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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把英国的前半段历史做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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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了《权利法案》，用当时的语言明确重申了《大宪章》里面的内容（最初制定《大宪章》时所用语言为拉丁文），将国王与贵族的权利分辨明晰；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贵族的独立性及其资产阶级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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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的工业革命。其实，把一个人发明了一个什么作为标志，说这是一个“革命”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单说“光荣革命”就是从荷兰迎来了一位新君的话，我们当然就解释不了“光荣革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了。因为光从这一件事情着眼，而不去考虑前面贵族的变化的话，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不能单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可谓之“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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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我们叫它“革命”，西方也有叫做“工业化开端”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具有重大的技术意义：它解决了动力源的问题。当时欧洲已经有一种纺织机，叫做“珍妮纺织机”，它通过人手的操作，借助水力或风力为动力来推动运转。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先进的了。但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是以蒸汽为动力来推动机器运转，便解放出了很大一部分人力，带有历史性的突破。因此，我们便以它为标志称之为“工业革命”。但实际上，工业革命并不是某个确定的日子或一个孤立的事件就能概括得了的，它应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积累和改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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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改进”，我们中国也有过“改进”。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就曾具体谈到过。但中国的改进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成果。我觉得，凡是我们做事情，都得有两个过程：一个叫做“build up”，就是把事物建起来。但如果建起来后就不管了，那也发展不了多少。因此，还得有一个“break through”，就是打破原先的事物格局，不断去撞击那层“天花板”——一旦突破那层ceiling（天花板），就又上升到一个新境界了。——基本上欧洲的每个世纪都曾经过这两种过程，因此他们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会经常有突破。事实上，瓦特在“工业革命”中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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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18世纪英国煤矿之开采，为早期工业化之重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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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几个世纪不断积累改进的技术成果到1780年左右，便首先在英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技术革命，并很快波及到欧洲，绵延20年。所以，从1780年至1800年这20年间都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工业革命”给社会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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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蒸汽为动力，加速了纺织机器的转动速度；同时，作为先进的动力源，蒸汽机又很快作为发展矿业所需的动力机器，应用到采矿业方面；在生产行业广泛进步的带动下，交通事业也要求改进动力设备，给火车提速。蒸汽机在动力上的突破，带动了英国工业圈子里各行各业的发展，到17世纪后20年里，工业产值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同时，发展的浪潮也已广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但当时大陆国家尚未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政治经济上没有英国放得开。所以，至此以后，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一直领先于欧洲大陆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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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1840年，英国冶金工人在造船厂，工业化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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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当然，此时所谓的“资产阶级”，成分还是贵族，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化了。同时，早期的无产阶级出现了，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很大的社会影响。“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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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而言之，我们看“工业革命”和看其他事物，都不能局限于具体的一件事上，而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把握。譬如说，17世纪还有很多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当时英国有一位叫做史密斯的船长，于17世纪初驾船到了美洲，回来后根据他当时的观测绘制了一幅北美地图。后来伦敦方面对这张地图作了研究确认：1620年，第一批英格兰人坐着“五月花号”移民到美洲，带的就是这张地图。“五月花号”的这批人都是英国的清教徒，是英国绅士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没预料到，到了美洲以后会是那样的一种境遇：上岸以后，后面是汪洋大海，前面是莽莽森林。怎么办？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回去是肯定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集体写了篇《五月花号公约》，虔诚地向上帝发誓，一定要“通力合作，改善生活”。这本来在当时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谁能料到以后却由此诞生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大帝国呢？这些虽然是后话，但从欧洲这方面来讲，却都是17世纪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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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1837年，法国第一条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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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的发展，最初是在英国，后来也慢慢地普及到欧洲大陆，到1780年左右多数西欧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它们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想有几个因素。我经常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中国做不到而欧洲却能做到呢？追根溯源，这还是涉及到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但是，至少有几个现象（注意，我现在说的还只是“现象”）是可以从中看出区别来的。首先，欧洲的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是能够独立进行，不受政治和道德干预的，当然不排除也有客观上政治干涉智力发展的时候，如先前在“启蒙运动”章节所讲到的伏尔泰，也曾受到政治迫害，书籍被烧，人被赶出国去，等等。但无论他被赶到哪里，他都会照样保持原先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始终保持一种独立发展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几乎没有，我们没法举出一个历史上没有一官半职的文人是研究科学的，搞技术的，更少。现在我们动不动就举“四大发明”，动不动就提《梦溪笔谈》，说是里面最早发现石油。可是，考证的东西是说明不了我们科技的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我觉得，应该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独立自主的活动。但这“独立”二字恰恰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欠缺的。所以有时跟西方一些学者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它的发展，总要借助于外物的一点什么。杜甫通过他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我希望当今君主是如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能使整个社会的风俗像古代那样古朴淳真。最近电视里面在讲李白，说李白是如何如何豪放，如何如何藐视王权，但却没有看到李白的另一面。要么你就归隐山林，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事实上，他心里所想和行动所为的还是与政治有关。这都是不行的，发展不了独立的科学；更不要说，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致使文人往往对自然科学产生一种漠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理论里面，都没有客观观察自然界这一条，讲的都是道德、政治。这些都是与西方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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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我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欧洲知识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畅通的。即使是在王权专政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预演，英国革命又是法国革命的预演。”这个怎么体会？这个“预演”不是说它的形式，是说它的实质。实质是反对、推翻了旧制度，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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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在西方的封建旧制度下，知识的流动还是相当自由的，这包括基督教会在内。这个过去说过，不再重复，基督教教会和教义是有关联的，但是也要分开来看。教会是镇压组织，是一种权力组织，但是它的教义不太一样，从中发展出来的东西有进步的一面。西方还有独特的人文气氛，西方把人当成人来认识。就是在很专制的地方，总还有一些什么文艺沙龙、什么俱乐部等这类性质的组织。这能说跟工业革命没关系吗，这些都是人文条件、社会条件，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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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巴斯卡（1624—1662）制作的第一架加减法手摇“计算机”。上面装8个轮子，每个轮有10个轮齿；向前转为“加”法，向后转为“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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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印象不同的是我觉得欧洲实验上的发展。技术、科学的发展非常讲究方法，这方法就是实验，实验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内容，现在的报纸也经常会写一些，像《中华读书报》写一些科学家的探测事迹。这种讲求方法的精神中国当然也有，但是非常，非常薄弱。冯友兰先生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焚书坑儒，如果墨子能够继承下来，也许有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但是墨子到了秦始皇那个时候已经衰落了，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推测，是冯友兰1922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他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其实这个问题老早大家都在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偏偏说中国老早就有科学了。我觉得这个用不着争，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中国有科学就有面子了吗？问题并不在这里，是历史造成的嘛，也不是谁的责任。既然是历史造成的，承认它就行了嘛，脸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必变着法子说我们早就有科学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有科学？鲁迅说得好，火药倒是中国发明的，但是都用来做了烟火炮竹，传到西方去，葡萄牙制成了大炮，那这个发明有什么可吹的呢？所以这第二点就是讲求方法，中国缺乏这种实验的实证的方法，在学术上讲就是没有“实证主义”了。而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是不断地探索，不然怎么出得了哥白尼呢？怎么能出伽利略呢？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他们总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再提出一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又出来一个问题，这样不断地问题推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有一个实证的了解。如果经过实证还解决不了，那就继续探索和求解。这种方法是一种钻研的精神。在欧洲古文明时期，就有了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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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印象是，由于有上面的两条，西方的发明，inventions，是不断翻新的，就是from invention to invention这么一个波浪式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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