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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中期，爱默生在美国优秀大学生PBK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号召他称为“美国学者”的本地思想家和艺术家摒弃欧洲模式。这篇讲话对许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老奥利夫·温德尔·霍姆斯称赞它为“我们知识界的《独立宣言》”。一批定居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或康科德的志趣相投的学者成立了第一家具有自我意识的美国“学院”。这批人包括梭罗、霍桑、霍姆斯、奥雷斯蒂斯·布朗森、玛格丽特·富勒、西奥多·帕克、琼斯·威利、布朗生·阿尔科特、伊丽莎白·皮博迪。爱默生还宣布宗教已告灭亡，所有布道的形式都已过时，因此而疏远了他的另外一些朋友。但他仍然是一名布道者：他将演讲改写成文章，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自然涉及的一些问题，就像世俗的布道词；他作为演讲家深受欢迎（演讲费是他的主要生计来源），这足以说明波士顿地区以外的人对他的独到见解和信条反应热烈。德意志新哲学所界定的精神领域自然而然地同爱默生“超灵”观念中的东方宇宙论合二为一，接受德意志新哲学的众多美国人也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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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强大号召力也体现在爱默生的近邻和伙伴梭罗的生涯中。出版商同意出版梭罗的书。康科德镇政府，尤其是镇税务官，对他多方宽容，尽管他对税务官要他交税的要求总是不予理睬。假如有人要问：建立美国本土文化同婆罗贺摩（超验论的代名词）有何相关之处？答案是：婆罗贺摩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正如欧洲艺术家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否定。艺术家生活在理想王国中，他们赋予社会文化。一位美国批评家发表过同类观点，说爱默生和梭罗（以及后来的惠特曼）都表现出他所称的“帝王般的自我”。这种自我对自己的个人主义充满自信，主张切断与社区的联系，要享受自我创造的纯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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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导，尤其是通过梭罗的解说后，在许多美国人当中引起共鸣。时至今日，瓦尔登这个词仍具有神奇的魔力[3]，它意指逃离日常的平庸，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自由地呼吸和冥想。它倡导的是自给自足的原始主义，但是梭罗的避世隐居并不能完全达到那种境地，他身边还是有文明的产物：衣服、钉子、种子和木材，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就像鲁滨逊一样，他靠了社会努力的基本成果才得以生存。实际上，梭罗的木屋上顶的时候，还需要朋友直接相助，而且，他在两年的独居示范生活期间也从未放弃回康科德居住。不过，当人们在阅读他对自己隐居生活的叙述，分享他的巨大幸福的时候，是注意不到这些矛盾之处的。度假露营者、狩猎者和伐木工、男女童子军等都认为，他们生来有权过一种类似于首批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开拓者的野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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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比爱默生走得更远，他在每一代人心中都唤起了“非暴力反抗”的欲望。他以此为题的小册子是有史以来论述政府的文章中最吸引人同时也是最没有条理的一篇。文中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的各种理由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站不住脚，所作的论述充满了自相矛盾，最后却令人吃惊地冷静指出要遵守国家的正当要求。这篇短文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它迂回曲折、漫无中心的风格同即将进入大千世界的青年人和各种年龄的艺术家所共有的那种反叛情绪很合拍。梭罗是个诗人。他的旅游丛书和散记应当作为围绕一根哲学叙述主线的散文诗来阅读。他的描述更倾向于寓言性的比喻，而不是像吉尔伯特·怀特或约翰·缪尔那样勾画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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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外的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美国的超验论者极少在文化上表现出对人民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历史感不强——婆罗贺摩主宰一切时就该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统的。霍桑倒是回顾了过去，但认为它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没有历史观，人民就失去了光彩，“人民”一词只能令人想起自己愚蠢错误的同代人，联想不到那些创造了目前宝贵遗产的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前辈。而且，在新英格兰，见不到过去留下来的遗产。没有祖传的宅第、古老的教堂、残缺的废墟、角逐的战场。歌德是欧洲人当中例外地对美国有好感的人，他反而把美国的这个缺陷看作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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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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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我们的古老大陆好上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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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倒塌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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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到处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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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内心不会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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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每日生活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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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无谓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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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徒劳的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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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掌握现在，祝福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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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儿女开始创作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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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让他们处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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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骑士、强盗、鬼魂在故事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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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魏玛，18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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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这种沾沾自喜、满不在乎的情绪。纽约的华盛顿·欧文刻意仿效英国作家的风格和关注点，以幽默的笔法对当地人进行描写。在南方，天才的诗人和批评家爱伦·坡对千人一面的群众表示轻蔑，大力贬斥那些模仿名家诗歌和散文，期望有朝一日成为文人学士的人。他不信超验论，但对鬼魂作祟和三段论法推理学深感兴趣；他发明了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来表现这种神秘和推理，灵感主要来自于法国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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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世纪30年代晚期的法国公众可以通过参考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来对这个新国家建立正确的认识。虽然该书的标题或许会吸引担忧欧洲会爆发革命的读者，但是它却令艺术家和知识界兴趣索然，固守原来的偏见。应当记住，对这两种人来说，民主这个字眼并不意味着代议制政府和法制，它指的是一种自古希腊以来从未尝试过的一种政府形式，意思是由目不识丁的平民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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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似乎是美国东北部几个意志坚强、头脑聪明的人不动声色地就把全国对宗教的强烈情感一下子打消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身边许多人仍然坚信上帝，全国各地的人亦是如此。不过，在知识分子当中，对德意志文学和思想的了解带来了一种替代性的宗教，那就是康德为解决休谟遇到的问题所提出的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这一哲学。这个词应拼写为Idea（l）ism，以免与理想主义混淆起来。休谟的难题是这样的：如果推理表明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仅仅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而已，而这样的顺序又并非绝无例外，那么，我们大事吹嘘的科学又如何呢？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而经验并不确定，因人而异；因此，任何要建立体系的希望都只能沦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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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并不质疑这种分析，但是他对经验重新作了定义。他进行了“对纯理性的批判”，将两个范畴加以区分：一个是事物的本身，另一个是事物在人心中的呈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而当我们凭经验来观察事物时，我们的思想对事物模样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是在时空里看见它们的，它们由于被时空隔开才能被计数，等等。思想的贡献之一就是因果关系，这不是幻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像时间、空间和数目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了这种理论，科学家又可以安心了，可以相信自己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一种真的联系。常识也再次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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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理论是认为思想受“外部”事物形成的经验主义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康德则提出思想形成事物，如同烙饼的铁锅对面糊的作用。唯心主义即因这种区别而得名——哲学家不是从事物推及思想，而是从思想推及事物。康德的学说以及它的各种变种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大批坚定的追随者。直至19世纪90年代，唯心主义，尤其是在第一代康德派之后由黑格尔发展起来的形式，一直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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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理想和真实乃“绝对”的两个方面：真实靠经验或历史得到体现；理想乃万物之精神，相当于人的灵魂。人死之后，精神-灵魂回到绝对世界（相当于上帝）的宿处。对于不再相信基督教解说的现实，但出于内心的宗教感情又需要一种能证实确有灵魂和永生的人来说，这种世界观必定有其吸引力。由于黑格尔对于世界万物丰富多样且形态各异的敏锐注意，他提出的学说就更加有说服力。所有事物和生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处于敌对和混乱之中。黑格尔最易读懂的著作《历史哲学》通过运用一种新奇的“逻辑”解决了这种矛盾：各种思想的斗争最终造成两种相对的“主题”，即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决战，通过斗争形成统一，保留了两者的精华。历史就是通过这样的发展演变而成的。思想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前进的。而且，黑格尔断言，思想的前进就意味着自由的不断扩大。卡尔·马克思为了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和前进的目标，全盘照搬了黑格尔的逻辑（549＞）。对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黑格尔来说，西方人显然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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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黑格尔会被视为国家暴政和德国侵略的鼓吹者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只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再加上拘泥于字面理解的毛病。黑格尔确实明确表示过赞成国家强大。哪一个对德意志200年软弱无助的历史记忆犹新，有头脑的德意志人会想要一个弱小的国家呢？在黑格尔的年代，由于普鲁士的觉醒而创立的德国只有短短不到20年的历史（＜395），绝不能让它再次衰败。如果无视这些历史条件的话，也可以说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也鼓吹建立强国。黑格尔也的确说过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然而，早在1821年，他就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10年之后，他在即将辞世时撰文称赞英国行将通过的《改革法案》。他的立场十分鲜明，一直到19世纪晚期，他都被视为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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