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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苏俄的一位记者写信回来说：“他看到了未来——它真的实现了。”先前的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这新出现的主义看作他们一直以来怀抱的梦想的实现。年轻的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协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戏剧和音乐，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绘制马克思主义的壁画。还成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在不表示政治倾向的学术机构中，马克思主义也是教授和讨论的课题，如果不知道这代表着“未来的浪潮”的信条就不算“受过教育”。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说，“《共产党宣言》是每一门课的必读书，只有卫生课除外。”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快失去了它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兴起时期赢得的支持者，成为思想正确的人与之战斗的敌人。世界看起来像是善与恶之间永恒的战场。那两个10年的后10年间，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起初是年轻的共和国与企图建立独裁统治的佛朗哥元帅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很快成了两个“法西斯”国家与自由和左倾（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较量。许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加入了自由和左倾力量的作战行列，结果许多年轻的人才战死沙场；战争中丧生的还有当地的西班牙人，最令人痛惜的是诗人洛尔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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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表面上站在自由力量一方的共产党的战士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帮助杀害了自由力量的一些领导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使得一些人感到幻灭。但东方那个闪光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失去思想家的有力支持。苏联的“肃反”在国内进行的大屠杀被揭露出来之后，也只有一部分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接着在不到6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西方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战的高尚盟友，虽然有几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于权宜的目的缔结了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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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更为永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把屠杀作为国策。20世纪的两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俄国对富农的屠戮，和德国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由于所持的信仰而需要消灭的人的杀害——与其他大规模杀戮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德国的屠杀还有科学在为虎作伥。它们不是士兵在胜利时表现出来的一时狂暴，或民众为报宿怨对邻居的攻击。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屠杀都没有开脱的借口，但这些国家政策的行为更是违背了历史确定的标准。20世纪中期居然出现了类似罗马人灭绝迦太基人的行为。然而，即使罗马人的那次行为也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们两国以前打过两次仗，其中一次汉尼拔率军入侵意大利，使罗马人遭受了一次耻辱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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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两次种族灭绝的企图与思想理智有着极不光彩的紧密联系：富农的存在违背了共产主义理论，德国的被害者对国家“在种族上有害”。这两种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在它们的实行地点以外有几百万人对它们深信不疑。大屠杀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目的：德国人需要替罪羊，苏联人需要金钱和土地，它们两国都需要借大屠杀把民众团结起来。但这一对理论产生了这种特有的组织周密的罪行，这一污点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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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禁止不宣而战，但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再次卷入了欧洲的战团。1939年爆发的战争开始时是“虚假的战争”。说它虚假是因为虽然宣战了，但没有作战的行动。罗斯福总统早就暗地里给英国提供帮助；德国占领法国；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森林中的抵抗运动；贝当将军的维希政权——贝当是第一次大战的英雄，现在服从了德国的要求，希望最终能成为一个极端保守政府的首脑；还有世界各地长达6年的流血。这些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在人们脑海中还记忆犹新。所知不足的是皮埃尔·赖伐尔这位二度担任反动的维希政府首脑的人所起的作用。为了维护法国的完整，他与德国占领方的首领阿贝茨抗争，不让他把工人送往德国的工厂和把犹太人送进死亡营。他坚持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维持了国家的基本服务不致陷入混乱。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他高超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从敌人那里争来的让步，尽管不是绝对的让步。他的活动也是一种抵抗。1945年，他被作为叛国犯枪决，但是他的业绩表明把他算作一位处于双重危险地位上的爱国者才更公正。［参阅勒内·德·尚布伦（Renéde Chambrun）所著《赖伐尔，爱国者还是叛徒？》（Laval，Patriot or Tra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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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希特勒战败，自杀身亡，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后宣布投降，为美国所占领。战争使得西方经济起死回生，同时坚实地确立了福利国家的形式。读者还记得，它的起源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然后是英国和它1911年的预算，到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智囊团中倡导大转变的自由主义者（＜688）建立了各种机构来管理一整套方案的执行，福利国家至此羽翼已丰。当前，整个西方没人会想象建立其他类型的政府；对立的政党之间争执的问题只是政府是应当更为庞大还是更为精简，看起来对官僚机构来说，持久的减肥和对个人来说一样困难（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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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世界级战争再次爆发之前那头绪繁多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照的情绪。一种是轻松愉快的情绪，一些大幻想的幸存者为艺术和知识的新奇事物而欢欣，共同决心“再也不”为国王和国家或祖国而战。弗朗西斯·布克曼的牛津团契宣扬与这种普遍反战主义相结合的博爱，吸引了众多的男女老少。与此同时，接连发生的各种事件聚集起来引发了下一场生死之斗，这次战争波及面更广。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像第一次大战初始时那样无忧无虑，严肃的情绪又回来了。但这只是金字塔的两面，第三面刚才已经提及，那就是现代主义对于知识和科学成就的普遍意识。哲学家闷闷不乐，科学工作者则踌躇满志；他们对宇宙有了新的看法，改变了科学的面貌，而心理学家、小说家和诗人使得民众的自我意识空前加强，坚信思想和行动都是由某种动力所驱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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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新潮流的主要代表，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成果体现了之前整整半个世纪的发现和积淀。普恩加来差一点儿就确定了相对论。詹姆斯、法国那些精神病医生以及他们以前的人都考虑到了潜意识和性的作用。与过去的这种联系丝毫不会减损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光荣，只是说明了他们在20年代时提出的思想的爆炸性仅仅是对外行的公众而言。公众不仅为这些思想而震惊，而且感情和态度也随之迅速变化，以适应对外部和内心世界的新看法，在此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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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光速作为最终标准，它提出了时空的连续和一个多维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观察者成了确定事实过程的一部分。太阳周围光波的弯曲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证明，此外还提出了其他看似悖谬的观点，像认为除了光速以外任何物体都不是绝对的。这一切打消了科学是组织起来的常识这一令人心安的概念。牛顿的理论现在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古典著作，在一定程度之内虽仍有效，但在那之外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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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已经不是聪明的业余爱好者所能掌握的了，它的概念和数学都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头脑，能够从方程式中读懂概念而无需给概念起任何名称。这使得科学家更加了不起，但也使他完全成为另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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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应该对这个伟大宇宙的突然死亡而更为痛心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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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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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宇宙呀，牛顿的宇宙。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宇宙系统都是我们的头脑可以理解的。这个新的宇宙却令人无法捉摸。在普通人看来，它大谬不然。这也正是它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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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E·法朗士给尼古拉·塞居尔（192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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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出现的各种理论懵然不解，这些理论说一种无限比另一种无限更大，一个量值可以与另一个量值相加而总和不变，或是“电子仅仅是它的各个方面在它的环境中与电磁场相关的组合格式”。还有更令人迷惑的，说必须把人看作仅仅是各种事件的组合，做到这个必须可是相当难的一件事。结果，现代物理学使人失去了对宇宙空间进行思索的对象。天上的秩序和地上大自然的运作同样无法想象，诗人无法像卢克莱修和弥尔顿那样为它们写出一部史诗，或写一首赞美月亮的抒情诗。当然还可以凝望银河，但那已经是旧玩意儿了，银河在头脑中唤起的任何想法都已过时，任何情感都是原始的幻想。科学的造字厂中产生的新词没有一个是能引人遐想的。电子、光子、还有后来的夸克、粲数这些一直被科普人员愚蠢地称为宇宙“砖石”的词没有一点儿块状的意思。即使“粒子”（一共40来个）也是名实不副，因为它转瞬即逝，只在感应版上留下一个点，绝不可能飞进人的眼睛使人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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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领域中发生的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为人所熟悉的科学中，一些新兴科学要把所有学科联系在一起，以期对万物万象提出一个最终的统一解释，结果也是同样地高深莫测。奇怪的是，就在普通人被科学完全拒之门外的同时，一些科学文献中却使用了先前被禁止的拟人化用语。力量一词曾经不准使用，因为它含有人用右臂进行工作的意思；能量才是正确的中性词。现在我们却看到弱力和强力已经成为正式用语。同样，在生命科学中，人们说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转达“信息”，“中子告诉芯片，芯片又转告神经细胞”，还有管理着这种交流的“密码”。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不真实感，这成为阻碍思考的又一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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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阔世界的各方面研究飞速进步，每天都揭示出更深刻的发现、更微妙的关系，使人愈加感到科学研究正像剥一头永远剥不完的洋葱。在这一进程中，不断进步的科学留下了一个影子：迷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10年前事实是一个样子，如今则面貌全非，可能还完全颠倒了过来，那么在前一个10年中人们的努力只不过是在为了一种迷信而操劳。可以慰怀的是，科学的立论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过程。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所谓可靠的知识不断变化，昨是今非，这确保了人们不敢稍有大意，虽然在任何时候，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真理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更遑论外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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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有在医学方面，根据某个时候的发现采取行动会产生危害，因为医学方面的许多发现都是基于“发生在其后即必然是其结果”这一谬误之上的。有时采用某种治疗方法产生了一种结果，以后的研究却又产生了另外的结果。当然，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但若出了问题，即使没有致命也为害不浅。本世纪早期，身为托尔斯泰的医生，在全欧洲都赫赫有名的梅奇尼科夫医生曾断言说，消化后的残渣须尽快排出体外以免毒素渗入人体系统，造成“自体中毒”。头痛、恶心和脸色不好都被归因于这种自体中毒，对孩子尤为有害。结果，好几代的开明父母按照这条规定强迫孩子排便，使孩子痛苦不堪，直到新的研究表明根本没有毒素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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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涉及机器的方面，危险要少一些，虽然开始时放射线造成了人的死亡。死于这一原因的有工厂的工人，他们把放射性涂料涂到表针上使其在暗处发光，因而遭到辐射。其他人的死亡是因为看牙医时照X光剂量过大和对肿瘤病人使用了过多的放射治疗。这惨痛的经验产生了目前人们对铅和石棉的恐惧。它们在有的地方散布在空气中，对可能把它们吸入体内的人确实构成了危害，但在它们没有造成空气污染的地方，它们是否也有害呢？目前，尽管科学家都在进行认真的研究，但在许多问题上提出的“科学”报告互相矛盾，却都同样广为宣传，使外行人不知何去何从。人们对全球暖化、土壤中的氡气、橙剂、食品添加剂、基因工程等问题无法形成明智的意见。后来有证据表明，不止一份“科学”报告受了商业和政治的影响，结果，19世纪时人们对科学发自内心的信赖一去而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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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要作人的仆人还是要作他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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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中对两本书的书评的标题（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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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原子弹的发明及其对日本的使用提出了一个道德上的问题：科学家应当研究发展破坏性的项目吗？在好几个国家中，“关心社会的科学家”联合起来确立了科学不得超越道德考虑之上的原则。不久后，遗传学方面的进步使人对一些看似有益的行为提出了同样的道德上的疑问，这样的问题涉及帮助不孕的人，改造植物和动物物种，最后是“克隆”——把一个人如同复印机复制文件一样一点儿不差地复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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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技术的发展造出了惊人的新机器。在航空方面，虽然建造了巨型的飞艇（齐柏林飞艇），在旅行方面优势良多，但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它容易受到大风和暴雨的干扰。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得到迅速改进的飞机确定为四片机翼，和莱特兄弟创造的“飞行机”一样，一对机翼位于另一对机翼的上方；已经开始设法用涡轮机产生的气流推动力来取代螺旋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几年后人类就首次穿出了地球的大气层。苏联的人造卫星（Sputnik意思是“共同旅行者”）在1957年发射进入轨道。沿着这一行动所开辟的道路，美国人实现了首次月球漫步。外层空间现在成了所有人的游戏场，挤满了漫游的各种设备和有着像阿波罗这样古典名字的活动房屋。这些成就没有任何道理地再次引发了其他星球可能有人居住的想法，给科幻小说提供了推动力和素材（H·G·威尔斯在1898年已经想象出了《星际战争》）。先是电台，然后是电视的广播使人们尽情地享受视听的乐趣。世界各地莫不如此。通讯的速度和遥测侦察的手段，比如雷达，也同样迅猛发展，发展到今天成为各种各样的装置，如同章鱼的触手一样连接在计算机上，这种机器虽然名叫计算机，但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用来计算的机器。时尚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使科学和技术失去它们所获得的巨大的力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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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再次滑入战争深渊之前各方所犯的政治错误如今已尽人皆知，绥靖、第五纵队、勾结者、慕尼黑这样的字眼仍然被报刊用作言简意赅的代名词。关于那段时间英国的公众情绪、风尚、电影和戏剧、小说和音乐，有一部真实可靠、趣味盎然的记录，它也是它那种体裁中的杰作。这就是涵盖15年历史的9部简洁的日记，题目是“自我”，作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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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阿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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