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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的本质并不在于强制力、不在于运用武力。构成它的首先是一套手段和权力，用来发现各种情况下的合适做法，发现有权统治社会的真理，以便人类心灵能够向它敞开，自愿自由地接纳它。如果不需要使用强制力，甚至完全禁止使用强制力，政府的必要性和实际存在也完全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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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无疑，对它来说强制力是禁止的；无疑，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武力都是不合法的，原因就一个，它的专属领土是人类良心。但它的存在并不因此而减少一分；它所完成的上述功绩也并不因此而减少一分。它必须明确什么宗教教义能够解决人类命运问题，如果已经存在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教义体系，它必须明确并展示这个体系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推论。它必须传播并维护符合教义的戒律；它必须宣扬并讲解它们，以便当社会偏离它们的时候使它迷途知返。决不可以有任何强制力；这个政府的职责是检查、宣扬和讲解宗教美德，并在必要时提出告诫和责难。你尽可能彻底地废止强制力，依然能看到与政府组织过程相关的各种重大问题不断产生并要求得到解答。例如，是否需要一个宗教官吏组织，或个人的宗教灵感能否得到信任（宗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和贵格会之间争论过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永远存在、永远需要讨论。同样，如果大家都赞成需要一个宗教官吏组织，应该采用一种具有不同权力级别的层级结构呢，还是应该优先考虑一种平等制度，一种宗教官员平起平坐、共同商议的制度？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终结，因为你已经禁止所有宗教官吏——不管他们是谁——使用强制力。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了拥有摧毁宗教政府的权利而去分解宗教社会，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宗教社会是自然形成的，宗教政府同样自然地诞生于宗教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这个政府应该存在于什么条件之下，它的基础、原则和合法性条件是什么。和所有其他政府一样，这才是宗教政府的必然存在性所要求的真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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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府的合法性条件与其他任何政府的一样，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两个：首先，权力应该交给并时刻保持在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手中，至少在人类不完善性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应该寻找那些散布在社会中的真正杰出人才，请他们出来阐述社会运行规则并行使权力。第二，合法组建的权力应当尊重被统治者的合法自由。所有的政府，不管是宗教政府还是世俗政府，其价值都在于这两个条件：一个形成和组织权力的良好制度、一个保障自由的良好制度。所有政府都应该根据这一标准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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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应该去嘲笑教会或基督教世界政府的存在，而应该去研究它是如何组建的、它的原则是否符合所有良好政府的两个基本条件。让我们从这两个视角来考察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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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权力的形成和传承，人们在说起基督教教士阶层时常常用到一个词，一个我希望抛弃的词，这个词就是“门阀”(1)。宗教官吏组织常常被人称为“门阀”。放眼全世界，看看任何一个产生过门阀的国家如印度或埃及。你们将看到在任何地方门阀在本质上都是世袭的。它是同一职位、同一权力从父亲到儿子的传承。没有继承行为就没有门阀，有的只是社团。社团精神固然有其不便利之处，但它与门阀精神截然不同。“门阀”这个词不适用于基督教教会。牧师们的独身生活使得基督教教会不可能变成一个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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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差异带来的结果。这种门阀制度、这种继承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垄断。这是由门阀一词的定义决定的。当同一职位、同一权力在同一家族中传承时，显然特权必然会随之归属于它，谁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出身获得它们。事实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一旦宗教政府落入门阀之手，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权；除了属于这个门阀家族的人以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但在基督教教会中找不到任何与此类似的事；不仅找不到类似的事，教会还不断坚持平等原则，允许所有人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角逐它的职务和高位。神职工作向所有人开放，尤其是在5世纪到12世纪期间。教会从所有阶层——既包括下层阶层，也包括上流社会——招募人员；事实上更多地从下层阶层中招募。它周围一切都处于特权制度之下，只有它坚持平等和竞争的原则；只有它号召一切符合要求的杰出人士去掌权。这是它作为一个组织而非门阀所自然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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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门阀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停滞不前精神。这一断言无需证据。考察任何一段历史，你们都将看到，在所有社会中，不管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凡是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社会都打上了停滞不前精神的烙印。固然，在某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惧怕进步的精神被带入了基督教教会，但我们不能说它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教会陷入了停滞和静止状态。在很长时期内它一直处于运动和进步中，有时候是被外部敌人的攻击所激发，有时候被内部的改革愿望和内在发展所推动。总体说来它是一个持续变化和向前发展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不断进步的历史。毫无疑问，教会一视同仁地允许所有人竞争神职职位，根据平等原则不断招募人员，这大大有助于在教会内部保持并不断恢复活力和运动，防止停滞不前精神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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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允许所有人角逐权力，它如何保障他们这种权利呢？它如何从社会当中发现那些将要分享统治权的合格人才并使他们上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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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主要采用两个原则：第一种是上级选择下级——选拔和任命；第二种是下级选举上级——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选举、我们当今所理解的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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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任命牧师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成为牧师的权力，仅仅属于上级。上级对下级行使选拔权。因此，在委任某些有俸圣职——与封建特许权有关的圣职等——的时候，是由上级——国王、教皇或领主——来任命下级；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选举原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到现在，主教往往由教士群体选举出来。有时候会众甚至还会介入。在修道院内部，院长由僧侣们选举出来。在罗马，教皇由枢机主教团选举出来，甚至有段时间罗马所有教士都参与教皇选举。因此，你们看到这两个原则——上级选拔下级和下级选举上级——在教会中得到承认和应用，尤其是在我们当前研究的这段时期。教会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来任命人员行使一部分教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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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原则不仅是共存的，而且还因为本质不同而相互斗争。经过许多世纪、许多起伏后，上级任命下级的做法在基督教教会中赢得了主导地位。但总体上，在5—12世纪，占据上风的仍然是另一个原则，即下级选举上级的原则。不要对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原则的共存感到惊奇。考虑整个社会、世界的自然历程和权力在其中的传递方式，你们将看到这种传递的实施所依据的不是这些原则中的这一个，就是那一个。教会并没有创造它们，它只是在上天对人类事务的统治中发现了它们，从中假借了它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其正确性和用途。它们的结合常常是发现合法权力的最好途径。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中上级选择下级的原则在教会中赢得主导地位，这是一大不幸。第二个原则虽然从来没有完全获胜过，但仍以不同名义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在所有时代中、在所有事件中，它都被反复提出以表示抗议、打破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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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代里，基督教教会凭借对平等原则和合格优秀人才的尊重赢得了巨大的权力。它是最受欢迎、最容易进入的社会，它向一切天赋、一切雄心壮志敞开大门。它的权力由此产生，远远超过它通过财富或惯常使用的非法手段所获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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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良好政府的第二个条件，即对自由的尊重，教会还有许多事情期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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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出现了两个有害原则。一个是教会公开承认的，事实上已经融入了教会的教义中；另一个是被人性弱点带入教会的，并非教义的合理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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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有害原则是否定个人理性的权利，主张在整个宗教社会中自上而下地传播教义，任何人都无权自行评判。这一原则制订起来容易，真正盛行起来很难。信念无法进入人的理智，除非得到理智的允许；它必须使自己变成可接受的。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呈现，不管它使人想起什么名义，理性总会衡量它。如果一条教义得到盛行，那是因为理性接受了它。因此，不管伪装成什么形式，这些试图强加于理性的思想总会受到个人理性的作用。固然，理性可能被阉割，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暴自弃，禁不起诱惑而滥用自己的才能，或没有充分施展自己有权使用的才能，事实上这都是被教会认可的这一有害原则带来的后果，但是，至于它的纯粹及完全的影响力，它从来没有也永远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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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有害原则是教会僭取的强制权，这种权利背离了宗教社会的本质，背离了教会的本源和它的初始准则，曾经被许多最杰出的神父包括圣安布罗斯、圣希拉里、圣马丁等质疑过，但依然盛行并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宣称有权强迫信仰——如果这两个词能并列的话，或通过体罚来改变信仰、迫害异端、藐视人类思想的合法自由，这是一种早在5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了教会的错误，并使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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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从它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教会的话，我们能看出，与那些主导教会权力形成的原则相比，它在这方面的原则就没那么合法、那么有益了。然而，万万不可认为一个有害原则就会彻底败坏一个制度，或认为它是教会内部所有弊病的原因。没有什么比逻辑更能歪曲历史了：如果人的头脑执着于一个观点，它就会从中推导出所有可能的推论，使它产生它能够产生的所有结果，然后将它连同整个结果都投影到历史中。但是事情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事态发展不会像人的大脑推导那样迅速。一切事物中都有善恶的交错混杂，这种混杂如此完全、如此不可战胜，以至于无论你深入至何处，无论是社会还是灵魂的最隐蔽要素，你都会发现这两类客观事实的规则在并行发展、相互斗争，但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是恶还是善，人的本性从不会走极端，它不停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看起来似乎就要倒下时它又站了起来；看起来走得最坚定时它却畏缩了。我们在这里将发现不一致性、多样性和冲突等特性，我曾将其评论为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事实是教会政府特有的，有必要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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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想到政府这个概念时，不管是什么，我们知道，除了人的外部活动——人们之间的民事关系——以外，再没有其他进行统治的理由了。政府承认自己的管辖范围到此为止。至于人的思想、良心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至于个人意见和私人生活方式，它们并不干预；这些都属于自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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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会所做的或希望做的恰恰与此相反；它试图统治自由、私人生活方式和个人意见。我们的法律仅仅定义那些在既在道德上该受谴责又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仅仅根据这两个性质来施加相应惩罚。教会则不然，它编了一个目录，列出所有在道德上该受谴责的行为，然后以罪恶之名统统加以惩罚，试图压制所有此类行为。简而言之，教会政府不像现代政府那样关心外在的人，关心人和人之间的纯民事关系；它关心内在的人，关心思想和良心，也就是说，关心人所有最为私密、最自由，并且最叛逆、最不愿受到束缚的一切。因此，由于它的事业的本质，以及它建立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本质，教会面临着成为暴政、使用非法武力的危险。但就在这个时候，这股力量遇到了一股它无法征服的阻力。不管留给它们的活动空间有多狭隘，人的思想和自由都在充满活力地反抗一切征服企图，时刻逼迫它们所忍受的暴政下台。这种事就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你们看到异端被放逐、探索权受到谴责、个人理性受到藐视，以及必须遵循权威来传教的原则。然而，你们能找出哪个社会，其中个人理性的发展比在教会中更大胆？如果不是个人意见的结果，宗派和异端又是什么？宗派和异端、教会中的所有反对派，都是充斥其中的精神生命和活力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这是一种激烈而又痛苦的生活，满布了危险、谬误和罪恶，但是高贵而强大，带来了思想和理智的最好发展。撇开反对派，深入考察教会政府自身，你将发现它组织和行事的方式与它的一些原则所表明的东西极其不同。它否定探索权，希望剥夺个人理性的自由，但它不断求助的却恰恰是理性，并且自由是它的统治性事实。它的制度和行动手段是什么？是省级议会、全国议会、全体议会，是持续不断的通信、持续不断地发表书信、各种训诫和著作。从来没有哪个政府能把讨论和共同商议推行到这种程度。我们简直以为自己置身于希腊哲学各流派中了。并且，待解决的不仅仅是讨论或寻找真理，它还涉及权威、采取措施、发布法令等问题，总之，一个政府的各种问题。然而，就在这个政府内部，精神生活的能量如此强大，以至它成为了主要的、普遍的事实，其他一切都为之让步；普照四方的是理性和自由的运用所发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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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是在暗示我所列举的那些坏原则，那些我认为存在于教会制度中的坏原则，停留于教会中却没有产生影响。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里，它们已经结出了太苦的后果，并且注定在将来结出更苦的后果，但它们没有干尽它们能干的所有坏事，没有将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好作物全都芟除。这就是从自身、内部结构和本性视角来观察教会所得出的结论。接下来，我要探讨它与君主——世俗权力的主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答应用来考察它的第二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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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覆灭时，教会发现自己诞生于其中、兴起于其中，并与其拥有共同习俗和悠久联系的古罗马制度和政府不见了，自己面临的是这些在大陆上游荡或定居于城堡中的蛮族国王和首领，没有任何传统、信条或情感能够联接他们和它，它面临巨大危险，同样巨大的还有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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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想法在教会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控制新来者，使他们转变信仰。教会与蛮族的早期来往除此以外几乎别无目的。要想影响蛮族，就必须求助于他们的感官和想象力。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礼拜仪式的数量、隆重程度和多样化程度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历史文献证明这是教会影响蛮族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辉煌壮丽的景象使他们转变信仰。当他们定居下来并转变信仰后，当他们和教会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后，它依然不停为他们冒险。蛮族的残忍和鲁莽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用来启发他们的新教义和情感几乎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暴力很快重占上风，和社会其他部分一样，教会成了它的受害者。为了自保，它宣布了一条制订于帝国统治时期的原则，不过更加模糊，这就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以及相互独立。正是借助于这一原则，教会在与蛮族的来往中得以自由发展。它坚持说，武力不能作用于信条、希望和宗教承诺等体系；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你立刻就能看出这一原则带来的好处。除了给教会带来现实利益外，它还带来了以下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权利的基础上，权力得到了分离和分别控制。并且，在维护整个精神世界彻底独立的同时，教会还为个人精神世界的独立即思想的独立铺平了道路。教会宣称，宗教信念体系不能受制于武力，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教会的语言。这种自由探索的原则、个人思想自由的原则和整个宗教权威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原则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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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很容易变成对统治权的觊觎。这种事就在教会内部发生了。由于野心和人类自负的自然发展，教会不仅企图确立精神权力的独立性，还企图确立它对世俗权力的统治权。但是，万不可认为这种意图除了人性弱点外就没有其他原因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值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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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支配精神世界，当思想和人类良心不受制于一个争夺它们的辩论和决定权或使用武力镇压它们的权力，当不存在任何有形的、组建完备的、宣称拥有并行使发号施令权利的宗教政府，那么，宗教世界统治世俗世界的想法就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的状况便差不多如此。然而，如果存在，就像10世纪的确存在那样，一个宗教界的政府，当思想和良心受制于法律、制度和权力，被其僭取了支配和约束它们的权利时，总之，当宗教权力完成组建，凭借权利和权力实际控制了人类理性和良心时，很自然地，它将试图霸占世俗世界的统治权。它将说：“现在，我对人身上最高贵、最独立的那一部分，对他的思想、内心意志和良心都拥有权利和影响力，难道我对他的外在的、物质的和当前的利益还没有权利吗？我是正义和真理的解释者，难道我还不能根据正义和真理来管理世俗事务吗？”凭借这个理由，宗教界确实试图篡夺世俗世界的权力。当时宗教界囊括了人类思想的所有进展，从这一事实来看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当时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神学；只有一个宗教界，那就是神学界；其他所有科学、修辞学、数学，甚至音乐，统统包含在神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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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宗教权力发现自己处于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的领先位置时，就很自然地僭取了世界的统治权。还有第二个原因同样有力地造成了这个结局——世俗世界的可怕状况、世俗社会政府中盛行的暴力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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