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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词最早见于日耳曼语，原意为“牛”，后来发展成为“土地权”，最终确定为“采邑”和“封地”的意思。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封建”一词主要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封”，一个是“建”，联系起来就是“对封地的建设”，而建设者不仅包括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还有统治者派往封地的代表，称为封臣。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王权的基本组成分为三个部分，即封赏者、被封赏者（包括地主和封臣）和用来封赏的土地。在这一制度中，国家实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包括底层民众的劳动力和统治者派往的代表，最终都成为了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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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学术界试图对封建主义做出一个完美诠释，并且最终形成了两派主流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涵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且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5]；另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纯粹的统治工具，只不过统治者从国家最高领袖变成了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这一说法后来经过发展和延伸，认为大地主阶级所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是在仿效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不具备个人或私人特性。两种说法并立而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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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固定不变的，即统治者和大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且依靠信用和契约建立合作框架。具体来讲，统治者派出自己的代表（即封臣）与大地主接触，双方谈妥利益分割约定后，共同对领地进行治理，然后按照约定各取所得。在此，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封臣究竟能够分得多少利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但总体来讲，时间上越往后，统治者的权威越低，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地域上越是远离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就越低，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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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封臣和大地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实际上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始终在统治者和大地主之间摇摆。史料记载，曾经有个名叫伯尼埃的封臣，受命到自己家族所在的领地为官，由于交涉过程中争执较大，统治者最终派兵消灭了伯尼埃家族，并洗劫了伯尼埃家族的土地。这样一来，伯尼埃毅然决然地举起征讨统治者的大旗，并且最终成功杀死了统治者，尽管他曾经是统治者的臣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已经下降到了宗亲关系以下，甚至下降到了封臣和领主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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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封臣和地主之间的契约开始具有法律效力，如此便使得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稳固下来。相关内容规定，如果某一方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对方有权力解除自己的义务，反之，则双方都必须尽心尽力为对方的权益负责。著名的《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一些具体规定，如封臣有义务在统治者那里维护大地主的安全；大地主有义务满足封臣的物质生活，等等。总而言之，封建关系的维系需要封臣和地主共同努力，因为其中一方的权力就等于另一方的义务，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王权的特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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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2．封建王权的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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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耳曼人与罗马人融合之后，他们的法制观念随即受到封建关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封建法制思想，这就是封建法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到公元11世纪，建立在日耳曼基本法上的封建法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也全部纳入了法律范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指导精神，而封建法律又具体填充了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双方最终共同完成了封建社会的法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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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封建法律主要是针对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以确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用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存在和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统治者培养了大批封建法律学者，这些人不仅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后世的法律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尤其在法律精神方面的贡献最为关键。其余如法庭、诉讼、判决和执行等法律流程，也都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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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规定，即使封臣触犯了法律内容，领主也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处。如果领主僭越法律，动用私人武力惩处封臣，那么封臣有权使用一切办法逃避惩处，甚至对领主进行反击。所做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还将受到法律保护，甚至赞扬；另一方面，如果领主违反了法律规定，封臣同样没有直接进行惩处的权力，而是必须按照法律流程逐步进行；最后，如果封臣和领主之间发生冲突甚至争执，那么必须服从当地法庭的调节，直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和更具实力的领主介入解决纠纷，否则封臣和领主就要承担冲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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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法庭在封建法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诞生，那就是法制。在这里，封建统治者们充分意识到了法官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契约精神的重中之重，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就没办法维护法律的判决和执行。因此，在法庭上充当法官角色的人，通常都是一些实权人物或重要官员，其中很多甚至就是一些大领主和大封臣，并且有专业的法律团队为他们服务，或者他们本身就是资深的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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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层层法制关系的积累上，封建法律维护封臣和领主平等关系的效力得以基本实现。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统治者和领主阶级之间的权谋产物，只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所以基本保持了对等关系，这对于后世欧洲社会的法制建设极为重大。试想，如果当时的权力双方呈现一边倒局面，那么法律的制定也会严重倾斜于强势一方，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强者的统治工具，那样也就不会有欧洲社会后来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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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如果有人认为判决存在不公，可以在判决之后向上一级法庭申请重新判决，并且这样的行为也很快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这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上诉”流程。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在同一级别的审判过程中，封臣或者领主一方可能处于劣势，那么最终的判决就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在上一级甚至更上一级的法庭中，这种优势或者劣势便可以得到有效平复，从而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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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封臣势力和领主势力终于发现，他们在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中谁都没得到好处，于是双方都成了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或者说尊重法律的权威地位，便成了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责任。道理很简单，一旦有人践踏了法律，那么人人都将视法律为无物，最初践踏了法律的人虽然可以短暂得到好处，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他却失去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高保障，同时也是最佳保障。有了这样的认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法律建设得以健康快速发展，并且最终为西方近代法制文明铺垫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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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3．封建王权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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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权的确立，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契约精神，或者说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法律，这一社会意识，在中世纪欧洲就已经基本形成。通常来讲，一个封建王权的产生，至少要符合三点要求：首先是上帝授命，也就是必要有宗教领袖的任命，这通常以教皇为国王加冕的形式来完成；其次是世袭制度，国王虽然可以选举，但严格限制在固定家族之内，而且是在国王出现了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否则都要严格按照世袭制度进行；最后是民主选举，至少也要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选举。这类选举除了针对国王之外，还要选出各种重要职位，其余如大领主也是由内部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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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国王和人民关系平等的人是玛尼歌德[6]，他认为国王和平民之间也要建立起权力和义务。因此，国王被人民选举产生之后，需要为每一个公民主持正义，从而维持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之间充满信任。如果国王做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人民可以将信任献给其他国王，具体来说，就是要结束或者推翻不合格的国王统治。后来，这一政治传统在西方国家得以长期沿袭，最终成为今天“总统弹劾制”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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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 1749～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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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协商性也是封建王权含义的核心之一。按照规定，法律的制定应该服从民众的意志，而非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的意志，否则就是违背契约精神。具体实施过程中，统治者只能授意法律机构拟定具体法律条文，然后交由人民修改、审议和投票，通过之后才能正式生效，即使国王也必须严格遵守。与此同时，法律的修改和废除同样需要经过严格程序，并且必须由国家的贤者参与其中，而这些贤者同样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以今天的美国为例，建国200多年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修正案》，可见他们对契约精神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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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腓特烈一世[7]为例，尽管他是罗马史上最强势的皇帝，但是在涉及国家法制建设的问题上，仍然将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大臣会议，严格遵守了契约精神。当时，腓特烈一世正在与教皇激烈夺权，由于处在被动局面，身边的很多近臣都劝他独断专行，以此来一举扭转不利局面。但是腓特烈一世坚持自己的信仰，始终在符合契约精神的框架内行事，甚至做好了接受失败的打算。最终，腓特烈一世在斗争中大获全胜，不仅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教皇势力的充分尊重。到了中世纪末期，这种契约精神终于发展成为国家议会制度，即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议会，再由国家议会审核最高领袖的提案，通过后方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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