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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变成人和实证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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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蒂默·柯林斯（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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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任何言论和文章都没能消除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论之间的混淆。同样，科学家依然深信不疑《物种起源》把自然选择定为进化的唯一成因。而实际上，该书的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重新阐述了进化的两个其他成因，一是拉马克提出的功能的使用和废弃，二是环境的影响。达尔文后来写了一本较厚的书，详细解说了性选择的进一步作用。今天，这种理解上的混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本书不适于查考各种思路是如何从达尔文的理论发展到面目全非的达尔文主义，进而又发展到今天各个研究出版中心的权威们提出的相互矛盾的信念的。今天，没有人质疑进化论的正确性，似乎没有理由要提出质疑。但是，所教授的进化论的性质和机制却绝非连贯一致；而这方面多种多样的观点却很少向学生或博学的读者披露。［请参阅诺曼·麦克贝斯（Norman Macbeth）撰写的小书《达尔文退休了》（Darwin Re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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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论在知识分子当中盛行的那段时期内，还影响到了宗教以外的其他关注。它在应用于政治学方面之后，产生了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争斗不休以求适者生存这样一个信条。这项“原则”深受欢迎，以至于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斗牛犬”托马斯·赫胥黎最后觉得必须站出来以正视听。他在牛津大学礼堂发表演说，30年前他曾在这里舌战并大败援引道德理由和《圣经》经文的威尔伯福斯主教，这次他鼓吹的却是进化论与伦理之间的区别：人群是受道德法律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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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胥黎的否认并没有改变生存竞争者的思想，正如他撤回他关于人如自动体的文章未能对唯物论者产生影响一样。结果只是增加了公众的迷惑不安，就像丁尼生很早以前因斯宾塞提出的大自然景象而感到不安一样。根据斯宾塞的理论，大自然不是华兹华斯描绘的一片平和美丽，而是“张牙舞爪，鲜血淋漓”。丁尼生是国家诗人，斯宾塞是国际级的哲学家。如果这些舆论领导者所描绘的宇宙中的人类是受盲目力量驱使的，那么，他们说最后结局一定圆满的预言就令人怀疑了——他们怎么知道呢？应当相信谁呢？物理学家已经计算出了太阳消失的精确时间，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对生活感到阴沉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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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基石本身正在崩溃，由于科学、历史和分析，对《圣经》的高等考证（＜359）重获生机。德意志人从语法上对《圣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大卫·施特劳斯的著述从耶稣的生平中去除了神性的因素，乔治·艾略特将他的著作译成了英文；法国的埃内斯特·勒南则更为激烈，他原来是神父，后被免去圣职，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相信，科学会使思想所有其他的产物过时：哲学、神学和文学统统都会消失。信念即愚蠢。一位来自非洲的圣公会主教因他的“谬见”而遭到基督教会法庭的审判，他告诉法庭说，被他劝归基督教的一个祖鲁人听他宣讲了教义之后问他：“你真相信这些吗？”其他几位圣公会的牧师写了一本《散文与评论集》，有意地否认了基督教的某些信念。他们也受到审判，但是未被解职。除了几个垂垂老矣的牛津“皮由兹分子“（＜532）之外，似乎只有天主教徒依然立场坚定，纽曼在他卓越的著作中为天主教信仰作了出色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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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笼统地看作一群自负自满的伪君子和假正经，就是忘记了这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大辩论引起了多大的惊愕和自省。一个身为科学家的宗教信徒所经历的痛苦在埃德蒙·格罗斯的回忆录《父与子》中可见一斑。更大的思想斗争除在期刊上进行之外，还在玄学社里展开。玄学社的成员不是专事哲学的人，而是社会和宗教思想的领袖，他们相互宣读和讨论自己的论文，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的观点和性格在W·H·马洛克虚构的（而且是引人发笑的）《新共和》里得到了戏剧性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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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思想的人面临着种种抉择，一时不知何去何从；马修·阿诺德在作品中对这种混乱的场面进行了批评和解释，他本人也曾深受困扰。他的父亲曾在英国拉格比建立了一所英国模范“公学”，其建校原则是：严守基督教《十诫》的道德行为是高尚生活的核心，因此应成为教育的中心。父亲对此深信不疑，儿子则不信这一套。对他来说，宗教不过是“带情感色彩的道德”；如果道德规定来自于宗教启示，那么，两者皆没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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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诺德看来，英国各社会阶层的行为既不受精神力量影响，也不为知识力量左右；上层阶级是野蛮人，中等阶层是市侩庸人，再往下就是他所称的大众，这些人自己根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能想到的唯一妙方是文化，他所谓的文化是世界上思想和言论的精品。它包括希腊-罗马传统和希伯来《圣经》传统，并由现代西方文学加以充实，换句话说，就是人文学科或者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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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批判当时混乱倾向的人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后来成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舅舅）是位博学的法官和政治理论家，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自由、平等与博爱》一书，作为对穆勒《论自由》一文的反驳。斯蒂芬是自由派，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可是穆勒认为自由的理想禁止干涉任何“与己有关的”个人行为，如酗酒，斯蒂芬对此却不能苟同。斯蒂芬认为，没有多少行为是完全只与行为者本人有关的，社会凝聚力的大小取决于就哪些是可接受的行为达成普遍一致，而且一旦达成一致，就须强制执行。他不仅当过法官，而且还在印度编纂过法律，其中包括禁止寡妇在亡夫火葬的葬礼上投火自焚（与己有关）这类习俗的法律。这些经历证实了他对英国法研究的心得，即各种自由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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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为了与穆勒和边沁抽象的风格相抗衡，有意使用实实在在的措辞，尽管那些措辞完全正确，却使当时崇尚仁爱的人们深为惊骇，使他显得狭隘偏执，导致了迄今为止对他的误解。例如，他说，通过刑法，“人合法地、有意地、冷血地杀死、奴役或者用其他方式折磨自己的同胞”。读者无法驳斥这番话，但是却不愿接受这种冷冰冰的说法。同样，斯蒂芬赞成政府应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主张，但是他指出，所有政府都靠武力和武力威胁来统治——武力越强，威胁越大，对和平与正义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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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说的都是这种赤裸裸的真话，但是他并不是位残暴的法官；当穷人弱者遭受虐待时，他积极地捍卫他们。而且，由于维多利亚时期辩论的文明习惯，他还备受政敌的尊敬，甚至赢得了他们的友谊。今天，应该将他算做自由主义大转变（688＞）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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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补充的是，自阿诺德以来，从伍德罗·威尔逊到罗伯特·哈钦斯等许多思想家都从实际的角度（而不是异想天开地）阐述了通过文化寻求出路的主张。这是对唯科学主义抵制的一部分。在阿诺德时期，牛津和剑桥远非他所说的文化的源泉。大多数本科生常常狂饮欢宴，女王认为教育毁了贵族的身体健康。工人学院倒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下等阶层中有能力的人获得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不过，出于明显的实际原因，提供的主要是技术或科学方面的教育。大学里的课程和研究都薄弱不堪，议会只好命令进行检查，最后导致改革。经过19世纪中期的这次大整顿，牛津和剑桥才从此出名，至今依然罩着夺目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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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学术上的革新难以满足阿诺德的希望。作为中学学监，他建议采纳法国的中学学制。可是，英国旧式中学和1870年的《教育法》通过后建立起来的学校改进速度十分缓慢，使他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文化的兴起。阿诺德是满怀忧思离世而去的，他在感人至深的诗作《多佛尔海滩》中表现了这种忧思，诗的结尾处提出了绝望的办法，一种自那时以来常被人们一再倡导的办法：让咱们两个被遗弃的情人彼此坚贞不渝。［请参阅G·M·扬（G.M.Young）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时代的肖像》（Victorian England：Portrait of an Age）。］绝望通过爱情得到救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既憎恨物质主义，又厌恶过时的信条，感到备受束缚，烦闷无聊的人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爱情。他们愿意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只要它能使人的直觉、希望和对奇异之事的憧憬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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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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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梦幻之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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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千变万化，如此艳丽多彩，如此崭新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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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却没有欢乐，没有爱情，也没有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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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多佛尔海滩》（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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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个世纪中叶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一种狂热席卷欧洲和美国，那就是通过桌灵转这种方法同精灵交流。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游戏；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是一项庄严的事业。许多人从与鬼魂通话中得到宽慰。从各种黑暗角落冒出许许多多真诚的和行骗的灵媒巫师，他们从死者那里带来了口信或者幻象。这一行的带头人是丹尼尔·登格拉斯·休姆，他从另一个世界带来了答案和证据，还表演超人的绝技，如从一个窗口飘出去，再从隔壁的另一个窗口飘进来。相信这些超自然力量证据的不仅仅是轻信别人的小资产阶级。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就相信休姆的“神力”，因此而惹得她丈夫罗伯特·勃朗宁大怒。他将这种愤怒升华成一首生动的诗《巫师淤泥先生》。在英吉利海峡中小岛上流亡的维克多·雨果花了无数个夜晚参加桌灵转，最后认定这种做法愚蠢之极。柏辽兹专门在他的音乐专栏撰文嘲笑据说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亡灵说的蠢话。物理学家廷德尔用相当没有哲理性的方法戳穿了这种现象——用双腿夹住一条桌腿！不过，其他科学家认为一些“显象”还是有道理的。经反复思索后，为了求知，成立了一个精神研究学会来从事系统调查（664＞）。招魂说的矛盾在于，它的出现本来是对物质——事物——的专制的抵制，结果却靠提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证据来证明灵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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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物和繁衍的达尔文理论的讨论提出了以前不常见的题目，促成了对性爱和道德主义问题的关心。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一位名叫奥尔巴特的医生在性问题上提出了十分极端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传输给一批批经他精心挑选的听众。乔治·艾略特就是其中一个，赫伯特·斯宾塞很可能也在其中。讨论的课题是生殖生理学。伯特兰·罗素的父母，当时年方24岁的安伯利夫人和她的丈夫，则去参加一个名叫加勒特的女医生关于生理学的讲座。根据各方面只鳞片爪的迹象，可以认为那时人们对计划生育也交换过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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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如前文所述（＜552），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性本能一直有清楚的意识。现在，它似乎成了科学的一部分，从而使受教育者得以了解性本能如何实际发生作用。关于1861年发生在诺森伯兰大街的案件，伦敦《泰晤士报》就同一题目给公众上了一堂更为笼统的课。一个名声不错的少校的漂亮情妇曾向一个男人借钱，这个男人把少校骗进他的办公室，企图把他杀了，好占有他的女人。少校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奋起反击，最终将袭击者杀死了。《泰晤士报》的文章实际上是为感情犯罪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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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雅的一层也打破了关于性的沉默。19世纪60年代末，年轻的斯温伯恩出版了《诗歌与民谣》，其中有近20首赞美性行为及其各种形式。作者是“泥坑里爬出来的肮脏顽童”，但是他还是有读者的。早些时候，法国的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将对身体令人作呕的描写和性变态作为诗歌题材，曾引起同样的强烈反对声。波德莱尔的诗遭到法庭的谴责，尽管它们对性的描写不像斯温伯恩那样取欢快的调子。在同一个10年里还出版了另两部大师级作品，一部是瓦格纳的《特里斯丹和伊索尔达》，其中春药驱使的淫乱之爱激发了引起性行为的歌曲《爱之死》；另一部是梅瑞狄斯用十四行诗体写的叙事诗《现代之爱》，诗中除了对肉体细节一带而过之外，剖析了男女在智力方面不般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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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背后充满着一种力量强大、撼人心扉和不可控制的激情。目之所见唤醒了感觉，导致了新的致命的发现；热恋产生了巨大的魔力，把刚才还自由的灵魂捕捉，迷住。没有任何凡人的理智能免于遭受这种袭击的危险；不管是粗线条的人，还是细致敏感的人，人人都有危险；正因为是人，所以有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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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泰晤士报》1861年8月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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