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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二元政治思想是指将神权和王权分离开来，即主教和皇帝的权力分别由两个人来行使，再具体地说，就是将宗教权力和行政权力区别对待。在《圣经》当中，基督耶稣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即“凯撒[3]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然，神权和王权也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这两种权力能够和谐共处，它们彼此都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而如果这两种权力站在了对立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甚至祸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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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罗马帝国的权力就被一分为二，由基督主教和帝国皇帝共同执掌，并且主教的权力还要略高于皇帝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分配，虽然容易导致双方的争权夺势，但是也为两种权力设置了天然限制，避免因为一家独大而出现独裁政权。果不其然，当基督主教将自己的势力培养丰满之后，立即与皇帝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这便出现了中世纪著名的神权与王权之争。后世学者虽然从中吸收并创造了诸多理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都脱离不了二元政治思想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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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王权神授思想，即皇帝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皇帝是上帝的宠儿，从而赋予了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思想还要追溯到日耳曼人的原始信仰，后来与基督教文明进行结合，才最终促成王权神授思想的产生。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王权是建立在高贵血统、部落民选和王权神授三大基础上的。在入主欧洲以后，日耳曼人逐渐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文化的影响，最终接受了王权神授的说法，相信王权是从上帝手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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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王权神授的思想空前高涨，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认为皇帝受上帝恩宠，从而在神的庇护和引领下统治臣民。这一时期，就算皇帝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甚至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其权威同样不容侵犯，权力也不容质疑。因为那是上帝赋予的，即使要剥夺，也必须由上帝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仍旧服从于王权统治，但是对神权的信赖则更高一筹，后来王权曾一度沦为神权附庸，皇帝也成为基督教统治天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必须依赖地方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而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无疑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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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促成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局面的最后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封建制度的大体轮廓也随之浮出水面。总体来说，希腊人提供了封建制度的雏形，罗马人继承并推进了封建制度，同时还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法律建设。再加上日耳曼人的公有制和民主制融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完成基础奠定，并且再也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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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第二章 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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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分裂和马扎尔人[4]入侵，导致西欧中央政权的彻底瓦解，整个西欧大陆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实权不得不各自为政，武装起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并顺利催促出了等级君主制和贵族代议制，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封建王权。到公元13世纪，随着国家和民族概念的不断深化，封建王权时代随之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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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1．封建王权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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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词最早见于日耳曼语，原意为“牛”，后来发展成为“土地权”，最终确定为“采邑”和“封地”的意思。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封建”一词主要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封”，一个是“建”，联系起来就是“对封地的建设”，而建设者不仅包括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还有统治者派往封地的代表，称为封臣。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王权的基本组成分为三个部分，即封赏者、被封赏者（包括地主和封臣）和用来封赏的土地。在这一制度中，国家实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包括底层民众的劳动力和统治者派往的代表，最终都成为了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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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学术界试图对封建主义做出一个完美诠释，并且最终形成了两派主流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涵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且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5]；另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纯粹的统治工具，只不过统治者从国家最高领袖变成了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这一说法后来经过发展和延伸，认为大地主阶级所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是在仿效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不具备个人或私人特性。两种说法并立而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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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固定不变的，即统治者和大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且依靠信用和契约建立合作框架。具体来讲，统治者派出自己的代表（即封臣）与大地主接触，双方谈妥利益分割约定后，共同对领地进行治理，然后按照约定各取所得。在此，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封臣究竟能够分得多少利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但总体来讲，时间上越往后，统治者的权威越低，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地域上越是远离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就越低，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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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封臣和大地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实际上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始终在统治者和大地主之间摇摆。史料记载，曾经有个名叫伯尼埃的封臣，受命到自己家族所在的领地为官，由于交涉过程中争执较大，统治者最终派兵消灭了伯尼埃家族，并洗劫了伯尼埃家族的土地。这样一来，伯尼埃毅然决然地举起征讨统治者的大旗，并且最终成功杀死了统治者，尽管他曾经是统治者的臣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已经下降到了宗亲关系以下，甚至下降到了封臣和领主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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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封臣和地主之间的契约开始具有法律效力，如此便使得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稳固下来。相关内容规定，如果某一方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对方有权力解除自己的义务，反之，则双方都必须尽心尽力为对方的权益负责。著名的《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一些具体规定，如封臣有义务在统治者那里维护大地主的安全；大地主有义务满足封臣的物质生活，等等。总而言之，封建关系的维系需要封臣和地主共同努力，因为其中一方的权力就等于另一方的义务，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王权的特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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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2．封建王权的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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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耳曼人与罗马人融合之后，他们的法制观念随即受到封建关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封建法制思想，这就是封建法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到公元11世纪，建立在日耳曼基本法上的封建法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也全部纳入了法律范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指导精神，而封建法律又具体填充了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双方最终共同完成了封建社会的法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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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封建法律主要是针对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以确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用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存在和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统治者培养了大批封建法律学者，这些人不仅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后世的法律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尤其在法律精神方面的贡献最为关键。其余如法庭、诉讼、判决和执行等法律流程，也都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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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规定，即使封臣触犯了法律内容，领主也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处。如果领主僭越法律，动用私人武力惩处封臣，那么封臣有权使用一切办法逃避惩处，甚至对领主进行反击。所做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还将受到法律保护，甚至赞扬；另一方面，如果领主违反了法律规定，封臣同样没有直接进行惩处的权力，而是必须按照法律流程逐步进行；最后，如果封臣和领主之间发生冲突甚至争执，那么必须服从当地法庭的调节，直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和更具实力的领主介入解决纠纷，否则封臣和领主就要承担冲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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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法庭在封建法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诞生，那就是法制。在这里，封建统治者们充分意识到了法官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契约精神的重中之重，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就没办法维护法律的判决和执行。因此，在法庭上充当法官角色的人，通常都是一些实权人物或重要官员，其中很多甚至就是一些大领主和大封臣，并且有专业的法律团队为他们服务，或者他们本身就是资深的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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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层层法制关系的积累上，封建法律维护封臣和领主平等关系的效力得以基本实现。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统治者和领主阶级之间的权谋产物，只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所以基本保持了对等关系，这对于后世欧洲社会的法制建设极为重大。试想，如果当时的权力双方呈现一边倒局面，那么法律的制定也会严重倾斜于强势一方，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强者的统治工具，那样也就不会有欧洲社会后来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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