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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小就表现出在文字方面的天赋和热情。出生在牛津的她是独女，父亲是教士和音乐家，母亲受的教育不多，但精力充沛，聪明过人，以自己祖上有一位威廉·黑兹利特的表亲而自豪。多萝西出生4年后，全家迁往剑桥郡一个地处偏僻但景色优美的教区，这对于母女俩是件不幸的事。妻子越来越对丈夫感到厌烦，孩子在成长期间几乎没有小朋友或别的交往的人。她自娱的方法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写故事，写诗，想象外部的世界，并细细思考基督教信仰，她是把它当作故事来读的。同时她又爱玩爱闹，像她母亲一样充满活力，对日常事务讲究实际。这些特征形成了她后来的个性：天真无邪、精力充沛、脚踏实地但不限制想象力，还有对于所谓基督教史诗的特别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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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上了牛津的萨默维尔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请读她的倒数第二部小说《华丽之夜》），是第一批被授予牛津大学正式学位而不只是一张证书的女学生；事实上，她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了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至此为止，她的生活一直是顺畅愉快的：现在她得自己谋生了。她给一家与法国一个学校有关的服务公司的管理人做过秘书。他们有过一段文字上的恋爱，那是她在爱情领域中的第一次不幸。她相貌平平，身材一般，又性欲很强。后来的两次情事给她留下了一个长得英俊聪敏的私生子。她年岁稍大时找到了一个与她兴味相投的丈夫，但他晚年时生病，酗酒，脾气一反平常的暴烈，也给她造成了不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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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遭遇的这些痛苦经历没有给她的文学事业带来任何教益，在此仅点到为止。对她这位年轻女子来说，在伦敦最大的广告公司做广告撰稿人裨益良多，又令人愉快（请读《谋杀必须广而告之》）：即使广告也有好的文字。她在撰写所有广告方案时都力求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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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提出了小说的一套完整理论，塞耶斯则时而严肃时而幽默地使用她的学术研究为侦探故事确立了理论。在一次接受关于这个题目的采访时，她表现了她口无遮拦的秉性。“白痴和一些杂志编辑”要她“从女人的角度”谈谈犯罪小说，“对这样的要求只能说‘滚开，别犯傻’。这等于是问关于等边三角形的女性角度”。关于审美学这个大题目，她写了一本杰出的小书《创造者的思想》。它的主题是：平常创造任何物品的经历，无论是创造艺术或是制造任何东西，都与三位一体所象征的意义相吻合。首先产生的是创造的念头，它预见到成品的样子。这是父体。接下来是创造精力，它与物质进行猛烈的斗争，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这是子体。第三是完成的作品的创造性力量，它通过对用者一观者的灵魂产生的效果而对世界产生影响。这是圣灵。三者在作品中结为一体，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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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这一阐述有着批评和宗教的双重目的。在分析人的创造的时候，它表明基督教神学中揭示的上帝的创造也遵循同样的格式，人确实是以上帝的形象造成的。塞耶斯在写成这本立意新颖的书之前曾讲过学，并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和其他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写过宗教主题的话剧。为此她研究了中世纪历史、文学和语言，她这方面的活动使她作为知识分子传道士而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英国广播电台请她就耶稣的生平和殉难以戏剧的形式编写一部六集节目，她写出的脚本文字意思都简明易懂，感情充沛又不失于滥情。像天生信教的天主教徒一样，她乐意对她所信仰的东西持一种幽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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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孜孜不倦地为履行她视为己任的使命而努力，那就是向世界表明信仰的作用和正确性。她的说理和论证的方法使《创造者的思想》一书可与C·S·刘易斯的著作相媲美，令人百读不厌。但塞耶斯并不是上帝权力绝对论者。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中，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对不可避免的关于宇宙的问题的解答，也是解决尘世间难题的依据；但是，若迫使人们接受或强制执行关于上帝的某个特定的概念，就势必会造成分裂和压迫。她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讲求实际的相对主义者；她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情况下写道：“原则首先就会置某些人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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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苏佩西拉的父亲粗暴地命令她接受一个男人的求婚，那人虽然品性正直，明白事理，地位崇高，但只懂六种语言，而且数学很差。圣女因父亲的命令而勃然大怒，柳眉倒竖，高扬的眉毛把她整个人拉了起来，从顶楼的窗户飞了出去，有人看到她向北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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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塞耶斯《名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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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世纪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她自信可以翻译但丁的作品。她原来已经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现在又学了意大利文，在译文中使用了但丁原文的格式。她年轻时用以自娱的写作训练了她，使她能够熟练掌握韵律。在翻译中，她选择用最简单利落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转达了但丁的风趣、嘲讽和幽默；在她之前的译本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那些译本都为了切合主题而翻译得庄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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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未完成翻译便突然去世，时年64岁。不过所缺的部分由一位朋友补上，译文由企鹅经典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的评论毁誉参半，其中有一些评论表现出相当的热情。赞扬主要来自C·S·刘易斯。塞耶斯的译文有两大优点：简明易懂，戏剧效果显著，如同塞缪尔·勃特勒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散文翻译；另外，她对但丁的诠释是合理的，因为但丁自己在四处流亡时曾写过一首政治小册子性质的诗，谴责政敌和仇人，颂扬朋友，还提出了一些绝非全部正统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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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塞耶斯的全部工作成果到底能留下多少还不得而知。犯罪小说的态度和文体到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她的几部小说还在不断重版。《创造者的思想》一书立意新颖，深思熟虑，论述精湛，足可流传后世。她其他关于宗教的著作在她那个时代是超前的。目前对《圣经》、耶稣和上帝创造世界的密切关心可以追溯到她的观点。即使她对但丁著作的口语化翻译没有得到长久的喜爱，但译本中博学精深的导言和说明对研究者来说应该还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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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今天各国之间主要的问题是恐惧——对死亡，以及尤其是对生存的恐惧。它是造成人的精神低沉，无法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恐惧只能被对生命价值的强烈意识所驱散。我们的目标是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提出一个值得为其生为其死的建设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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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塞耶斯：为她将编辑的—系列书籍写的内容简介（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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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是看到大战的爆发而得出原则会杀人的结论的。国家荣誉、海上霸权、用于炫耀而实际上并无好处的殖民地、必须予以征服以“恢复我们种族的名誉”的地区以及“不和不降”，这些一直是欧洲所顽固追求的目标，追求的结果是把自己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烧焦了的祭品。大战是一场浩劫，却没人看到造成这场浩劫的双方其实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有人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如果是那样的话，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流亡巴西的斯蒂芬·茨威格夫妇即在1942年双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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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大战的胶着阶段，一位名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德国数学教师修改并完成了他几年前开始的一部巨著，这部著作出版得恰逢其时，两卷分别于1918年和1922年面世。《西方的没落》如同所有大型学术著作一样，引起了各种反应：有本能的或者是思考之后的拒斥；有心悦诚服或基于一贯信念的同意；还有关于有争议的事实和一般性原则的争吵。最终结果是，对于许多不能苟同于当时的欢乐气氛，对战争的徒劳无益感到愤激的人来说，斯宾格勒的理论已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所有的新闻都证实了它：发生了严重的萧条和失业；在制订了漠视民族感情的和约之后，小型战争在欧洲此起彼伏；德国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无力偿还战争赔款，协约国也付不起它们所欠的巨额债务；意大利出现了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难民仍然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各地瘟疫流行；还有人们脑海中夷平的地区和破碎的肢体这些挥之不去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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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西方文明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灭亡不仅势在必然，而且一点儿也不令人遗憾。一些有识之士没有沉迷于对艺术的喜爱或对享乐的追求，他们预言说大决战会再次爆发。其他人开始相信“光明来自东方”，苏联代表着唯一可以接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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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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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开往欧洲的美国远征军不仅帮协约国打败了同盟国，而且还吸收了旧世界的文化，使其成为对新大陆的贡品。在法国作战的美国士兵接触到了全新的印象和思想，使他们中间一些人想要回欧洲去进一步学习。20年代晚期的所谓美国侨民都是年轻人，他们靠美元对外国货币的高汇率的好处一直在国外居留，直到30年代大萧条时被迫回国。他们在国外各地的逗留相当于流动留学，其结果是弥合了美国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落后于欧洲大约10年的差距。20年代，毕加索、乔伊斯以及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些人都在巴黎。他们提供了交会场所，使胸怀大志的年轻艺术家和作家得以见到同业前辈，并彼此相识，大家在一起活跃思想，使得人人都从中得到启发教益。［可读威廉·怀泽（William Wiser）所著有着中伤性标题的书《疯狂的年代》（The Craz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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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去国寻求文化之时，正值美国处于激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和“反赤色”的疑惧之中，这更使他们决然离去。但他们归来时，却发现学术界对他们从欧洲带回来的形象和思想欣然接受。已经打好了基础欢迎他们。美国的学校制度正处于其热诚和效率的巅峰。小学和初中同化了来自各国的成百万移民。免费高中这一大胆举措引起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羡慕。它的教程是开明的（以现在的用法来解释就是精英主义的），包括拉丁文、英国诗歌、美国和英国历史、一种现代外语，每年都有数学课和科学课，没有可以蒙混过关的课程。学校对学业和行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在战争期间，除了程度上的不同，所有学校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欧洲，无论是在出售“自由公债”的时候，还是在为部队、难民和比利时的儿童募捐的活动中。欧洲大陆的概念是一个活生生的概念，当它的艺术和文学，还有奇怪的食品开始渗入美国社会时，人们的反应是热情地接受，而不是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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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更为明显。一些大型大学，像自封为在欧洲的美国学者代表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所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由劳伦斯·洛厄尔任校长的哈佛大学，招生人数大大增加。第二代美国人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要获得他们的父母没能得到，似乎为上层阶级据为己有的所有知识。新兴阶层对学习很快驾轻就熟，而上层阶级显然并不想把知识作为自己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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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士兵复员后回到学院去继续中断了的学业，有的则刚刚开始，他们带来的成熟的思想也使得校园生活特别活跃。这种活跃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海外学子们的归来。当时他们的经济困境引发了一种空前的现象：学术界接纳了这些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住处，让他们给学生授课。这完全是美国的发明。教员队伍中学者和艺术家并肩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事。19世纪90年代，罗曼·罗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巴黎大学接受了他的一篇音乐学论文，授予他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个极端的让步。在战后的美国，先是从一两个不显眼的科目开始，慢慢地在各大学建立了音乐系、美术系和戏剧系；批评家和小说家进入了英文系的教师行列，很快校园里就有了自己的诗人和弦乐四重奏乐队、剧团和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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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出现情有可原。虽然与传说的相反，威尔逊总统实际上在凡尔赛和会上运筹策划，极力阻止贪得无厌的战胜国，但他没能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欧洲各国的阴谋诡计和利益冲突照行不误，令人沮丧。凡尔赛和约（在其中几个部分中）没有像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的维也纳和约那样确定最后的解决，它的愚蠢为20年后的下一次大混战打下了基础。［有一本小书可以阅读，D·C·萨默维尔（D.C.Somervell）的《两次战争之间》（Between th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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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苏维埃政权牢牢控制了苏联；凯末尔帕夏（土耳其之父）领导着土耳其实现了现代化；意大利服从于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西班牙落入普里·德里维拉的独裁之下；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中欧那些小国或屈服于武装的共产主义或与之进行抗争；缺吃少穿、国力虚弱、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德国没能巩固它的共和国制度。当魏玛政权无力支付协约国要求的赔款时（＜711），协约国占领了它的部分领土以示惩罚，这激起了德国人民对战胜国的同仇敌忾，使希特勒站稳了脚跟。历史学家和记者著书立说，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德国，这更使德国人民愤怒不平。与此同时，美国无法从协约国那里收回战争贷款，于是转而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以弥补损失，此举的最终结果是为德国复仇的意志提供了物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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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和美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对大战与和平完全幻灭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实验”中看到了清白的新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那些伟大的领袖谴责战争，从中抽身出来，并击退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军队。作家和艺术家相信苏维埃的辩护士所作的许诺，说脑力劳动者会和体力劳动者一样由国家养活；俄国的文化创造者不再需要像西方的艺术家那样去不择手段地寻求赞助，无产阶级也不必担心失业。为了迎合西方的读者，删节了马克思的著作以便于推广，组织起了共产党“支部”，由在莫斯科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来主持，按照所招人员的喜好施以智力或性的诱惑以促其皈依。许多称为同路人的同情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没有入党，但帮助造舆论，加强它的力量。1929年岁末，全球股票市场大崩溃触发了大萧条，企业和银行纷纷破产，造成几百万人失业，这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使它注定要灭亡的预言，各地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行列因之急剧壮大。马克思主义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思潮，包括不久前吸引了一些著名人士的天主教的新托马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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