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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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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发现他这位教师同他一样热切好学。他们学习的方法是漫游乡间，在小酒馆里共用午餐，畅谈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不是从《爱弥儿》中学到的进步教育法，倒像是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结成的伙伴关系，彼此都想从对方那里受益以使自己事业成功。这个比方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歌德作为作家不需要也不能指望从卡尔·奥古斯特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可是人们忘了歌德的非凡性格中还有政治方面的雄心壮志，还想在治国中一显身手。虽然这可以是出于纯粹的权欲，但在性格复杂的人身上，它也代表着对秩序的一种唯美的喜好。歌德就是这样，而且他也有必要的才能，首先是处事的圆通。当他被任命为枢密院官员的时候，院长弗里奇因对“歌德博士”如此破格提拔不满而辞职。歌德顺利履职后，特意同弗里奇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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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歌德（可以说）就是魏玛的市政长官。从国家剧院到自然资源的保持，一切活动都由他监督或指导。这并不是说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无所事事，或安娜-阿玛莉亚对政策没有自己的强烈意见。路易丝公爵夫人虽然受到丈夫冷落，但也并非完全不问国事。但是歌德是执行者，也是创新者，是他在各方之间促成妥协并确保其得到执行。有时，责任和麻烦纠缠在一起使他苦恼不堪，甚至兴起挂冠归里之念。但是他坚持了下来，把魏玛变成了普鲁士以外德意志人的知识中心，也间接地成为其他宫廷文明举止方面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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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当指出，随着路易十四的影响逐渐减弱，王公们开始转向新的典范，即玛丽亚·泰蕾莎在维也纳的宫廷。那里的礼仪规矩更为拘谨愚蠢，其主要部分在奥地利一直延续到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可能奥地利模式的过分烦琐反而帮助了魏玛的新做派在德意志其他地方扎下根来。卢梭关于家庭生活和热爱自然的思想的传来也相应促进了更为轻松的礼仪的形成。它们的新鲜祛除了长期以来的沉闷无聊。只有符腾堡直到法国大革命前一直顶住了任何变化。普鲁士早就是个独立的王国，不需要追随什么榜样，它已经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腓特烈大帝自己就是诗人兼启蒙思想家，会吹长笛，有J·S·巴赫这样的座上宾，并资助艺术和科学，他自从在魏玛现政府一代人以前即位以来，把柏林建成了一座光明的城市。歌德自从青年时在法兰克福住过之后就一直是“弗里茨党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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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文化变革之中潜伏着另一个因素——民族感情。过去，王公和百姓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萨克森人、黑森人等。只有在去外国旅行时，他们才说自己是德意志人。在几位作家攻击了法国的文学霸权，特别是攻击了伏尔泰以后，对同一语言的意识才终于开始发展。在这场斗争中，以弱胜强，击倒了歌利亚的大卫是一位汉堡的批评家和剧作家莱辛。他写的戏剧评论把伏尔泰才华横溢的悲剧批得体无完肤，并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真才实学。站在他一边的赫尔德则指出通俗文学的深刻和对生活的忠实。卢梭反对人为做作的思想正在开花结果，在此过程中，赫尔德发现了民族（Volk）。在这种兴趣的转移中，必然把人看作德意志人，不是黑森人或图林根人或达姆施塔特人。德意志人民的自我意识始于“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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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对法国文化统治的抵抗基于路德教的道德观。这可能是因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几位最强大的思想家都出身于牧师家庭，更为肯定的原因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似乎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莱辛和歌德一道成为德意志民族经典作家的几位——席勒、赫尔德、诺瓦利斯、黑格尔、费希特、蒂克、施莱艾尔马赫和施莱格尔兄弟——特别注意表现诚挚和勇气。康德提出给科学和道德法规以同等地位和权威，这说明他感到了这种被启蒙思想家所无视的需要。在狂飙运动期间（396＞），年轻的反叛者选择普罗米修斯作为他们大无畏的象征，席勒早期的剧作中对权威的攻击与博马舍的攻击有所不同，不是自信十足的放肆无礼（400＞），而是出于看到正义被践踏而产生的义愤：英雄和被压迫者是站在同一高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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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叛逆预示着德意志人在世纪中叶或稍晚的时候开始的转变。他们曾被普遍嘲笑为梦想家和关起门来的哲学家，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出产专制领袖的民族，在战争、政府、教育、科学，包括哲学本身等各个方面莫不如此。他们先是为普鲁士所控制，在1815年帮助打败了拿破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行为准则后来成为他们的民族特征——切合实际的秩序和制度，以及对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国力的规则的尊重。他们在王朝争战的战场上曾经任人宰割，有200年的屈辱需要雪洗。到19世纪末，欧洲的其他国家开始认为德国人天生好战，特性大多令人讨厌，有种族自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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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称之为德意志的觉醒中，魏玛在道德和文学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不过有个悬疑必须先予解答：歌德的哪一本畅销书使他因之得以在政府中任职呢？书的名字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爱上了朋友的未婚妻（后来成为那位朋友的太太），对方也爱着他。故事并无特别的新意。对他们之间感情的描写使人联想到《克莱芙王妃》的内容和理查逊的手法。维特忠于朋友，尊重婚姻的誓言，以自杀求得了解脱。情节的分析显然十分到位，书出版后引起了自杀潮。这些自杀和这本书引起一片痛惜责备，说它们是多愁善感发展的极致，这种情绪在其他国家也盛行一时（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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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不能算错，但它忽视了一点：维特的一部分不满是来自他对社会歧视的愤怒。宫廷中对礼仪的讲究也向下蔓延到了资产阶级，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称号，对自尊心造成伤害，令人极为反感。这种严格而烦琐的礼仪在德意志人的高层、中层和下层根深蒂固，连魏玛人也不能完全免除：诗人席勒的妻子被人看不起，因为她的法文不合格。她必须去瑞士补习好法文后才有资格成为公爵夫人的女侍臣。但维特式的自我放弃和其他类似的对习俗的屈服很快就被年轻人的奋力反抗所取代。有两位作家的狂暴的戏剧激发了年轻人的反抗，本身也是这种反抗的表现：克林格尔的剧作《狂飙突进》使整个运动因此得名，席勒的《强盗》则把绿林好汉写成社会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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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于1775年到达魏玛的一年后，他和圈子里的密友们听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宣布了独立。宣布独立的文件开宗明义使用的是启蒙运动的格言。不只是杰斐逊及其同志，其他几个州的宣言也用了同样的词语，接下来列举了旧有的一系列具体指控。一年多来，英国军队和当地民兵经常发生流血冲突，现在要全面开战，因此需要阐明为何而战。但是尽管独立宣言的序言如此铿锵有力，难道美国独立战争真的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吗？独立宣言似乎显示，一个辽阔的现代国家在宣称：它有权按照在旧世界无法实现的原则管理自己。这样的解释是进步的欧洲人所乐于接受的。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的220万人口仍然举止粗野，生活简陋。它还不是一个民族，殖民地的居民从根本上说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同边界上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对他们进行欺骗，南方的殖民者寄生于20万非洲奴隶的苦工之上。尽管原始主义者对新大陆的居民钦佩崇敬，尽管贝克莱主教半个世纪前就做出了新大陆崛起的预言，但是欧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从海外那些人那里学习的，也不必害怕来自他们的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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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人的气候中，有这样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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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以大自然为法，以美德为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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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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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法庭和学校来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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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将兴起帝国和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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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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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美激励着壮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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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最睿智的头脑和最高尚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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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的欧洲则完全无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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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莱主教《论在美洲播种艺术和学术的诗歌》（1726～17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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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关注是争取独立的动机之一。同情独立的英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正是这样说的。英国在把法国人赶出北美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财力，一直在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和对其征税来填补亏空。在愤怒的独立宣言发表前的10多年间，殖民地的抗议和暴力行动就一直不断。独立宣言的序言读起来像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这只能说明殖民地有一些精英访问过巴黎或读过进口的书籍。但后面列举的控诉表明，对英国人的武装抵抗并不是一场革命。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把它与后来在欧洲发生的事件混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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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美国独立战争的目的是反动的，要“回到过去的美好日子中去”。纳税人、众议院的议员、商人和各家各户都想回到英国最新的政策实行以前的状况中去。他们要求的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通过代表实行自治，赋税由地方议会决定，而不是由国王专断。宣言中并未提出要求改变权力形式的新思想，而这种新思想才是革命的标志。宣言中列举的乔治国王的28条罪状英国人早已耳熟能详。宣言的内容是对滥用权力的抗议，不是要根据新的原则重建政府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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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朋友们，鲜血的力量遏制着，充满爱国热情的暗杀者的疯狂，（狂怒不能实现公众的幸福；）因为乌合之众胆大有余但成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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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特朗布尔《时代赞歌》（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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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发表之前的材料也是一样。大量的小册子、讲演、信件、决议、大会报告，还有报纸文章，它们讨论的问题总是：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走到独立那一步吗？宣言发表前一年的康科德和列克星敦之战很难算是革命热情的迸发。把华盛顿的军队与克伦威尔的铁军对比一下，即可看出两者的不同。两场战争中作战者都很英勇，华盛顿率领着一支不稳定的队伍表现出来的坚毅可歌可泣。但在美国战争中英国人有时并未全力以赴。对反对独立的人经常是群情激愤，结果迫使许多人流亡去了加拿大；不过也有许多人号称有病——“亲英热”——而逃脱了迫害，后来也没有追究。所有这些都不像革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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