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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音乐方面的发明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哈里·帕奇使用43个全音音阶创作的独奏曲目。它们需要几部特别制造的乐器，乐器和音乐的奇特使得这些作品长期以来得不到大众的注意。［可读帕奇自己写的《一种音乐的起源》（Genesis of a Music）。］到世纪末的时候，这些作品开始得到欣赏，一位作品得到广为演出的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承认自己受了帕奇的影响。不过伯纳德·范·迪伦同样自成一类的音乐仍然在等待着它应得的认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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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注意大战以来文化景观的观察家都知道他或她所看到的景象并不完整，对任何部分做出判断都极易失误。对帕奇和范·迪伦的忽视显示出对整个文化难窥全貌；对于包括瓦雷兹、施托克豪森、考维尔、卡特、吕宁、白比特、布莱兹、塞欣斯、沃瑞恩和乌撒谢夫斯基在内的一群作曲家，各种意见彼此冲突，关于电子音乐人们也争执不下，这表明了妄下判断的危险。所有其他艺术领域中的现代派莫不如此。认真负责的批评家面前摆着一大堆的意见，它们都说得通，却互不相容；他无法把它们全盘接纳下来；然而做任何取舍都需要阐述理由，说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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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般性特点也很困难。首次用于现代主义的一个批评术语就这点提供了说明：现代艺术是作为“实验性”的艺术被宣传和接受的。这个词代表着无休止地努力标新立异的意思，它是我们时代中许多不合适的名称之一。一项实验是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有方法，有其他最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要受到同行的审查。艺术家的努力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控制。现代艺术也不是经多次试验后达成的结果，因为没有标准，无法在衡量误差后进行更好的试验。当然，现代主义的成就不会因缺少实验性这个尊称而有损其价值。对于它更恰当的形容词应当是暗示性艺术，理由不止一个。（首先跃入脑海的是法国俚语“放气球”。）暗示性可以包括艺术中模仿和戏仿的部分，以惊世骇俗而引起兴趣的部分，体现了潜意识中含糊暗示的部分，以及可能是最明显的，从过去的艺术中抽掉感情后剩下的那些部分的结合。不过实验性一词证明是开阔思路的一个方便的工具。它使得习惯于科学的大众泰然地接受任何匪夷所思的东西，它牢牢地压住庸人的棺材盖，使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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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并不只靠暗示性的努力来推动现代主义的使命。创造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起劲地对公众宣传。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书籍、期刊、访谈、展览会的目录和节目单都进行解释、说明，把技术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善表达的艺术家处于劣势，只能笨拙地做出一些姿态来跟随潮流。如果能言善辩的艺术家想在作品以外用别的方式哗众取宠，又感到实力不足的话，就借助于连篇累牍的套语。他们的艺术是“对空间和线性相互关系的专注研究”后产生的结果，或者是“根据其相对面和线的关系对空间的确定”。这些自吹自擂的文章大谈空间、线条、色彩、体积和材料方面的改变，或（在其他艺术中）使用自然、感觉、感情、研究、精密度和控制这样的字眼。大部分文章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但观众早已知道画家和雕塑家关心的是空间、线条和体积，其他的艺术家关心的是他们所吹嘘的东西，这些文章并不能增加观众的知识。作品的标题若不是玩笑性或挑衅性的，就是显得渊博、艰深、科学性，例如：“第十二号调查”、“两架钢琴的结构”、“曲线和方块的研究”等等，最后这个标题其实是多余的。艺术大昭若隐这一古老的格言已不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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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和30年代玩笑和嘲讽的风格盛极一时，到现在仍被认为是有趣的新作品。喜欢认真严肃、埋头苦干的姿态的批评家和艺术家有时把它们称为现代主义的“幼稚因素”。这种说法部分是因为许多艺术家很年轻，也是因为玩笑比较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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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通常偏好于观察、思考和创作。让他谈论和解释自己的作品是勉为其难，但如果他和他的作品多次被误解，那么我想他有责任站出来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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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林（191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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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派产生于所有青少年都有的一种反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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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斯坦·查拉（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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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派作品的用韵和内容并不风趣，嘲讽对象不明，措辞也不见如何出色新颖。在蒙娜·丽莎脸上画唇髭算不得什么激动人心的灵感，不会令人去愉快地反复欣赏。被公平地认作大师的曼·雷拍摄的那张照片也是一样，照片上是一个坐着的裸女的背部，上面装饰着模仿小提琴F状孔的图案。埃里克·萨蒂为他所作的曲子定的标题：“三片梨形”、“风干的胚胎”、“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杜尚后来在未加改动的一幅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上签字时写道“剃了须的”。现在这些艺术家已被供入艺术神殿，关于他们那时的这些顽皮的玩闹需要再稍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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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这个词意指以愚蠢的方式表达的智慧或聪明的蠢行。如果只把它作为贬义词来理解的话，那么它用于此处并不恰当，因为达达主义的成果及其主导精神的继续存在说明了他们的玩笑是有效的，并不愚蠢。然而，如果想到唇髭和小提琴状的背部本意就是要表明没有灵感和青少年心性，也就是说不是开玩笑，而是恶作剧的话，就会发现幼稚一词正好适用。嘲笑对象的同时也是自嘲。现代主义的嘲讽作品不引人发笑，那并不是它们的目的。它们是假可笑，真严肃；那些被称为“逗笑的”作品不为使人微笑，而是要促人深思。新风格的漫画也同样不会令人捧腹，保罗·克勒或罗纳德·塞尔的漫画即以此种风格迥异于过去从杜米埃到马克斯·比尔博姆的老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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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克制的嬉笑为当时的人所竞相提倡，并引以为豪，却把它误称为“幽默感”。它指的不是能够把生活看作一场喜剧，那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素质；它所指的是能够当着他人的面嘲笑自己。这样的自嘲很少会令人哈哈大笑；它其实是把自我意识变为自嘲自贬的习惯。用这种办法不需要自我改造，但能先发制人，堵住别人批评的嘴。这样的自贬和坦白不应归为虚伪。它们成为一时之风正与战后民主意识的加强相对应，民主意识要求的正是人不断表现出对自身缺点的了解。人不再潇洒自如或自视高于别人，而是通过承认自己“只是个凡人”或“毕竟是人”来使别人安心。与此同时，与嘲讽艺术相联系的现代主义的幽默感（它应当有个更恰当的名称）使人能够把一切都看穿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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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懂艺术的庸人后继无人，但不能因此以为推动艺术解放的大运动完全无人反对。抵制和谴责现代主义的是些卓越的批评家、有高度教养的男男女女、无可挑剔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批评有高度水平，不只是把艺术先锋派的一些作品斥为重复、幼稚，或是批评先锋派不是出于艺术家的深刻而纯粹是因为懒散马虎而造成的暧昧模糊。他们所攻击的是这一文化真谛的所有创造者，除了艺术家以外还有作家、思想家和言论家。1928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学者的背叛”的书流传甚广。（“学者”包括一切相关的人在内，如同柯勒律治的“文人”的含意。）这里的背叛包括抛弃理性以及用理性促进实现普遍目标的责任。精神的真理是永恒的，它们确定的界限不容逾越。作家朱利安·班达说，伯格森的哲学任凭意志自由发展，因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率性而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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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此论发表前后的许多著作也提出相关的论点和相似的论据。马西斯的《捍卫西方》、欧文·白比特的《卢梭和浪漫主义》，以及保罗·埃尔默·莫尔的谢尔本随笔（后两位作者是美国人）带读者回到100年前去寻找西方文化衰落的种子，那就是浪漫主义，因为它倡导抛弃规则，逾越界限，嘲笑常规。简言之，普遍的解放现在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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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浪漫主义早已有之，特别是在法国，它还（对有些人来说）带来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墨索里尼的全盛时期体现得特别突出。T·S·艾略特不是唯一自称为古典主义者、圣公会教徒和君主主义者的人。不过，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后面的两个属性词意味着某种宗教信仰和某种形式的独裁。在美国，称为南方农夫的文学团体以作“反动派”而自得，反动即是抵制艺术、道德和政治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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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善辩的人们因此而分为两个阵营，各自认为是不同的祸害在破坏着文明：一方认为破坏文明的是一种新的野蛮鄙俗，另一方则认为是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压迫。还有一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赞同“社会现实主义”，即在所有艺术中都直白平铺，以便向人民传达支持社会化国家的简明信息。这种艺术观现已消失，其他两种也从讨论的中心淡出，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说法。这个新名称的依据经常渺茫难解。绘画艺术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仿真的再现又成了可以接受的东西；诗歌中也出现了意思清楚的常用语；“序列”作曲已不再是必为之事。至于使有些人动念要诉诸独裁的政治上的不满，它只能去找别的发泄口。世纪末激起强烈对立情绪的是关于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分歧。自称为“自由派”的观点到处都面临一个或更多的右倾派别与之抗衡，这些派别都像班达一样要求回到固定的规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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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公众或兴味盎然或心怀厌恶地看着先锋派对于过去的文学和现在的社会大肆攻击。与此同时，幸存下来并仍在写作的战前作者则得到日益广泛的欣赏。萧伯纳、威尔斯、康拉德、叶芝、哈代盛名满天下。吉卜林的声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战前写成的杰作《吉姆》被读者广为称道，然后他从写关于印度的故事和关于大英帝国的诗歌转而写作儿童故事——《丛林故事》，后来又转向发生在英国乡村的氛围故事、鬼故事、社会讽刺和关于船舶机器以及想象的越洋空中旅行的故事，这与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家对机器的敬意恰好吻合。一位批评家指责说，吉卜林从描绘人开始，然后去写野生动物，最后以蒸汽机和螺旋桨轴告终。对此可以反驳说，只有艺术家才能使成人读者对关于动物行为和机器的书读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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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人——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阿诺德·本涅特、诺曼·道格拉斯、西奥多·德莱塞、托马斯·曼——是西方小说界公认的领袖；新兴的一代——科克托、弗吉尼亚·吴尔夫、卡夫卡、莫洛亚、辛克莱·刘易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厄内斯特·海明威——似乎是先锋派，但比超现实主义派扎实。还有几位——E·M·福斯特、契诃夫和普鲁斯特——其实在战前就已出版过著作，但后来才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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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涌现的大量小说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和题材：中产阶级生活和制度对人严密束缚，给人的生活造成种种磨难。从曼描绘了一个家族瓦解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以及普鲁斯特和纪德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但都表现了精神生活遭到压抑或摧毁的同样的冲突。社会对艺术家充满敌意，家庭严重压制普通男女的人的能力。那个时期的美国小说家得到了H·L·门肯的大力支持，他痛斥他所谓的“愚蠢的中产阶级”和它所控制的民主。听了他的言论，会以为90年代从未打破过之前维多利亚时期的狭隘，现在需要新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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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作者攻击“制度”的同时，从战壕中回来的作家根据他们的经历写成了大量的战争小说，应该说是反战小说。许多这类的作品在描绘战争的恐怖，或从战争回到平民生活的情景时，掺入性自由的描写，这又是重复了90年代的情况。这一文学运动是由战时的情感和事件引发的，它们使许多人注意到性满足这一问题；把夫妻分开剥夺了这种满足，而分离又创造了机会使它得以实现。很快，小说中公开的性描写成了必不可少的部分。D·H·劳伦斯被广为禁止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实际上是这方面描写手法的范文，书里面的用词（虽然是方言）恢复了一种基本的英语。它引起了诲淫这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法律问题。在诗歌中，维多利亚晚期诗歌关于梦和叹息的内容被对丰乳肥臀毫无顾忌的描写所取代。后来对同性恋爱的赞美也随之而来，但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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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玛格丽特·桑格和玛丽·斯多普斯这些勇敢女性的努力，20年代对避孕的知识大为增加，越来越多关于实现性满足的指导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做爱成为一种艺术，更多的人开始希望掌握足够的做爱技巧以求胜任，更不用说以此谋生的人。性学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同时，弗洛伊德理论的普及导致人们相信压抑性本能会带来危险。礼仪的改变也有利于这种解放。不拘礼节成为风尚，简化了会面的程序；因为繁复的礼节是阻碍，而轻松随便是邀请的姿态。男女两性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亲密感情，鼓励着他们约会，驾跑车兜风，而软领子、软衬衫、无须系带的鞋子正适合这样的场合，此外跑车也是进行“拥抱接吻”这一消遣的方便工具。剪短的头发和平板的胸脯，齐脚腕的袜子和实用的鞋子使爵士乐时代“无拘无束的女子”与她的前辈淑女迥然不同。［可看小约翰·赫尔德（John Held Jr.）给那时女子作的素描像，然后读珀西·马克斯（Percy Marks）所著《爵士乐时代》（The Jazz Age）。］年轻女子“结伴在一起”并不减少对性的兴趣，同伴之间经常谈论性这个话题，虽然她们把它婉转地称为“那个”——“她或他有那个了”。女子打扮得像男孩，这究竟是不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以迎合男人因战壕生活中同性间亲密联系而产生的对男性体形和举止的喜爱，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军旅生活容易激发男性之间的感情，并可能使它变为永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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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高涨的气氛和书报上的讨论鼓励了婚前性行为和“试婚”，并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促进感情成熟”。一位名叫林赛的美国法官提倡“友爱结婚”，即一段有明确规则管理的同居试验期；现在这种做法已很普通，没有规则，也没人记得这位法官。伯特兰·罗素、A·P·赫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努力鼓吹改革离婚法。几乎在所有地方，原来只有发生通奸才能提出离婚，现在习性不合即可成为离婚的理由。要求承认性交是一项人权和公众永远的关注的运动来势凶猛，企图抵抗毫无胜算。一些书籍在不同的地方因诲淫而被告上法庭或排斥在公共图书馆以外，但一本书如果标有“在波士顿被禁”的字样，在其他地方就一定畅销。1927年，伍西利法官判决《尤利西斯》适于在“清教徒的美国”发行，这标志着90年代的反叛终于大获全胜。各地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击败维护体面的负隅顽抗。萨默塞特·毛姆为体面重新定义为“蠢人掩盖其愚蠢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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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经过了流血和悲痛的焦虑年代后，人们需要高兴快乐。怡情悦性而又吸引心智的娱乐于是应运而生。精致一词被用来形容这巧妙的混合。演出业一片繁荣景象，机敏风趣的话剧层出不穷。包括萨默塞特·毛姆、A·A·米尔恩、诺埃尔·科沃德、费伦茨·莫尔纳尔、菲利普·巴里在内的作家培育出了客厅喜剧这一体裁。歌舞杂耍表演让位于表现更高级幽默的时事讽刺剧，比如洛伦斯·哈特和理查德·罗杰斯才华横溢的作品、比阿特丽斯·莉莉机智巧妙的滑稽短剧，以及巴利耶夫的蝙蝠剧团演出的剧目。音乐喜剧也兴旺蓬勃，歌词、音乐和舞蹈都比过去高明，制作也经过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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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的诗歌和幽默散文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不仅有书籍还有杂志，如《笨拙周刊》《法官》《生活》《巴黎生活》。马克斯·比尔博姆、罗伯特·本奇利、A·P·赫伯特、多萝西·帕克、斯蒂芬·李科克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型的讽刺家，他们使人发笑而不是令人受伤，还有一些漫画家也属于此类，像格鲁亚斯·威廉斯和卡朗·达什，比尔博姆也在漫画家之列。从这个时期开始，荒诞不经的散文或诗歌被视为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莎士比亚的歌词被列举为证明。刘易斯·卡罗尔的诗作和两部艾丽丝的故事成为值得尊重的艺术作品，以那种风格写成的儿童读物老少皆宜——米尔恩的《小熊维尼》或H·G·威尔斯的《汤米》就是证明。与此同时，首先由爱德华·利尔为儿童写的五行打油诗在战前经过了现代化的革新，五行中最后一行原来是对第一句的重复，现在改为提出一个新的意思，让人出乎意料或吓一大跳。这一时尚启发了诗人和小说家，他们采用这种简略的形式发表大多是不合体统的幻想。诺曼·道格拉斯于1928年出版了一部五行打油诗的经典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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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一度在高雅精致类杂志中雄踞首位，后起的《纽约客》募集了一群天才卓越的散文家和美术家，几乎同期由门肯创刊的《美国信使》用嘲讽和讥刺的手法记述中产阶级的行为和想法。在英国，《生活和文学》《新政治家》《标准》和《笨拙周刊》恰恰是生活和文学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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