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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国内以后拒绝担任任何公职，不过她利用人们为她捐献的大笔款项继续发挥影响。她的天分显然不仅限于护理工作，她漫长的一生中从事的种种活动表明，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管理家之一。管理艺术意味着政治智慧，而这正是她的所长。英国政府甚至连续多年就许多棘手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包括关于她从未到过的印度的问题。她的光辉照人之处在于将一种低微、受人鄙视的生计变成了一个光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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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盟友是拿破仑三世——是他摧毁了1848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他先是凭着自己是“我伯父的侄子”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上台后自封为“终身王子总统”，然后又自封为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儿子本应成为二世，但他由于早夭而从未执掌过权力。）拿破仑三世是经过巷战之后，通过对政敌耍尽强制、监禁、流放等手段一步步登上皇帝宝座的。各种非法手段则通过全国公民投票而加以掩盖。拿破仑三世的这种手腕得到了20世纪各个独裁者的效仿，他们可以说他们的统治是民主的，因为得到了民众公决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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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坚守巴黎的最后日子里，城里有一个性格非凡的英国青年，他因为后来的成就而蜚声海外，也因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对新恺撒主义的看法而远近驰名。这个25岁的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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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白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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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此人，首先要知道他的名字如何发音。白哲特的英文名Bagehot应念成Badjet——白哲特。其次，他的独特天才来自于他洞察问题两面性的能力。在任何个人冲突和思想交锋中，他总是能够看到任何一方都并非执迷不悟或者愚昧不堪，他们好战都是有其原因的；他深究的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而且还包括它们连带的感情。这是一种罕见的奇才，尤其是如果具有此种洞察力的人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白哲特总是能够最清楚明白地阐述他所作的选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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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他作为英国一家期刊的特派记者常驻巴黎。他告知期刊的读者，在共和国末日的混乱之后，出现强大的行政领袖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贸易已经停顿，生活和财产得不到保障，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已经难以维持。不过，虽然白哲特指出了朝向独裁发展的种种理由，但是他帮助最后仍在顽强战斗的共和国分子修筑工事，那才是他个人好恶的表示。10年以后，（帝国崩溃之前）白哲特在回顾法国事件的演变发展时得出结论说，恺撒主义是短期的救急办法，如延长下去则会酿成大祸。事实表明，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制造业和贸易开始抬头，社会福利也初具规模。但是，政权基础不稳，因而需要采取冒险的外交政策，这种好大喜功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宫廷和城里的新贵优雅不足，浮华有余，智力偏低。当时的那种气氛被奥芬巴赫精彩的滑稽话剧（用相当低级的欢乐情绪对古典作品进行模仿嘲弄）刻画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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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哲特仅51岁即英年早逝，更由于他的作品种类繁多，致使他没有得到应得的声誉。在他专长的每一个领域，他都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他的多才多艺似乎造成了他影响力的分散，而没有使之加强。他是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后来接替他岳父任《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就是他岳父创刊的。连续17年，白哲特每周都对一周内的政治和经济大事发表评论。这种密切跟踪研究产生了两部经典著作，一本是介绍英国金融体制的《朗巴德大街》，另一本是（必读之作）《英国宪法》，在较小的范围内介绍了独一无二的英国议会之所以能成功运作的社会和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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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这两本书就足以使白哲特跻身于19世纪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的行列。但是，他洋洋大观的12卷著作中的每一卷都是这方面的进一步明证：介绍英国历史上和当代政治家的文章表明他是个最优秀的政治历史学家；关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具体事例的文集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才华；十几篇评论文学人物和题目的文章表现出他是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反思使读者对他的时代得到从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史学大师G·M·扬认为，白哲特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大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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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哲特生动活泼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体现在他所写的每一页。美国一家商学院有个学生曾在学院图书馆里发现一本名为《沃尔特·白哲特情书》的小书，里面的内容也具有双重意思。作者在给未婚妻写的活泼轻快的信函中，字里行间又掺杂着肯定会使未婚妻父亲感兴趣的对某些公司现状和股票交易所的评论。毫无疑问，两位收信人一定都从信中得到了极大乐趣。白哲特的散文一泻千里，包罗万象，有点儿像萧伯纳的风格；同时它还讲出了对手或者读者心中必然的想法，一语中的，针对性很强。他的文章既幽默，又带点悲伤的意味，因为虽然白哲特是商业和政治方面的行家，但是他觉得他的心灵从未得到满足。他说：“不幸的是，人与神的交往确实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总是在追求大机会的人忽视这一方面太可惜了；就他本人来说，现实主义是不够的。白哲特对问题两面兼顾的才能在威廉·詹姆斯称之为“小金书”的短篇著作《物理学与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将达尔文理论应用于政治，但是白哲特绝非社会达尔文主义者（＜571）。首先，他的确展示了文明发展初级阶段中的“自然选择”——组织有方、合作较好的团体征服不团结的团体。不过，到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品质、行动和思想成为有利于生存的因素，因为它们形成了一种更高的凝聚力，这些因素包括自由、不受限制的讨论、成文法以及冷静思考、容忍和慷慨大度的习惯。这些美德乃民族国家力量之所在，是较不发达的民族所难以抵御的。在这种斗争中，征服至少有可能起到扩展文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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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合情合理还是无意义的荒谬，假使要我一直坚持一方的话，我都会感到厌倦，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在两者之间自由地来回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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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哲特对未婚妻语（185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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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既不完全为推广文明，也不完全为满足私利。推广文明是它附带产生的结果。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狄更斯所嘲讽的“道德的手帕”，他们虽然扰乱殖民地人民的心灵，但也常常为他们诊治身体的疾病。殖民官员引进了货物、交通工具和控制大自然的手段；他们维持了和平，废除了不人道的习俗。不过，殖民过程中若是使用了武力，那么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就至为困难，比恢复自由更甚，而且武力一旦实行，即难以驾驭。同时，19世纪欧洲的第二次扩张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送往其他大陆，从而导致比以往规模更大的持续不断的文化混合。语言、习惯、饮食、艺术、对人和生活的观念等，所有这些全都发生了改变。在欧洲本身，更多的人因此而动身去国外旅游。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促使托马斯·库克发明了有导游的旅游业，他因此而史上有名，同时也由此而诞生了旅游者这种野性的动物。最后，广大的世界召唤着一个特别的群体，它的成员或靠自己或通过婚姻的关系投身于世界，她们在公众场合的出现将一种古怪行为变成了一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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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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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主要是英国人，包括探险家和旅行作家，人数众多，难以一一记叙，只能在此举几个例子，再建议读一本她们的书以对那时的情况稍有了解。光荣榜上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包括阿特金森夫人、格特鲁德·贝尔、弗洛伦丝·狄克西夫人、伊斯特莱克夫人、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茵普尔西亚·古兴登夫人、哈丽特·马蒂诺、范尼·帕克、艾达·法伊弗、珍妮特·罗斯、伊莎贝尔·萨弗利、希尔夫人和R·H·泰克夫人。［可参阅珍妮·鲁宾逊（Jane Robinson）编辑的《淑女不宜：诗文集》（Unsuitable for Ladies：An Anthology）；对航海感兴趣的读者还可阅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海上女杰》（Seafaring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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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洲，帝国主义的动力推动美国征服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疆土。美国同墨西哥就加利福尼亚以及从它到格兰德河河界之间的领土发生争端，一场短暂的战争后，美国打败了墨西哥，把这些领土全部占为己有。接着，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这个刚从墨西哥分离出来的大州。由于获得了这些领土，实行奴隶制的州和禁止奴隶制的州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经过两度妥协并随着强大的废奴运动的兴起，美国于1861年爆发了内战，将国家一分为二，成为自由的北方和实行奴隶制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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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吸引了若干欧洲观察家，部分原因是，这是第一场充分利用现代工业来制造武器和军备的战争，同时也因为这场战争首次使用铁路来运送军备和人员。10年前，有人曾在德意志试图将部队集结在一处，然后再用火车把他们运至另一处。但是，由于在集合川流不息的人员和进行复杂调度方面缺乏经验，这次尝试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另一个新鲜事（至少在美国）是把气球用于战术用途。前25年间，军方否决了这方面的两个计划。不过内战伊始，麦克莱伦的军队就增加了第一陆军气球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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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重建结束了西方社会的奴隶制（＜547）。但在美国，解放黑奴的宪法修正案只执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南方各州设法重新剥夺了原来奴隶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平等教育权和其他利益，还有社会上的尊重（592＞）。这种严重违法现象为内战结束几乎整整100年之后开始的动乱年代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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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战争一样，这场内战使人们发挥了各种各样的聪明才智，尤其使林肯的天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虽然他在斗争中经常遭到谩骂，但他很快就成为历史上的伟大领袖之一。只是最近人们才注意到他还具有作家的天才。过去人们认为，他所肩负的重任开阔了他的心胸，使他在突如其来的灵感的激发下写出了两三篇现在脍炙人口的文章。一旦稍窥真相，就可清楚地看到，他自成年起，写出的文章就言简意赅，讲究韵律，说理有力，为他人所无法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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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个民主国家里的所有公民几乎都是同等一般的，因此诗人不能只写其中任何一人；他要写的是全体人民。这就使诗人得以用同一个形象来包括，代表整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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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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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也是内战中的英雄，他的作品《草叶集》的力量是通过相反的办法表现的。他将风景和社会场面的细节，以及他认为美国的男男女女所共有的特征和习惯似乎是胡乱地堆积起来，以此来表达他对美国的观感。他选择这一主题可能受到了乔治·桑的一部小说中一个作为“人民诗人”的人物的影响（死亡是他的第二主题），而他恰当的写作方法则是托克维尔曾经预言过的。在就公共题目写作的其他美国诗人当中，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在此值得一提，因为虽然他创作出经典著作，但是人们却极少想到他。他的第一部系列诗题为“比格娄文件”，写的是墨西哥战争；第二部系列诗以美国各州之间的战争为主题；两部系列都用新英格兰的乡村语言写成，对当时的舆论进行了绝妙的嘲讽。第三首题为“批评家的寓言”的诗是用标准英文写的，它全面介绍了当时的文坛，指点江山，月旦人物。另一个内战时期的产物，一篇题为“对‘上尉’的搜寻”（586＞）的文章，使读者有机会见识它的作者，一个从好几个意义上说都重要非凡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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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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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是那位思想家、科学家、诗人和幽默家，不是他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儿子。父亲早年就由于一项医学发现而一举成名，这使他自问，“是否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对社会有用”。他的发现确实带来巨大好处：他证明了产褥热这种致使很多妇女产后死亡的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是由于助产医生忽略卫生措施，造成了病菌在产妇之间的流传。霍姆斯不得不与整个医疗制度展开斗争，对从医生到护士到医院管理人员的各色人等反复宣讲，以使他们承认这个事实。稍后，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在同样的问题上也遇到同样的抵制。卫生学自此初露曙光，它是以弗洛伦丝·南丁格尔为化身的女神，与医学界的旧传统展开斗争，为被旧传统视为不可忍受的“新渣滓”所大力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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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除教授哈佛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医科学生，同时从事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之外，还做出了其他贡献。他以其应景赋诗的出色本领写出了大量介乎于严肃与轻松之间的精美诗句。他关于作家渴望写作的十四行诗《不可抵抗的写作欲》就是一例。评论家对他的《绝妙的单马车》推崇备至，似乎其中显示出的娴熟技巧在他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他的很多其他诗作都体现了同样的技巧。这些诗作是夹有同情的讽刺诗，但是笔触依然不失其尖锐辛辣。同样，《鹦鹉螺》和《最后一片树叶》绝非霍姆斯仅有的严肃而又动人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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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文方面，《早餐桌上的霸王》以一种艺术到极致而归于平实的方式戏剧化地描绘了生活和观点，几乎可与托马斯·洛夫·皮科克（＜132）的小说平起平坐。《霸王》续集的质量不太均整，但即使其中的最后一部《喝茶时》也有许多独到之见。敏锐的读者会发现，由于医学训练而思想开放的他总是大胆地冲破体面规矩的束缚。在道德、宗教、权威、早恋等问题上，他坚持说一如果所涉问题十分微妙就暗示——“实情比你知道的或者愿意承认的要多。”《霸王》中有一个心灵受到创伤，一直躲在楼上一个房间的神秘人物，这个人物的安排似乎是为了表示楼下饭桌旁那些人表面心平气和的假象底下的紧张关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霍姆斯在各个章节中时时插入的无聊的感伤诗句大概就是他对传统感情的让步。尽管这些诗句的意思枯燥乏味，但其文字方面的精湛毫不逊色于他的其他讽刺性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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