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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1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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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尚未成为政治家的年轻的爱尔兰人埃德蒙·伯克发表了《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该文用心理学和生理学详细地分析了两者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不同。秀丽美是柔滑的、和谐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崇高美则是严峻的、巨大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古人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对于几种不同艺术的性质及其对人的灵魂产生的影响也作过一定的研究;但是直到18世纪才进行了如此详细的分析。理论在上,促使批评家争相挖掘更深的意义和细微的区别。在18世纪,狄德罗就绘画,莱辛就拉奥孔,最后是温克尔曼就古希腊所作的研究评论把详尽无遗的艺术批评变成了一个制度。它的作用部分是学术研究,部分是宣传。温克尔曼毕生的事业就是赞美古希腊艺术,贬低古罗马艺术,从而重振柏拉图的信念,即美是神圣的,是应予爱戴和崇敬的。温克尔曼后来被一个同性恋者杀害,这可能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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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代对古希腊的理解各不相同。温克尔曼所赞美的希腊是启发了19世纪灵感的希腊。通过歌德、拜伦、济慈和埃尔金公爵这些人的努力,它掀起了在每个教室中都悬挂帕提农神庙图片的热潮。它也激起了西方对希腊反对土耳其的独立战争的支持(514>)。最重要的是,新的希腊理想帮助摆脱了艺术应原样复制自然的旧原理。大自然捉摸不定的特性困扰着政府理论家,也迷惑着艺术批评家。他们只能说应当模仿的是美好的自然,其实也就是说画家或诗人经常必须改动自然使其美丽。但建筑应模仿自然中的什么样板呢?即使用秩序与和谐来取代自然,困难也并未消失,只是有所减退。如果再加上接近生活和有戏剧性的要求,秩序与和谐还能否继续维持?这些没有定论的问题造成了围绕着音乐的无休止的战斗(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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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5月9日,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家把一位25岁的瘦小青年痛骂一顿后踢出了大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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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象歌剧应当写成什么样的时候,火焰窜过我的血管,我急切得全身发抖,迫不及待地要让法国人明白他们必须了解、欣赏并且惧怕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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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22岁时(17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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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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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一直给大主教做音乐苦工,待遇连仆人都不如,直到他奋起反抗。今天每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神童,由他的父亲教育成才。到他被赶出主教府邸的那一天,他已经写成了几十部各种音乐作品,包括11部歌剧或其他供舞台演出的作品。但到那时为止,他那些颇有造诣的作品虽然充满创意和他目己的特点,在形式上却都是模仿前人的。它们之所以著名只是因为作曲家年轻。到18世纪80年代,格鲁克的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莫扎特就是在这个10年间确立了他自己独特的声音和风格的。莫扎特无须为形式或体裁而战,也几乎没有受到格鲁克作品的影响。不过,在所有形式的音乐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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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声音描写人物,莫扎特甚至写了一部情节剧,即用字句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场景,有些字句的意思是用音乐表达出来的。对他来说,用人来表演剧情不只是一种激励,它不啻是一剂兴奋剂。他的作品常常因其可爱、优雅和精致——简言之,洛可可风格——而受到赞赏;当时人们认为一些“更强”的大师“更为严肃”。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听莫扎特。他的音乐中感情的深度和对人尴尬处境的准确把握为多数人所不能及,使他跻身于屈指可数的几位用音乐传载真理的大师的行列。不过,莫扎特保持了贵族式的良好风度。一位批评家指出,听莫扎特的音乐常常难以确知音乐是快乐还是悲伤。这正是对那个年代特点最准确的体现:人们无法确定那个世纪之末到底是无忧无虑的愉快年月,还是最后日落之前的辉煌时刻。其实,它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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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剧方面,莫扎特的天才在于他把每一个音乐成分都用来刻画角色。这不只限于歌剧的开场:剧中的每个角色都依剧情的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声音,乐队的伴奏则把细腻之极的微妙变化与歌声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角色之间意志的相互作用连续不断,无一停顿,每一部歌剧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氛。奇迹在于他的音乐虽然有如此巨大的表现力,但各种变化都遵守着古典形式的规整,用声音表现了温克尔曼希腊式的和谐。这种自然流畅的对称和谐部分地来自旋律,它听起来丰富新颖,其实并不繁杂,一般很少超过四到八个小节,使用的也是18世纪通用的音乐语汇。旋律与剧情之间天衣无缝的契合和莫扎特为此目的对曲调作的调整处理使人们惊叹:“太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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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和谐就没有崇高,像伯克说的,崇高需要粗犷和宏大。不过有的时候,在《唐璜》和他最后的歌剧《魔笛》中,莫扎特以他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崇高。我们不禁要猜测若是他活到浪漫主义时期的话,那个时期的艺术狂热将会对他的风格产生何种影响。他的性格中绝无世纪之末的颓废。只要读一读他的信件就会发现他是个积极乐观的人,有时表现出放肆的粗俗,反叛精神很强。他在《魔笛》中赞扬过的共济会员的信条会使他衷心欢迎理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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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所作的曲子遍及现有的所有音乐体裁。他靠收取佣金和自己作为钢琴大师开音乐会为生。尽管国王贵族经常请他作曲演奏,但不善理财的莫扎特却总是囊中羞涩,这表明了音乐家这一职业地位的低下。上层阶级还未能跟上艺术理论家的认识;对这些赞助人来说,教堂外的音乐只是娱乐而已。因此,莫扎特的大部分作品只不过是上乘的糊口之作。然而,他谱写的大量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和其他室内乐曲中,许多有着与歌剧同样的抒情加戏剧性的含义和音乐上的精湛完美;自G小调交响曲之后,莫扎特除了在音乐形式方面不断探索发明之外,还开始在音乐中尽情表达他对生活或快乐或悲伤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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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是他那个时代的发明。由斯塔米茨父子领导的多产的曼海姆乐派确立了交响乐的格式。比莫扎特年长的同时代人,他所尊敬的朋友约瑟夫·海顿,用这种形式写了104部作品供他在埃斯泰尔哈佐的东家欣赏。在海顿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中可以看到从新古典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迹象:悠长的旋律,并不总是对称,但仍然保持着平衡;乐章以一个主调开始,以另一个主调结束,却不刺耳。另外,海顿喜爱民歌,在他的清唱剧《创世记》和《四季》中特意表现出自然风景的效果。在艺术上,他与一些英国诗人十分相似,他们超越当时流行体裁的限制,以接近民歌的方式讴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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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顿的作品虽然内容自由、丰富、新颖,声音格式却仅限于悦耳,有时可以说是动人。他的104部交响乐没有一部能像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一样压缩入如此密集的情感。在那几十年中音乐艺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歌剧作品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出色和平庸的比例。有些18世纪的作曲家歌剧一写就是十几部,最高纪录是160部。海顿为技能所限,没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只有室内乐演奏者发现了他的深度,此外,他得到的只是尊重,没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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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段过渡有关的还有18世纪晚期管弦乐队的特征。它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音色,但仍受制于一些木管乐器机械性的不足,也还没有在管乐器和弦乐器之间达成标准的平衡。铜管乐器经常是可有可无的,即使用的话也只有一两件。一支配备完整的管弦乐队大约有45件乐器。除歌剧以外,音乐仍然只在家中演奏。只有富有的赞助人或宫廷才养得起有一定规模的长期乐队。在巴黎,只有一个名叫拉普佩利尼埃的包税人家中有可与埃斯泰尔哈佐相媲美的乐队。真正公开的音乐会少而又少,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决定成立一个音乐厅。他们选择布商公会(Gewandhaus)做他们的常年管弦乐队演奏的场所。门票向成员出售,只给偶尔来听音乐的非成员或外地人保留五个座位。[这方面可浏览琼·佩泽(Joan Peyser)编辑的《管弦乐队》(The Orchestr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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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的听众向来不占人口的多数,连受教育阶层的多数都不是。绘画比较易为大众接触,文学更是如此。除了这些高雅的乐趣之外,至少还有两点造成当时是处于文明巅峰的感觉。一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生活的自在感。在旧制度结束之际,这种自在当然只限于有钱人,特别是那些在西方各大都会之间来往的有钱人,因为这些大都会具备了各种礼仪和物质条件,使得生活舒适惬意。这方面一个突出的成功例子是威尼斯。虽然它已经衰落,但作为一个提供快乐的城市依然保持着它的美丽(商业上也依然兴隆)。它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交圈子是最优雅的,它的赌博是最文明的,它的交际花是最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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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卡纳莱托和瓜尔迪的作品给了它一次小小的艺术重生。这两位画家以这座城市为题材作了大量的画作。每一个做“大旅行”的青年归途中都把威尼斯作为必经之地,好为旅途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加上一笔光彩,并买上一两张卡纳莱托的画。瓜尔迪的作品有未来印象画派的影子,作为纪念品不甚流行。卢梭在《忏悔录》中记下了他对那时威尼斯的敏锐观察,而马德琳·D·埃利斯的《卢梭的威尼斯故事》则是一位现代学者关于斯人斯城所提供的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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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重要事件,其中有灾难也有成就。这些事件使文明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或一种感觉。那几十年中,重要事件连续不断。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相继逝世是众人瞩目的大事。布莱特船长由于他的船邦梯号上发生了哗变而闻名四方。有关航行的新闻还有:在美国,一个叫约翰·菲奇的人在船上安装了一部蒸汽机在特拉华河上航行。在法国,贝耶博士制造了一部可以发出元音的机器;屈尼奥造出了蒸汽汽车;蒙戈尔费埃兄弟建造了热气球,把他们勇敢的朋友皮拉特尔·德罗西耶送上了蓝天。气球的球壁是(加厚的)墙纸做的,因为他们两兄弟的生意就是制造墙纸。第二年,伊丽莎白·蒂博尔在里昂又重复了这桩壮举,她唱着歌直飞到城市上方一英里的高处。不久之后,两位旅行家乘坐这种新的旅行工具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第一个降落伞也是在巴黎发明的,但试验时造成了致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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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沃康松的法国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制造自动玩具——机器人。他做的长笛手能吹奏悦耳的曲子,做的鸭子会走路、游泳、捡吃谷粒,(谁知道?也许)还会消化。更有用的发明是阿尔冈的灯。人们对这种灯早已熟悉——泡在装满灯油的灯碗里的灯芯由一个小轮控制着,灯头的火焰扣在一个玻璃管中。曾经试过用煤气照明,但没有成功。发明了钢笔,作家从此摆脱了鹅毛笔折断或写秃了的时候削笔这桩烦人的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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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还传来了很多丑闻,又一次证明理性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人的愚蠢就此结束。一个自称卡廖斯特罗伯爵的人说他可以创造奇迹,包治百病。他还可以预言未来,与死者通话。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趋之若鹜,百般讨好,竞相转告别的朋友说他是超人。其实,他是个意大利旅店店主的儿子,是个江湖骗子。他设的一次骗局因被称为王后的项链事件而远近闻名。他伙同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女冒险家拉莫特伯爵夫人,告诉爱恋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情古怪的德罗昂红衣主教说,如果他送给王后一条价值160万法郎的钻石项链的话,就会得到王后的青睐。项链交到了这两个貌似诚实的人的手中,他们却把钻石取下来在伦敦卖了。他们的阴谋和红衣主教的痴情传到了国王的耳中,于是向他们提起了诉讼。拉莫特被定罪,声名扫地,但她逃走了,卡廖斯特罗也逃脱了,最后逃到罗马。在那里,他垂老之时被作为共济会员判处死刑,但后来减刑为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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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也是新闻不断。世纪中期,这座城市发生了50000名暴民的暴乱。乔治·戈登勋爵再次提出“打倒天主教!”的老口号,带领一群暴民游行请愿,要求废除最近颁布的一项减少对天主教徒某些限制的法令。抗议发展成整整一个星期的打砸抢。精神不太正常的戈登经审判被免除叛国罪,最后皈依了犹太教。与此同时,纽盖特监狱被暴民摧毁。不久后又把它重新建起,把戈登关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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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的巨手抹去了现在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时候,当伏尔泰的名字,甚至他用来写作的语言都不复存在的时候,阿巴拉契亚山脉、俄亥俄河的两岸和塞欧塔的平原将会响彻这个蛮子(莎士比亚)的声音。他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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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斯·摩根(17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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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对这种坏消息的一种补偿,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悲剧女演员,西登斯夫人,她的表演使观众终生难忘。诗人和散文家把她誉为英国最好的女演员,自那以来,无人挑战过她的地位。她出道前后,另一件现已被人遗忘的事标志了英国戏剧批评的急剧转折。一位名叫莫利斯·摩根的作家撰写了一篇长文,阐述他广为众人嘲笑的意见。他力排众议,坚持说莎士比亚是无与伦比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预言家和思想家。摩根属于第一批偶像崇拜者,并且不像后来的崇拜者那样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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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是多事的一年,在它前后还出现了知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些出版物。就在那一年,出版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他的出版物包括: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的《美洲史》,此书立意新颖,内容全面,但由于独立战争爆发而不幸草草收场;杰里米·边沁的《立法原理》,该书按说应该属于下个世纪,因为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到那时才得以实现;还有休谟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这位苏格兰理性主义者不动声色地提出了一系列论述来驳斥对基督教和理性的信仰,这是其中的最后一部(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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