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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需要这方面的觉醒。艺术家和文学家总的来说没有装体面，他们没有这种需要，因为他们不从商，不从政，也不谋专业职业；他们的作品靠自身的魅力流传，否则就是被人遗忘。不过，为了身处自己人中间，好轻松自在地创作，他们在19世纪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了一种制度，称为波希米亚的艺术家聚居区。聚居区内生活便宜，没有道德规范，允许奇装异服，不需要稳定的经济收入。波希米亚首建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参见关于这个波希米亚的两部歌剧）；其他首都也（自发地）兴起了它的分支；这个地方迄今一直是天才青年和任何年龄的反社会人物的庇护所。也有事业失败，往往转向酗酒或吸毒的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得到他人兄弟般的照顾。经济资助不仅来自与诗人同居并养活他的女工，而且还来自当地的店主或饭馆老板，应当在这些艺术赞助人的店铺中为他们挂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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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公众眼中地位显赫的艺术家、政治人物或专业人士的不检点行为，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态度不太明确。一如诺森伯兰大街上的英勇少校，塞缪尔·勃特勒也有一个情妇，但他不是为了爱情，也没有和她同居，而是出于方便。不过，她显然是个聪明女子，得到他的慷慨相待和尊重。因为他行为谨慎，著作又几乎无人知晓，所以可以称得上名声很好。狄更斯是又一个积极的例子。他娶了两姐妹中不合适的一个，只好忍受了多年痛苦的婚姻生活。后来他恋上了一个年轻演员，关于他们两人通奸的谣言随即四起，实际上并无此事。于是，狄更斯不顾别人劝阻，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声明并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新闻稿，解释自己的家庭状况并尽力辟谣。（当《笨拙》杂志认为他的新闻稿不属其刊载范围时，他大为光火。）报界对他进行批评，公众为之震惊，但是并没有停止对他的仰慕或尊敬。后来，那位姑娘确实成了他的情妇，他对此没有再大事张扬，但是双方从此以后一直对此深感内疚。玛丽安·伊文思（即乔治·艾略特）同另一名著名作家G·H·刘易斯“过着罪恶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因此而被道德高尚的人们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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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艳事对于他们各自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丝毫未损，但是，最有成功希望的自由派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的生涯却因为他情妇的丈夫提起离婚诉讼而完全被毁。揭露出来的事实确实令人厌恶，而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又表现极差。与此同时，再度连任的首相格莱斯顿一天夜晚从议会回家的路上，被人看见同妓女交谈，差点儿因此而大难临头。幸亏他能够证明自己并没打算跟那个可怜的妓女发展关系，只是想了解他能否帮她赎身，摆脱性牢笼而已。上述这些不同的遭遇和结果听起来同拜伦、李斯特、乔治·桑、缪塞和梅特涅这些浪漫派的爱情相去甚远。光凭零星的事例就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妄作比较不免过于鲁莽，不过后来出现的许多实例也都表现出没精打采，无奈之下只得凑合，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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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谈的题目尽管今天已不再遮遮掩掩，但依然同19世纪时一样使人着迷。维多利亚时期像现在一样出版了大量的色情读物，那时和现在，色情读物都是心情沮丧的副产品；需要用文字进行描写，因为不管性活动多么自由，都不一定能带来性满足（790＞）。就文学技巧和发明创造力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性幻想作品可说是登峰造极，当今的平装小说和网上作品无法与其比拟。［请参阅斯蒂芬·马科斯（Steven Marcus）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人》（The Other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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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尔文和赫胥黎用“受宠惠的种群”（favored races）来指生存下来的适者时，他们指的是任何动物种群中的类别。但是，另一批科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却用同样的字眼来具体指人类当中的类别。19世纪是体质人类学的鼎盛时期，这项学科将人类分成三个以上的种族。尽管它的许多说法自相矛盾，但是却被看成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客也纷纷涉足其间，写出巨著、专著、小册子和杂志文章一股脑地塞给公众。这些书籍和文章中充斥着各种术语：凯尔特人、高加索人、雅利安人、撒克逊人、闪米特人、条顿人、北欧日耳曼人、拉丁人、黑人、含米特人、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人跟有关“头部系数”的“dolicho-”（长）、“brachy-”（宽）、“meso-”（中）等词汇混杂在一起，还有实验室用的其他技术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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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此前发生的情况：18世纪的探险提供了有关体形特征明显不同的遥远部落的数据；19世纪初的语言学家提出了雅利安语和雅利安“种族”；解剖学家提出了颅相学（＜456；503）。所有这些都与“颅骨”密不可分，19世纪中期的人类学家就使用颅骨来辨认种族，虽然已不再采用颅相学根据颅骨的凹凸进行判断的方法。然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领域仍使用一种可追溯到塔西佗的松散的制度，用以确定日耳曼人、罗马人和凯尔特人及其名称各异的无数分支。此外，还有《圣经》中关于闪米特人、含米特人和雅弗人的种族划分，他们又与视觉上的划分相重叠：红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和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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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比诺伯爵松散地使用了后一种办法，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两卷题为“种族不平等”的著作。它谈得更多是文化而不是种族，给西方高度文明的命运先敲响了警钟，说它会由于掺杂入黄种人和黑种人的民俗而灭亡。该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寥寥，直到后来书名同各群体、民族之间高涨的敌对情绪不谋而合，使种族一词变得广为人知。戈比诺在著作中大谈种族，但是在行为上却从来不像种族主义者，似乎在个人的层面上他的结论就不适用了，他是一个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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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只鳞片爪的思想和意见被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与种族的概念联系起来，并通过头颅人类学家的研究获得科学的色彩。他们测量颅骨的长度和宽度，用宽度除以长度，然后再乘以100，由此得出颅骨系数。上述的三个希腊前缀词的意思是“长、宽、中”，就凭一个人的颅骨大小属于哪一个指数范围来对他进行分类。各种范围之间的区别当然是任意规定的，一些热忱过度的人把人群进一步细分，于是比别的研究者发现了更多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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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衡量和猜测工作的主要科学家是巴黎的保罗·白洛嘉。作为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和解剖学权威，他对生理学的贡献（除了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回顾的其他贡献之外）是在大脑里找到了负责语言功能的地方：白洛嘉脑回。他居然在颅骨外面花这么多的时间进行（所谓的）研究，证明了流行想法的影响力之大。他承认，颅骨系数不是一种自然特征，因此，从中推断来的各个种族也很可能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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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寻找每一种颅骨类型集中在哪些人群中。没想到，铁路的修筑意外地帮助了这项工作。修路占用的土地常包括荒废的墓地，挖掘出来的颅骨被送交最急于利用它们的人，根据它们发现当地原来的居民全部或多数或极少数属于长颅种族或宽颅种族。最后一步是查清这些颅骨的主人生前的特征，从而将系数同其他特征联系起来。（由于头发和肌肉组织的缘故，测量生者的头颅难以得到确切的结果。）要了解这些特征，就得参照历史和地理。看来长头颅的人聚居在北部地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南部的人头颅宽圆，棕眼棕发，身材较小。白洛嘉使用的术语和数字很快便成为一项名为人类社会学的新“科学”的支柱，其中金发碧眼就意味着北欧日耳曼人，北欧日耳曼人就意味着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就意味着优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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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维尔朝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公众人物和人类学家，他注意到了其他人显然没有看到的东西，即日耳曼人并不都是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对德意志的学童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现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身材矮小，眼睛和头发呈棕色。这个发现本应戳穿基于解剖学之上的民族沙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未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幻想继续存在下去：优等的长头颅里寓有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大脑，此人很可能成为殖民地的建立者和帝国的缔造人。他的日耳曼祖先是货真价实的贵族，这一点只需读一读塔西佗的著作便可知晓（＜9）。相比之下，宽头颅表明是一个只配做臣民的种族，长期生存在一个强大国家（罗马帝国）的严密管辖之下，使他们的性格受到永久性影响。宽头颅的人很可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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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0年的时间里争辩种族问题的人并不都相信这种一本正经的编造，但是，似懂非懂、半瓶子醋的西方人都相信种族决定性格这一基本思想，并提出一些自己杜撰的主张。一些凯尔特派的人大肆颂扬凯尔特民族的想象力；英国许多人兴起对撒克逊人的追捧；南欧建立了“拉丁”团体来抵御条顿人的野蛮行径；在中欧，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多属宗教性质）相互作对，并与所有其他人为敌。人们遍翻历史和文学以寻找证据证实昔日的辉煌和“种族的纯正”。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人也有一些，如艾尔弗雷德·富耶。批评者重申人类的统一和思想的独立性，可他们为数寥寥。直到19世纪末，最著名的文人学者在解释艺术、性格和命运时，都会顺便提及种族或引申至种族。［请参阅雅克·巴尔赞（Jacque Barzun）的《种族：对迷信的研究》（Race：A Study in Supers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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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的人会因为头颅系数多一丝、少一毫而互相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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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莱德·富耶（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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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常意味着民族，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表现了各种各样的侵略性感情，无论是如愿以偿的，还是受挫受阻的。工业的力量和新帝国主义对中国和非洲的入侵引起了自豪感。欧洲联合不同的盟友，与不同的对手打了八场战争之后，打败了俄国和土耳其，使意大利和德国终于获得统一。其中第一场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揭露出英军在国内和战场上的无能，想掩盖也掩盖不了。一次轻骑旅冲锋得到了丁尼生赋诗纪念，但那是由于判断错误而发动的，等于是自杀。一个腐败无知的军官团居然受到桂冠诗人的讴歌和赞美，这个矛盾表现了人们对士兵无私勇气的渴望。早些时候，丁尼生曾在载有他最精美的爱情诗的单人剧《莫德》里表达过这种渴望。剧中的主人公是个对社会失望的批评家，自己的至爱被有钱人夺走。丁尼生说，世俗不堪的剥削性“现实”社会需要战火的洗礼。在后来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于疾病和医院中恶劣的卫生条件的士兵比死于枪林弹雨的还要多。这场战争所得无多，只有一大收获，并且是英国以至于全世界的收获：涌现了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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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吹嘘和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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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把它们变为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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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该隐那样贪财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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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比该隐还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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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像猪一样被驱赶和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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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白垩、明矾和石膏卖给他们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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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尼生《莫德：一部单人剧》（18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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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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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广为流传，感人至深，这里只需大概提示一下。她年方十几岁就开始向往她选择的职业，经过同家人长期的斗争之后，最终迈出了第一步。地位高的人家不准女儿当护士，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公平地说，从事这项职业的许多人确实终日酩酊，行为放荡。弗洛伦丝凭着坚强的意志终于说服了家人。她在33岁那年在德意志经过试用之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她在伦敦一家小型私人医院里制定了新的护理办法和标准，引起了医学界的注意。聪明的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请她到克里米亚战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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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所见所闻难以言状。但是，她靠不多的一点儿钱和身边的几名助手建立了卫生系统，发明了新疗法，每天都到各病房巡诊，即使这意味着每天要站立长达20小时。伤员有时多达5000人，他们视她为圣人，认为她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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