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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来，麦考利一直被指责为“辉格派史学家”的鼻祖，这里的“辉格派”指的是19世纪意义上的自由派。他们被指控伪造历史，将它说成是不断进步的过程。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对历史一定有一种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就是定论。任何史学家都想尽力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过它只是史学中心任务的附属，中心的任务是要找出历史规律，使人得以对杂乱无章的各种事实进行重新认识。麦考利的著作规模宏大，包括了1688年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年代和后来路易十四作战期间议会独立的开端。假如有人谙熟当时的史实，也许会质疑这位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或者会对他为之欢欣鼓舞的事件痛心疾首。不过，即使有这些歧见，麦考利依然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伟大史学家。简言之，他提供的不只是一种观点。他在史实叙述、人物描写和归纳综合方面都堪称大师。他书中著名的第三章是社会文化史的楷模，他的传记性文章所表现的人物都有血有肉，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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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我是跟更出名的人在一起——两个世上最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的尊姓大名我几乎不说你也知道：蒙森和哈尔纳克。每次都谈到这么一个问题：谁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每次先提及而且最后一致同意的名字都是麦考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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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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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就像两个朋友在评价另一位朋友：“他做了这件事，说明……”“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还做了那件事，说明……”要结束这种争论，就要问双方这样一个问题：“你拿什么做行为的标准？”如果事实有误，双方当然都会诚实地承认，但除非如此，否则双方由于选择的行为的标准不同而很可能会继续各执己见。所以说历史的读者必须阅读关于同一题目的多种史书，充分思考各种观点之后，对争执点做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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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解读历史更加重要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否确知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些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不可知的。过去已逝，无法用它留下的残片把它复制出来。这个玄学问题可以留给那些苦苦纠缠它的人去解决，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逻辑甚于自己的记忆。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兰克相信自己的记忆，并将他的这种直觉阐述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正如实际发生的一样）。他的这句话成了史学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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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表现的是坦诚的历史学家的自信，他相信自己遍查资料之后记下的发现真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他的信心部分地来自于另一种直觉，他知道聪明的宣传家自知所叙述的事件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一致；他是在为某种目的而歪曲事实。史学家和宣传家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能证明诚实的史学家永远正确，但它却表明了这样一点：正如一个人的回忆可以通过信札、日记和他人的证词来核实，使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和确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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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靠性还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历史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这个问题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尤其是在史学家当中（654；655＞）。因为他们把历史作为科学，于是就追求每个细微之处的准确。他们认为，一部著作中哪怕有一条陈述没有确凿的证据，这部著作就不能成立，更不能算“确定性的”。这种狂热的迷信一度规定，青年史学家写任何方面的历史都只能涵盖几年，涉及的地区也相应缩小，这个时空范围以外则是禁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一细节都准确无误。一个批评家把这种历史挖苦地说成是“两年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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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产生了最不符合逻辑的陈腐思想：“如果我在一个小问题上发现了错误，那我怎么还能在大问题上相信作者呢？”由于这项原则，弗里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肆攻击弗劳德“缺乏准确性”。然而，这位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史学家去世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犯的小错误比弗劳德犯下的小错误要多得多。当然，在自然科学中，有时连一个小数点也不能错。但在其他时候，只要把数字排列或者大小的简单顺序弄对就行了。然而，一般人对科学的观念是，事无巨细均同等重要，而这种迷信被全盘照搬到史学上来。本来，合乎理性的误差理论应该做出恰恰相反的规定：着重留意大的方面，至于细节是否重要，则依据其影响的大小进行判断。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在他的《杰斐逊》一书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下的肯定性结论足以封住学究们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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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准确之处既不是似是而非，也没有误导读者。有些优点大大超过了偶尔出现的枝节问题上的不准确，帕顿的这些长处是杰斐逊先生的其他传记作家所没有的。这本书的价值应该据此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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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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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小心求证的狂热者以为，史学家的工作像科学一样，会成为一个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最终形成“关于实际发生情况”的全面报告。就某一个问题写一篇专论确实是有用的，也是令人钦佩的，而且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依靠很多这样的文章作为其巨著的依据。但是，这些对单个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能同其他的研究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这些自诩为科学家的人还为自己订立了另一条规诫：历史不能有文学性，也就是说不能读来令人愉悦。在他们眼里，麦考利是个糟糕的典型。他的风格刚劲有力，具戏剧性，其节奏使人联想起公众演讲者的声音，描述的人物栩栩如生，整本著作就像是文学作品，而这也正是作者的原意；他像小说家一样煞费苦心地组织安排各个章节。大多数19世纪史学家的作品都使人读来兴致盎然，而后来者却不敢把史书写得太好，而且鼓励他们的弟子写得更糟，直到公众纷纷对历史著作厌弃，使肤浅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借机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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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那些不是自由派，不喜欢英雄的史学家很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或者宿命论者，如基佐。他们在处理历史资料时一定知道，每一页纸都出于人之手，是人的思想的结果，但是他们却又觉得广大的民众和民族中蕴含着一种不可抵抗的推动力；这促使他们认为，地理、气候、种族或某种其他实际因素决定着人的命运。个人其实无法选择自己的行为，人类只是傀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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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种假定。19世纪40年代，哲学家路德维希·毕希纳在著作中把这种教条极为生动地宣布为：无磷，即无思想。由此产生的错误推断是：思想除磷之外，别无他物。任何形式的“别无他物”都是简化主义。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物质至上。正因为此，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时才立即引起欢呼和震惊。直到那时以前，人们一直把生物进化解释为生物采取某种行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意志力在大自然变化中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无意识发挥的。而达尔文提出的是一种纯机械论的运作方式，它提出了“自然选择”这种并非全新但是却几乎完全被忽略的观点，使旧的进化思想同物理学吻合起来。在此10年前，哲学家斯宾塞已经提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句话。不过，这种说法需要有达尔文乘坐“猎犬”号考察船在大海航行期间和之后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来支撑。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相隔几个月的时间里分别采纳了同样的假设。这一事实，再加上斯宾塞和其他先驱者的看法，表明当时这种观点已经广为流传。重新焕发生机的唯物主义使得这种观点为人们所乐于接受——事物自始至终驾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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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反意见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从很多角度，尤其是宗教角度，用有力的论据驳斥了达尔文的假设，由此展开了被称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论战。就公众而言，他们再也不能对物种进化漫不经心，只把它看作“有意思”或者仅仅是有点儿可能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达尔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人是由猿猴变来的。这种看法成为怀疑者的笑柄，和漫画及讽刺诗挖苦的对象。迪斯累里说过，在人是猿和人是天使的说法之间，他是“站在天使一边”的。高比诺说：“不是源自猿猴，但是却迅速地与猿猴越来越像。”人人都可看见，自然选择论是坚固的事物链条中的又一个环节，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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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宇宙表现出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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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打倒的有神论真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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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和信条笼罩在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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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应随实证论者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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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智慧大师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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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赫胥黎、廷德尔、哈里森和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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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胆敢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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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论大军的这个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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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曾经有只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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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沧桑使他的毛发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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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千万年后他的手腕长出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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