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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种人类特有的倾向，由于某事使人觉得好玩而引发。笑的时候，眉毛中部向上，到鼻子部分则向下聚拢；眼睛几乎闭合；嘴巴张开露出牙齿，嘴角向后拉开上扬；两颊鼓起，几乎挡住双眼；面部通常发红，鼻孔张开，眼睛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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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1768～17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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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多了两个新的信息来源：伦敦的《泰晤士报》和3卷本的《不列巅百科全书》。伦敦人无论是否爱好音乐，都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欣赏第一次亨德尔纪念音乐会。它既表达了对这位大师的怀念，也表示了人们对声乐和器乐的大型聚合的喜爱。音乐会动用了525件乐器，共举行了5次，因为首演大受欢迎，不得不加演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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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法国的国库已经罄尽。破产迫在眉睫。在这紧急状况中，国王听从谋士们的劝告，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包括贵族、僧侣和平民，已有175年没有开过会了。它的职能只是提供建议，不能立法，除了投票设立新税以外。这一次需要它既提供资金又就政府改革提出建议。为此目的它必须代表整个国家，所以要举行几乎是全民参加的投票来选举会议成员。与此同时，要征求关于改革的意见并收集在每个地区或行政管区的备忘录中——它相当于英国的蓝皮书。收集上来的意见和要求惊人的相似。启蒙的思想已经传遍全国，几乎所有意见都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是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两位亲英人士没有明言的礼赞。谁也不想废除国王，但谁都想结束所谓的专制政治，制止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壅塞的司法部门随意专横地为所欲为（＜420）。选举三级会议成员的过程本身就显示出政府机构的混乱状况。有的城镇同时属于两个行政区；有的行政区分成两半，彼此相隔好几英里。相关记录散失，管辖范围重叠，特别法庭和特别规则及豁免使得一般规则失去任何意义，赋税不公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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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改革彻底进行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接受，国王下令给予报刊自由。一股书籍和小册子的洪流随即如变魔术般地出现。显然，法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是政治学家。他们都了解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没有公开传播的情况下，思想在社会上流传得如此之广，实在令人惊讶。在这成千上万个声音中，有一个声音使全国为之振奋。沉默寡言的教士西哀士在一份简短的宣言中说：“第三等级（平民）即全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各地纷纷召开临时国民会议通过类似的决议。制宪成为一时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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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1788年的事。第二年，经过了关于程序的激烈争吵之后，三级会议得以召开，又接着吵下去，迫使上两个等级与第三等级合并成为国民大会。不久，吉约坦医生向大会推荐了经他改进并以他命名的断头机（guillotine）。巴士底狱被攻破，卫兵们遭到无谓的屠杀；几个城市爆发了暴乱，贵族帮助废除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作为其中一员的西哀士又写了一篇文章，详述了后来的人权宣言的内容。君主制改革似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在国王一家被从凡尔赛宫带到巴黎之后。这是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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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在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肯塔基的一位洗礼教派牧师蒸馏出了第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作为慈善基金会的坦慕尼协会建立了起来，它后来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政治性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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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听途说、电影或学校课本中，谁都大概知道1789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自由改革如何变成了新的专制统治。本书以后会写到一些需要记住的细节（428～429＞）。改革性质的脆弱在初期就显而易见，表现在感情用事与暴力倾向掺杂在一起，所有公民皆兄弟的信念中混合着对于形形色色“可疑分子”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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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命运起伏说明了当时的狂热情绪。美国勇敢的朋友博马舍受命担任巴黎市长，监督拆毁位于被重新命名为协和广场，现已人去楼空的巴士底狱。他以他一贯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是到了1790年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可疑分子之一。他受到审判，幸运的是没有被投入监狱；他若进了监狱就会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囚犯一样在两年之后被杀死。在审判期间，他高兴地看到他的歌剧《塔拉勒》重新上演，但为顺应时代作了修改。原来剧中的英雄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自己取而代之做了明主。现在加了一场，在里面人民成了英雄站在一个纪念自由的圣坛上。男高音和合唱队唱出以宪法为歌词的歌曲。改革歌剧比改革民族国家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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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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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法国大革命这几个字，大家立即会明白它们之所指，脑海中也会浮现出有关的形象。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1789年这个具体的日期可能在别的地方不像在法国那样被记得清清楚楚，但那场动乱发生的时间在“不太久以前”；它是血腥的，具有高度的戏剧性，直接关系到个人，后来又融入了拿破仑这位至今仍名扬四海的人物史诗般的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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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25年间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为各派所辩论不休，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来源。人一旦出生就享有某些固有的权利，这个论点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种子在于新教革命，那场革命提出了每个人都可自由平等地接近上帝的“基督徒自由”（＜6）。君主制革命间接地培育了这个种子，它削弱了贵族的威信和力量，努力把民族国家内的每个人都变成国王治下同样的子民，尽管这方面有一些例外。后来“光明的世纪”提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原理，这些原理本该使法国把它所谓的绝对君主制改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并且改得更为彻底。这个目的为人民所广泛支持（＜ 423）；它启发了三级会议在1789年中期开会时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使贵族自己放弃了特权。然而，这个目的最终却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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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不是平稳变革的艰难时期，而是政权交替的混乱和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暴力。第一段时间有五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前三年半的时间内，做出过努力企图实现君主制的自由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在后一年半中，独裁统治对内实行恐怖，对外进行战争。之后是相对自由的五年，其间波拿巴在战争中屡战屡胜，因而崭露头角。仗没有打完，波拿巴就当上了执政官，后来做了皇帝，他统治的15年间法国又回到了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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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些结果的人和思想为数众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提出一个有文化意义的因素，那就是成为派别领导或一度获取政权的那些人缺乏成熟的政治才能。治理好国家需要两种能力：政治技巧和行政头脑。同时具备这两项能力，或哪怕是只具备其中之一的人都甚为罕见。政治技巧表现在知道在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以及如何获取别人的支持。做过委员会委员的人，只要头脑清醒，都知道用心良好的委员提出的许多“好主意”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因为提出的主意只顾结果，却没有考虑实现的办法。萧伯纳参加过一个地方政府机构的工作，他估计人类只有百分之五有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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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真正的职业政治家也可能完全没有行政管理能力。行政管理是在随时可能出现混乱的状况中维持秩序。无论管理什么组织，都要一直把人与事置于牢牢的掌握之中。否则，可行的想法就无法实现。建立国家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的不只是才能，而是天才。拿破仑在国内外的成功既要归功于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艺术，也是凭借他这方面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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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说法国革命者受到了美国人这个自由民族的榜样的影响。法国人说到自由的好处时的确有时提到美国独立，可惜美国宪法创立人的智慧却没有传给在法国立宪的那些人。只有在法国人突然遭遇的战争中，美国的经验才在欧洲发挥了作用。拉斐德、德格拉斯、罗尚博、格奈泽瑙等人都在美国打过仗，看到了老式的战术在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神枪手面前不堪一击。他们在欧洲采用了小纵队的灵活战线，两旁有散兵保护。这样的战术不需要太多的训练；由于携带的是轻型炮械，部队的机动性和速度也大为提高。［参阅彼得·帕雷（Peter Paret）的《了解战争》（Understanding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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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头不要再要求更多的考虑时间了。严重的问题从来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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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波，关于内克建议的“爱国所得税”对国民大会的讲话（178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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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三届国民大会的代表经验能力不足，无法胜任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许多人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小城律师，或是其他行业的知识专业人员；有的人是工匠，或是小地主或地方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习惯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从未起草过宪法或在紧急情况的压力下处理过事关国家的大问题。他们倒确实擅长于表达思想，撰写并宣读冗长的演讲稿，无休止地进行辩论。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家米拉波不断地敦促他们采取行动，但丝毫不起作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些人的雄辩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讲演稿，为将来的竞选演说建立了榜样——用抽象而漫无边际的笼统之词表示自己的正直以赢得听众的掌声，但具体之处含糊其辞，只除了攻击对手或谴责“叛徒”的时候。不过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啰哩啰唆，那就是头脑清楚、精力充沛的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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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的前两年，米拉波本来有可能领导实现持久的改革，避免后来发生的相当于政变的一系列合法和非法的变化。他想把政府变为君主立宪制，自己担任政府首脑。不幸的是，他与国王之间有私人的金钱来往，这使得他的主张看起来像是腐败谋私，他的努力因此而招致别人的反感。他预见到了革命中即将发生的情况：任何努力实现稳定的措施都可能被视为阻挠自由和平等大军的前进。当反革命的威胁来自外国的国王和大公的时候，真诚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同蛊惑人心的政客比着发表日益激烈的言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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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有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一说。但那不过是概率较高而已。可以猜想米拉波如果活着，国王和王后哪怕是有一点点政治头脑，君主制就有可能存活下来。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是国王对奥地利宣战的，是国王在王后时时的怂恿下犯下的一连串错误使他失去了王位。在那之后法国政治中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社团、俱乐部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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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俱乐部这个名字人们记忆深刻，特别是在英国，它被用来形容煽动暴民的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是组织最为严密的政党，在全国各地都有“支部”。“区”是指巴黎新分成的48个管区，每个区都起了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比如用威廉·退尔这类英雄的名字命名），由地方大会管理，大会有委员会和其他成员，每个人都可自由参加辩论。社团是独立的团体，各自为自己的使命而奋斗。早期成立的一个社团名叫两性互助会社团，另一个叫平等人社团，第三个由女演员克莱尔·拉康姆创建的社团是最早呼吁建立共和国的。这些团体出版报纸，其中最激烈、最受欢迎的是马拉医生的《人民之友报》。这个“人民之友”呼吁建立独裁，也像独裁者一样对待所有崇拜他的人（包括克莱尔·拉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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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上所说的巴黎暴民其实是一群组织严密、能言善辩的人，他们并不是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在重要关头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他们策动了一系列暴乱、起义和屠杀，把立法者搞得狼狈不堪。他们一再派代表团去国民大会进行游说或威胁。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真理和美德的捍卫者、革命的卫士——不，是革命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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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政治力量有个绰号叫无套裤汉（434＞）。它由工人、店主、教师、艺术家、作家、低级公务员所组成，其中只有零星几个富人。“下层中产阶级”这个称呼无法说明这群人的许多特点。他们热爱知识，渴望接受教育（他们并不都识字），为自己的技能而自豪，自尊自爱，待人诚恳。他们聚在一起读卢梭、沃尔内和其他大师的著作，还演讲，唱歌，欣赏年轻姑娘朗诵关于道德的文章——简言之，过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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