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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德意志的华尔兹舞改变了这一切。如前所述，华尔兹舞长期以来一直是工匠在行会会所中的一种休闲消遣方式，当移植过来时，把《哦，亲爱的奥古斯丁》的传统曲调也一块儿带了进来。歌词和音乐永远地打破了优雅的集体舞，把它变为双人舞，将不同形式的蹦跳变成旋转。看到（和参加）男女成双成对地紧紧相拥，按四分之三的拍子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旋转，这给人造成的震惊是巨大而长期的。人们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种不雅的舞蹈（理由如通常的一样：“没有办法；它已经扎下根了”）。1812年，拜伦写了一首讽刺性短诗《华尔兹》。1830年，柏辽兹已经可以用华尔兹舞曲作为他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请读拜伦的诗作和聆听柏辽兹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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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乐在巴黎不大受人青睐，除了一位小提琴家拜洛特还对它孜孜以求。歌德却对室内乐大为欣赏，他把这种乐趣描述为聆听四个文明人的谈话。如果其他人也有同感的话，也许是因为它的氛围太像18世纪的沙龙了。此外，贝多芬的四重奏还无人知晓，试演的新作品让听众感到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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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法国有一个重大事件却没有使巴黎艺术界激动起来。说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它是在科学院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则消息传到了住在魏玛的歌德耳中。虽然他通常不为任何事情所打动，但是这次他却表现出极大的兴奋。在那段日子里，一位名叫埃克曼的青年诗人一直紧随他的左右，埃克曼将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了下来。以下是那一年8月2日他们对话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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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我刚一进门，歌德就大喊道，“你对这件大事有何感想？火山已经爆发，一切都熊熊燃烧起来了，再也不是关着的门后面发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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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怕，”我回答说，因为我知道1830年的革命刚刚爆发。“王室就要去国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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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歌德回答说，“我说的不是那些人。我说的是居维叶和杰弗洛伊·圣希莱尔在科学院里就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公开决裂。你无法想象我听到7月19日会议的消息时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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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学上的争论是围绕拉马克提出的生物变化的假设——进化论——而进行的（＜445）。圣希莱尔以在埃及进行的大量研究为后盾（＜445），反驳了居维叶这位当时首屈一指的解剖学家——自称能从一块骨头重新建造出整个动物的人。歌德之所以对此感兴趣，不仅仅是出于一个爱好科学的外国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其实他本人也是科学家。他对植物变种的研究成果当时已经得到园艺学家的接受；他对颌骨的发现也为解剖学家所认同；他在地质学方面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尽管他对光所做的长期研究未能推翻牛顿的理论，但是他完全有权认为自己是可与那些倾其一生进行科研的人一比高低的实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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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的思想对他具有吸引力，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同“一切事物具有生命且不断运动”的浪漫主义观点不谋而合，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宇宙充满活力”。因此，生物学是“周期性科学”，而不是物理学。如同在18世纪一样，探险队不断被派往世界各地去研究各种生命形式，包括“各个种族的人”。刚从剑桥毕业，不打算从事神职的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于1831年出海（503＞），参加了一个包括这类研究内容的探险。洪堡同邦普兰特漫游中美洲，采集了6万种植物标本，其中10%是欧洲所没有的。他返回欧洲后，为广大读者写了一本既严肃又引人入胜的书——《宇宙》，帮助形成了“科学”是一种单一的事业的思想。与此相比，在这10年里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如罗斯测定了北磁极的位置，或是罗巴切夫斯基提出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都没有引起公众的兴趣，因为它们比生物进化难理解；而进化论由于同《圣经》中的《创世记》相悖，因而有一定的新闻价值。1844年，就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十几年的时候，一部匿名作在虔诚的教徒当中引起轩然大波。这本书名为“造物遗迹的自然历史”。它把进化论的思想扩大到全宇宙的范围，激发了人们想象力的自由翱翔，迪斯累里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中对此作了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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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知道，万物皆在发展——这是永不停息的原则。开初，空空无物；接着，出现了某种东西；再接着——我忘了——我想是出现了贝壳；然后是鱼类；然后就是我们——让我想想——然后是我们吗？别管了，我们是最后来到世间的，下一个变化会比我们优越得多，是长有翅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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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累里《坦克雷德》一书中的康斯丹斯夫人语（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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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论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生物的进步是看得见的，同时也是因为史学风行的缘故。从19世纪20年代起，对过去的记载往往把过去描述为成长的过程，是某种主张或制度的发展过程。伯克就曾经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是由生命链组成的，因此即使个人消亡了，人类还是在不断获得新生。有机体学、生物学、史学和进化论都声称，它们解释当今社会或具体事物的方法是通过发现其以前的状况。尽管这种方法能揭示很多东西，但却有其危险之处。当把某种东西只看作它过去所有状态的总和时，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像分析一样，是简化的结果；这种简化误以为一组要素能够代表一个发展中的物体，也等于否认今后进一步的变化。这种易犯的错误被称为“遗传学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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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发展的研究必然会包括语言史。18世纪对语言的起源和语法形式进行了大量思考，因为这两者对理性的崇拜者来说都十分重要。19世纪初，人们从这些题目转入语言的具体事实及其在各地的异同。这种研究产生了被称为“规则”的一些固定出现的语言现象，如格林兄弟制定的日耳曼语言中元音变化的次序，又如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的各大方言组以及可确定的小语种（如凯尔特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相像之处。当人们把可追溯到梵语的东方语言与西方语言组相比较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像，从而认定所有这些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鼻祖。从此以后，“印欧语言”中的各种语言遂成为那些自诩为语文学家（philologist，原为“文字爱好者”的意思）的西方学者最感兴趣的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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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意味着人的存在，而各种语言则意味着不同民族的存在；语文学开始讨论凯尔特人、拉丁人、闪米特人、印度人以及书面记载中有案可稽的许多其他种族和民族。由于这些记录杂乱无章，难以核实，因此引起了学者之间的争执。19世纪期间，成百上千的学者各执一词，争得难分难解，倒是无暇去捣别的乱了。印欧语言的渊源被认定为一种据信是最早的语言形式，叫“雅利安语”，从这种起始语言推断出存在这么一个民族。既然雅利安一词是“崇高”的意思，这个想象中的民族就被视为最高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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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可想而知，不同的种族各具专属特征这一概念从此大行其道。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再次被挖掘出来作为日耳曼“种族”的定义。至于其他民族，恺撒的《高卢战记》派上了用场，一切载有任何“种族”资料的古老著作也都搬了出来。过去曾经有人声称欧洲各地的贵族都是征服了罗马的日耳曼人的后裔（＜295）。语文学再次提出了这个主张，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存在一个优等民族，即日耳曼民族或北欧民族，有时也叫别的名字。例如，19世纪初的学者约翰·平克顿就是语法方面的“撒克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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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作家注意到的一个民族的体形和道德特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世事沧桑之后依然故我，并且整个民族人人如此。日耳曼人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眼睛碧蓝。在东方的古代记载中，有证据表明雅利安人也有类似的相貌。所以，19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的人就是远古的雅利安民族留下的纯种后代。这种理论违背进化论，认为世代繁衍中不发生任何变化。它是毫无批判态度的史学、粗制滥造的种族学和轻率傲慢的语文学混成的大杂烩，完全是为了迎合民族自豪感。因此，对人的特征的研究转变成对头型的研究并非偶然（如前文所述，＜456）。颅相学根据头颅的凸凹形状确定一个人生性风流或是舐犊情深。迷信这一理论的人不仅限于文盲，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对其深信不疑并据此行事。当达尔文申请“猎犬”号探险船上自然学家的职位时，船长菲兹洛埃就把他的头摸了个遍，而且那位懂得相面术的船长还仔细观察了他那个令人起疑的鼻子。今天，我们也许会嘲笑颅相学，但是它的直系后裔“头颅人类学”这一暗示种族有优劣之分的学说虽然现已被抛弃，却是出自19世纪科学界的一些佼佼者（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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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管是近东、中东，还是远东，对西方一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西方而言，前往耶路撒冷的远征军带回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文艺复兴时期向东方派遣传教士并从那里进口货物；17和18世纪对东方文学已有相当的了解，足以模仿其文体写成游客札记，作为破坏基督教神学和君主论的一种手段。浪漫主义派中的拜伦、拉马丁、夏多布里昂、金莱克等人亲自前往东方，记述了那些生活在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人们完全不同的生命观。与此同时，第一流的学者，如德意志的葆朴和布罗克豪斯、巴黎的比尔努夫和英国的威廉·琼斯，都精通波斯语、梵文或印地语。他们通过四处演讲和出版著述，广为宣传诗人和哲学家阅读的东方著作。1800年左右，歌德被他们所打动，写了一批“东方”诗歌。最终，诗集由马克斯·米勒编辑成《东方圣书集》供广大读者欣赏，在英国由东印度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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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梨俱吠陀》这些古代手稿和著作证实了旅行家介绍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并不急迫，因而不会使人把运动和变化当作首要关心的问题。因此，在这个宇宙中，时间有意义但没有力量，而是周而复始，永远循环。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个人在永恒不变的大千世界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尘埃。一些浪漫主义者怀着沮丧的心情同意了这种生命观，叔本华就是其中一个（556＞）。更了不起的是，一批十分活跃的青年思想家居然设法修改东方思想来实现他们的乐观目的。他们就是美国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北美出现的首批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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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0年的巴黎和其他欧洲中心看来，美国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地方。有些访问者在美国受到良好礼遇，对当地的东道主普遍称赞，但对该国的其他地方则有诸多批评。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曾错误地把1776年的美国自由战士看成跟他们是同一类的人，但是这种印象已随着18世纪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在下一个世纪中，从巴兹尔·霍尔船长到查尔斯·达尔文和特罗洛普夫人（517＞），他们的印象都是：这个民族举止粗鄙，头脑简单，而且喜爱吹嘘。只除了一个一会儿要讲到的例外，其他从未去过美国的批评者都认为这个新的国度为维持和平而牺牲了思想和艺术，结果在美国这两者几乎完全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人拼命挣钱，自我感觉良好。1828年，一介平民杰克逊当选总统，从而彻底扫光了国父们从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获得的任何优雅素养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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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刻画太粗线条了一点儿，但是，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少向英国和法国寻找思想，这倒确有其事。为他们提供思想的是德意志。即使在美国人阅读英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的著作时，他们接受的也是德意志的一些思想（＜409）。美国的亲德派中居于首位的是哈佛的乔治·提克诺教授。他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后来成为全国第一位史学家）以及其他数人曾在德意志大学深造，带回了赫尔德和歌德的主张，以及康德和席勒的所有诗歌和哲学思想。提克诺又反过来把这些思想灌输给年轻的爱默生和他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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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或遗忘近我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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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影和白昼雷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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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鬼神现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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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耻辱，亦是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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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婆罗贺摩》（1830/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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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处女地没有类似中世纪的历史以供重新发现，而当地的人民对波旁和拿破仑之类的王朝也没有直接的记忆。所以，美国的青年才俊心中所充满的是宗教的感情、对大自然的热爱、艺术的精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要在美国独特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民族文化的希望。在所有这些方面，爱默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本来要学习成为“一位派”这个教规最宽松的基督教派的牧师，但是，在蒙田的影响下，他放弃了神职，像蒙田那样思索大自然的启示，发展了自己反映东方思想的生动活泼的诗歌形式。漫射于全宇宙的泰然神力赋予他的是乐观的宁静，而不是他所阅读的《毗瑟拿往事书》里面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无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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