伐利亚或萨克森那样强大。它是个小城镇，周围环绕着丘陵和森林，景色宜人。乔治·艾略特19世纪中叶来访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仍然相当闭塞。然而，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间，它不仅因成为德语文学的中心而著名，还促成了它邻近公国宫廷中习惯和文化观点的惊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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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在不同的地方提到的，路易十四的巨大影响达100年之久。德意志的大小王公花重金建造宫殿，给它们起法文名字，在宫廷中规定各种几近荒谬的繁文缛节，观看法国或仿法国的戏剧，在治国中使用专制手段——他们是路易十四从未当过也从未想当的实实在在的绝对君主（＜284）。当然，各公国对法国文化归顺的程度有所不同，下面将要提及的其他特点也是一样，但总的来说这些法国化了的德意志人感到穷极无聊。他们的解闷方式是经常酗酒，而且酗酒如同宫廷礼仪一样是必为之事，此外还有狩猎和赌博，以及缺乏骑士风度的男女情事。他们治下的百姓备受压迫，生活赤贫，但国家又禁止他们移民别国。这种半东方式统治的受害者中处境最为凄惨的是王公的妻妾。家中为了彩礼把她们嫁入宫廷，王公用她们生产子嗣，否则便打入冷宫，不能像男人一样有消遣的办法，实际上过着被囚禁的生活。当严酷的赋税榨干了一个小国百姓的血汗的时候，这个小国就会通过买卖或联姻的方式而被富国吞并。2000就是这样变成3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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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大公的遗孀安娜-阿玛莉亚是另一种脾性。她从自由中寻求快乐，这自由指的是摆脱日常惯例、规矩和礼仪的自由。她喜欢阅读、戏剧、音乐和交谈。她邀请赫尔德这位诗人、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来到宫廷，他帮她把这种态度灌输给她的儿子卡尔·奥古斯特。当她的儿子需要一位教师但又是同龄伙伴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选定一位26岁的年轻作家进宫，这位作家因写了一本畅销书而闻名遐迩，他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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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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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发现他这位教师同他一样热切好学。他们学习的方法是漫游乡间，在小酒馆里共用午餐，畅谈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不是从《爱弥儿》中学到的进步教育法，倒像是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结成的伙伴关系，彼此都想从对方那里受益以使自己事业成功。这个比方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歌德作为作家不需要也不能指望从卡尔·奥古斯特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可是人们忘了歌德的非凡性格中还有政治方面的雄心壮志，还想在治国中一显身手。虽然这可以是出于纯粹的权欲，但在性格复杂的人身上，它也代表着对秩序的一种唯美的喜好。歌德就是这样，而且他也有必要的才能，首先是处事的圆通。当他被任命为枢密院官员的时候，院长弗里奇因对“歌德博士”如此破格提拔不满而辞职。歌德顺利履职后，特意同弗里奇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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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歌德（可以说）就是魏玛的市政长官。从国家剧院到自然资源的保持，一切活动都由他监督或指导。这并不是说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无所事事，或安娜-阿玛莉亚对政策没有自己的强烈意见。路易丝公爵夫人虽然受到丈夫冷落，但也并非完全不问国事。但是歌德是执行者，也是创新者，是他在各方之间促成妥协并确保其得到执行。有时，责任和麻烦纠缠在一起使他苦恼不堪，甚至兴起挂冠归里之念。但是他坚持了下来，把魏玛变成了普鲁士以外德意志人的知识中心，也间接地成为其他宫廷文明举止方面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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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当指出，随着路易十四的影响逐渐减弱，王公们开始转向新的典范，即玛丽亚·泰蕾莎在维也纳的宫廷。那里的礼仪规矩更为拘谨愚蠢，其主要部分在奥地利一直延续到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可能奥地利模式的过分烦琐反而帮助了魏玛的新做派在德意志其他地方扎下根来。卢梭关于家庭生活和热爱自然的思想的传来也相应促进了更为轻松的礼仪的形成。它们的新鲜祛除了长期以来的沉闷无聊。只有符腾堡直到法国大革命前一直顶住了任何变化。普鲁士早就是个独立的王国，不需要追随什么榜样，它已经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腓特烈大帝自己就是诗人兼启蒙思想家，会吹长笛，有J·S·巴赫这样的座上宾，并资助艺术和科学，他自从在魏玛现政府一代人以前即位以来，把柏林建成了一座光明的城市。歌德自从青年时在法兰克福住过之后就一直是“弗里茨党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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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文化变革之中潜伏着另一个因素——民族感情。过去，王公和百姓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萨克森人、黑森人等。只有在去外国旅行时，他们才说自己是德意志人。在几位作家攻击了法国的文学霸权，特别是攻击了伏尔泰以后，对同一语言的意识才终于开始发展。在这场斗争中，以弱胜强，击倒了歌利亚的大卫是一位汉堡的批评家和剧作家莱辛。他写的戏剧评论把伏尔泰才华横溢的悲剧批得体无完肤，并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真才实学。站在他一边的赫尔德则指出通俗文学的深刻和对生活的忠实。卢梭反对人为做作的思想正在开花结果，在此过程中，赫尔德发现了民族（Volk）。在这种兴趣的转移中，必然把人看作德意志人，不是黑森人或图林根人或达姆施塔特人。德意志人民的自我意识始于“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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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对法国文化统治的抵抗基于路德教的道德观。这可能是因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几位最强大的思想家都出身于牧师家庭，更为肯定的原因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似乎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莱辛和歌德一道成为德意志民族经典作家的几位——席勒、赫尔德、诺瓦利斯、黑格尔、费希特、蒂克、施莱艾尔马赫和施莱格尔兄弟——特别注意表现诚挚和勇气。康德提出给科学和道德法规以同等地位和权威，这说明他感到了这种被启蒙思想家所无视的需要。在狂飙运动期间（396＞），年轻的反叛者选择普罗米修斯作为他们大无畏的象征，席勒早期的剧作中对权威的攻击与博马舍的攻击有所不同，不是自信十足的放肆无礼（400＞），而是出于看到正义被践踏而产生的义愤：英雄和被压迫者是站在同一高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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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叛逆预示着德意志人在世纪中叶或稍晚的时候开始的转变。他们曾被普遍嘲笑为梦想家和关起门来的哲学家，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出产专制领袖的民族，在战争、政府、教育、科学，包括哲学本身等各个方面莫不如此。他们先是为普鲁士所控制，在1815年帮助打败了拿破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行为准则后来成为他们的民族特征——切合实际的秩序和制度，以及对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国力的规则的尊重。他们在王朝争战的战场上曾经任人宰割，有200年的屈辱需要雪洗。到19世纪末，欧洲的其他国家开始认为德国人天生好战，特性大多令人讨厌，有种族自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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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称之为德意志的觉醒中，魏玛在道德和文学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不过有个悬疑必须先予解答：歌德的哪一本畅销书使他因之得以在政府中任职呢？书的名字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爱上了朋友的未婚妻（后来成为那位朋友的太太），对方也爱着他。故事并无特别的新意。对他们之间感情的描写使人联想到《克莱芙王妃》的内容和理查逊的手法。维特忠于朋友，尊重婚姻的誓言，以自杀求得了解脱。情节的分析显然十分到位，书出版后引起了自杀潮。这些自杀和这本书引起一片痛惜责备，说它们是多愁善感发展的极致，这种情绪在其他国家也盛行一时（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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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不能算错，但它忽视了一点：维特的一部分不满是来自他对社会歧视的愤怒。宫廷中对礼仪的讲究也向下蔓延到了资产阶级，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称号，对自尊心造成伤害，令人极为反感。这种严格而烦琐的礼仪在德意志人的高层、中层和下层根深蒂固，连魏玛人也不能完全免除：诗人席勒的妻子被人看不起，因为她的法文不合格。她必须去瑞士补习好法文后才有资格成为公爵夫人的女侍臣。但维特式的自我放弃和其他类似的对习俗的屈服很快就被年轻人的奋力反抗所取代。有两位作家的狂暴的戏剧激发了年轻人的反抗，本身也是这种反抗的表现：克林格尔的剧作《狂飙突进》使整个运动因此得名，席勒的《强盗》则把绿林好汉写成社会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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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于1775年到达魏玛的一年后，他和圈子里的密友们听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宣布了独立。宣布独立的文件开宗明义使用的是启蒙运动的格言。不只是杰斐逊及其同志，其他几个州的宣言也用了同样的词语，接下来列举了旧有的一系列具体指控。一年多来，英国军队和当地民兵经常发生流血冲突，现在要全面开战，因此需要阐明为何而战。但是尽管独立宣言的序言如此铿锵有力，难道美国独立战争真的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吗？独立宣言似乎显示，一个辽阔的现代国家在宣称：它有权按照在旧世界无法实现的原则管理自己。这样的解释是进步的欧洲人所乐于接受的。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的220万人口仍然举止粗野，生活简陋。它还不是一个民族，殖民地的居民从根本上说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同边界上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对他们进行欺骗，南方的殖民者寄生于20万非洲奴隶的苦工之上。尽管原始主义者对新大陆的居民钦佩崇敬，尽管贝克莱主教半个世纪前就做出了新大陆崛起的预言，但是欧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从海外那些人那里学习的，也不必害怕来自他们的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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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人的气候中，有这样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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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以大自然为法，以美德为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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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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