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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的剧作家怀着同样的目的在剧作中反映社会和道德问题。在都柏林的阿贝剧院这一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中心，叶芝、辛格、肖恩·奥凯西写出了传世之作。伦敦的塞德勒斯威尔斯剧院、巴黎的老鸽舍剧院、柏林的自由剧院，以及纽约戏剧联合会和普罗温斯敦剧团帮助推出青年剧作家。在戏剧联合会或百老汇的其他地方，不苟言笑的尤金·奥尼尔是一群剧作家的领头人，那些人包括马克斯韦尔·安德森、舍伍德、贝尔曼、悉尼·霍华德、桑顿·怀尔德。后来，克莱尔·布思和莉莲·海尔曼证明她们的才华与前面的那一群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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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剧作家的作品由一大批出色的演员搬上舞台，他们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倡导自然不做作的表演体系（＜675）之前最后一批经过声音和动作古典式训练的演员。这些老一代演员经常会从通常演出的莎士比亚剧目中找出一部来演，纽约的一个剧团上演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穿现代服装演出的《哈姆雷特》，剧中国王的书桌上放着一部电话机配合那句台词：“来，格特鲁德，我要去召集我那些最有见识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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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电影，并且形成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习惯：每周一次出去娱乐消遣。这是向着后来发明电视，使人每天每小时都沉迷其中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20年代，格里菲思为电影发展了其特有的手法（＜649），可以用来演出任何景色或故事。早期只有一盘胶片的打闹剧和简单雷同的系列故事片消失了，代之以喜剧片、情节片和“豪华大片”。这些不同类型的影片给各种各样有表演才能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饰演的角色类型逐渐固定，他们的生活和绯闻在电影杂志中常有报道。查理·卓别林是讽刺闹剧类影片中无与伦比的天王巨星；玛丽·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作为浪漫和冒险的化身受到影迷的崇拜；五六位面色阴沉的演员专演骑马打枪的西部片；在国外，像《卡利加里医生的柜橱》这种邪恶类型的故事片使观众紧张兴奋。还出现了一部后来意义重大的电影《蓝天使》，它是根据亨利希·曼写的一部严肃小说《垃圾教授》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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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与电影和小说竞争的娱乐形式是不自认为文学的短篇小说。各种杂志、周刊、月刊大量涌现，它们比书便宜，内容多样。每年出版一本《最佳故事》汇编，以满足读者无尽的需求。这半个世纪期间出版的这类作品中，只有几部有永久价值的流传了下来，有的具备了小说的最佳特点，比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后者的作品当时刚从俄文翻译过来。除吉卜林以外，其他应当在文学中占一席之地的作者及其作品有：阿瑟·梅琴的幻想小说、柯南·道尔的医学故事和其他离奇的冒险故事、M·R·詹姆斯和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的鬼故事。最后，犯罪纪实和著名审判的记述在爱德蒙·皮尔逊和威廉·拉夫黑德这样的大师手里上升为一种确立的体裁，亨利·詹姆斯对这类作品读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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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传记也同样受欢迎。身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员的利顿·斯特雷奇树立了迂回“揭露生活”的榜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中的章节继承了90年代嬉笑怒骂的文风，但对某些事实进行了歪曲，还有些凭空捏造。与此同时，安德烈·莫洛亚独创了一种传记体裁，其中掺入虚构的细节和对话，从而使内容生动活泼，不过他对他的虚构坦承不讳。此外，大为盛行的还有其他几种利用已逝者生平做素材的文体，对他们进行贬低或为他们辩解，比如像加梅利尔·布雷德福的“心理刻画”。自传也大批出现，许多作者还很年轻，他们在书中详尽记叙自己童年和上学时的各种痛苦。E·C·（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发明的克莱里休四行打油诗也是传记性质的。这种自由体的四行诗用来叙述某个名人生活中的一件事。像五行打油诗一样，它使得保罗·霍根和W·H·奥登这样的作家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写出一首首嬉笑胡闹的四行诗。总的来说，20年代和30年代喜欢由文化修养高雅的人玩的这类智力游戏，无论是达达派还是胡闹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令人放松，使人“更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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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娱乐也有精力充沛的形式。美国黑人舞蹈家约瑟芬·贝克1928年来到巴黎，以她的野性舞蹈［Danse Sauvage，不是“野蛮的”（savage），而是“野性和原始的”（wild and primitive）］掀起了公众的狂热。巴黎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当时流行的舞步已经被认为相当原始，有一步舞、两步舞，还有狐步舞。同样来自美国的爵士乐表现了野性。这种吵闹、悸动、充满了切分和变奏的音乐震耳欲聋，令人头昏脑涨。只听它就足以令人迷醉，不用再喝另外一种舶来品——布朗克斯鸡尾酒（法国人念成布朗兹），这是一种橙汁和杜松子酒混合制成的奇怪饮料，有一股药味，很难与任何食物搭配。这种鸡尾酒后来被淘汰了，但爵士乐却不是昙花一现的时髦，它将长期持续下去。即使在那时就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爵士乐手，虽然有关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还未成长起来，它的历代形式的发明者也尚未进入音乐的神殿和古典音乐作曲家平起平坐。爵士乐后来逐渐成为乐迷和音乐学家所喜欢的音乐会节目，但同时它仍然是实用的，用来跳舞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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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现代舞蹈”另有一种意义。在伊莎多拉之后（＜677），它成为一种新的艺术，任意自由发展，来自不同国家创意新颖的舞蹈家在各国都赢得了观众。玛丽·维格曼、拉阿尔真蒂纳、让娜·龙塞、哈罗德·克罗伊茨贝格、乔斯·利蒙，他们每人都有所创新，有些人还创办了舞蹈学校。（年长的）申卡尔从印度带来的舞蹈团使西方目眩神摇，他们的舞蹈和节奏在音乐和动作方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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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保罗·欣德米特和其他人在努力倡导另一种也是实用的音乐，日常音乐（Gebrauchsmusik），它的目的是使音乐重新进入千家万户，使人们在家中和室外能够经常欣赏音乐。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后来中断，现在旧法重提是为了结束19世纪形成的那种情况，把音乐限制在音乐厅里，欣赏音乐只能偶一为之。这场运动并未取得任何结果，但它的目标预示了后来人们对室内音乐和巴洛克音乐的喜爱以及类似嚼口香糖一样开放背景音乐的习惯。在家中，在电梯和出租车里，在打电话的时候，背景音乐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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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的巴黎，埃里克·萨蒂和科克托这两位作家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的作曲家。他们是所谓的“六人团”，其中著名的有奥里克、普朗克和奥涅格，很快米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创作了许多实用的作品，相当一部分以当时的轻松风格为特征。与其类似的是，德国的卡尔·奥尔夫把中世纪僧侣唱的喧闹欢乐的歌曲写成了一部现在十分流行的大合唱——《博伦伊之歌》。在美国，查尔斯·艾甫斯以独特的风格谱了许多歌曲、进行曲和舞曲，还有五部交响乐。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安泰尔的《机械芭蕾》，还应当加上沃尔顿的《门面》，他把伊迪丝·西特韦尔的诗配上曲调加以吟唱，用一支小管弦乐队伴奏。康斯坦特·兰伯特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格兰德河》。兰德尔·汤普森、珀西·格兰杰和弗吉尔·汤姆逊也谱写了一些类似的嬉闹快活的作品。这些作曲家对庄重严肃的题目也有兴趣，但总的来说，流行的都是他们的通俗或喜剧性的作品。他们向高处的冲锋被战争的高墙阻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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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期间，一种特殊的体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因为它锻炼心智，使读者享受机敏的娱乐，又不涉及任何社会问题；自那以来这种体裁的地位和流行度不断提高，现在甚至成为大学教程和论文的题材。这个体裁就是犯罪小说，原来称为侦探故事，又叫破案故事和惊险故事。其实它们是彼此迥异的分类型，无须在此费篇幅阐述；书迷对它们的分别一清二楚，其他人即使知道了它们各自的一般性特点也还是辨认不出。重要的一点是犯罪故事是故事而非小说。读者应当还记得两者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小说把心理和社会的因素作为叙述中的主要关注，故事则描述合乎情理、扣人心弦的近似生活的事情，只涉及人们熟知的社会类型（＜111；352）。小说对各个角色及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故事讲述激动人心的经历，但对动机和背景则忽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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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故事的理想形式有固定的格式，如同希腊悲剧一样。先是发现尸体，无疑是被谋杀的。警察无能，调查漫无头绪。接下来，天才的业余侦探出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朋友和记录人紧随左右，他通过对线索的推理分析追出凶手，破解了案子。故事的发展必须遵循某些限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或科学未发现的毒药，没有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或哪怕是不可信的情况；主要兴趣在于从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动机中查出真相的过程，所以不能有深入的心理分析，也不能有全面展开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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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喜欢“破案故事”被认为是有失身份；读者得为自己这一嗜好而自我辩解。一些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用尽办法把他们贬为低级趣味的人。事实则恰好相反。侦探故事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在这一体裁的黄金时代，英国女作家居于首位。塞耶斯、马什、阿林厄姆、海尔和克里斯蒂在创意和手法方面都无人能及，她们使用给读者带来愉快的文学艺术手法——情节、机智和叙事技巧——来讲述不断花样翻新的故事。威尔逊总统和伯特兰·罗素是热心的读者，更为近代的J·L·博尔赫斯和巴勃罗·聂鲁达也对这类作品深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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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的朋友兼有一般读者和希腊戏剧合唱队的双重身份；他就他不明白的东西可以自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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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朗（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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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观察家运用心理分析，说读侦探故事使人的暴力倾向得以发泄。这是彻头彻尾的无知之谈，因为这个体裁并不渲染谋杀的实际行为，而且尸体通常在开头几页就已交代完毕。故事满足的是读者对于方法的迷恋——唯科学主义的一个方面，加之看到罪犯伏法的欣慰；换言之，理性和正义的伸张。如果四年的大屠杀与这些故事的流行有什么关系的话，也只能是否定性的关系，因为犯罪小说是对杀人者不利的，它集中描写的是正义和具有“三段推理能力”的罕见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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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线索的兴趣不是20年代的新生事物。在18世纪中期，伏尔泰写过一个以主角的名字为题目的故事《查第格》，他是一个“东方人”，为国王进行侦查工作，功劳卓著。晚些时候的博马舍以当时的背景写了同样的一篇小品。这两部作品都不涉及谋杀；讲的是根据推断来重现事件的发生。19世纪初，一位名叫莱格特的人用这种技巧叙述了一个关于枪击的故事，接下来，埃德加·爱伦·坡这位短篇小说体裁的创始人在四篇侦查故事中表现了他的天才。从坡到阿伽莎·克里斯蒂这段时间内，犯罪故事生出了两个分支。法国人发展了警察小说，注重耸人听闻的情节，对思维推理着墨不多；英国作家则倾向于短篇小说，柯南·道尔成为其中的大师。他不仅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创造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一对角色。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与堂·吉诃德和桑乔·潘萨齐名，很难想到还有哪对伙伴与他们两对一样闻名。事实上，他们两对从根本上说是同一对，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相隔300年，穿着不同的服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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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现代人写得栩栩如生，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狂热的崇拜者，甚至建立了一种假想的学术：世界上成立了十几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学会，学会成员假装福尔摩斯和他的朋友确有其人，就他们的生平写了60个细致入微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或并不完整，于是围绕着根据这些资料做出的推断兴起了无休止的争论，争论各方大都表现出道尔式含蓄的幽默，而这幽默本身也正是道尔的作品吸引人的一个方面。福尔摩斯学会成员这种迂腐的表现与专门研究某一位作者的学会成员的执着和收藏者对版本学的关心并无二致。但对福尔摩斯和华生生平的“研究发现”表明，在事实上不可能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从词语的暗示中多么容易达成可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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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利亚斯·史密斯看上去不太像侦探，然而他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带有精明冷静的风度。在同秘书一起喝茶时，他用细长的手指以科学的慎重动作把一片柠檬放入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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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斯科特，“孟买的鸭子”（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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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尔摩斯之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洪水汹涌而至。［可浏览J·巴尔赞（J.Barzun）和W·H·泰勒（W.H.Taylor）编辑的《犯罪的记载》（Catalogue of Crime）。］最后占了上风的是长篇故事，但它开始时篇幅过长，而且障人耳目的假线索太多，影响了书的趣味性；然后缩减为中篇小说的篇幅；后来又再次发展为大部头著作。发生了这些变化是因为只靠内心推理的破案手法和供侦探思考的各种线索迅速枯竭。于是天才业余侦探的事迹让位于“警方探员”与“私家侦探”；还有律师、医生、保险视察员或其他专业人员，他们不如福尔摩斯那样显赫，但同样有效地协助着警察的工作。在福尔摩斯时代，小觑苏格兰场不为过分，因为在他出现之前不久，有好几个侦探因渎职和腐败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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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罪就如同地上下了一层雪，显示出林子里每一只山鹑、狐狸、松鼠和鼹鼠的足迹。你无法抹去足迹，无法抽走梯子，不留下任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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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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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犯罪小说的兴趣产生了两个相似的体裁：间谍故事和前面已经提及的犯罪纪实（＜739）。所有这些类型的故事都有一个几乎无人注意的共同内容：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品味和时尚。有一句话说得好，读者喜欢反复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经历，因为那里面“永远是1895年”的伦敦，那个有着双轮双座马车、鸦片馆和在科文特加登剧院上演让·德·莱斯科主唱的歌剧的伦敦。福尔摩斯自己既是科学的信徒，又是9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同样，美国的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以及他们在西海岸的后代在作品中也反映了当时的流行用语和风尚，甚至反映出了对爵士乐、电影和他们那个10年的艺术品的喜爱，当然还有对性的痴迷。这种文化纪实给不是观察而来而是臆想出来的情节增加了逼真性。可惜，近年来这一层反映时事的表面越来越厚，大有掩盖体裁的中心目的之势。男女主角只顾炫耀对音乐和装饰艺术的丰富知识，却忘了表现破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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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对侦探故事的形式和长处最好的批评意见，应当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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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塞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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