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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研究这座城市的历史，就像是在阅读一份由一名会谈参与者所贡献的、已被销毁的谈话记录副本。然而，现存的对话者——担当这一角色的是希腊和罗马的作家——的回应使我们随时能了解这次交谈的线索。毫无疑问，这些“会谈”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使研究迦太基的史学家得以重现某些已被抹去的历史。意识形态和自我中心主义决定了，即使是在敌对关系中团结一致的历史学家，在其研究领域中也设法激烈地反对彼此，而且正是在这些作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同观点之范围内，他们的记叙所具有的严重偏见的缺陷才是可以在部分程度上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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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迦太基有关的古代评论家而言，没人能在对有限的残余历史记录进行概述方面做得比希腊裔西西里人——陶尔米纳的蒂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更好了。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45年到前250年之间的蒂迈欧撰写的是自己出生的岛屿截至公元前264年——那一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历史。[33]由于迦太基人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均积极参与西西里岛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事务，因而他们在蒂迈欧的记叙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毫无疑问，蒂迈欧的历史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迦太基史重要时期的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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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迈欧的“证言”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且须警惕的问题。首先，他可能是一名所谓的“幽灵历史学家”，因为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直接保存下来的。但是，他的著作在后世的希腊和罗马史学家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被广泛用于这些人的研究中。[34]因而现代学者也有可能煞费苦心地从其仰慕者［特别是另一位希腊裔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写于公元1世纪的作品］——因为他们经常大量公开引用其记叙——的著作中获得大批蒂迈欧的西西里历史作品。其次，作为一个成年时代大部分光阴在流放地雅典度过的人，蒂迈欧经常远离他所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最后，由于对迦太基怀有浓烈的敌意，他在记叙中对迦太基的记录进行了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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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迈欧对迦太基的描写往往可以猜得到：负面而刻板。他对迦太基人的战争动机和后果的论述通常显得极为粗略，而他对西西里的希腊裔领袖所使用策略的分析则要详细得多，也冷静得多，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5]最值得注意的是，蒂迈欧极为成功地将迦太基是野蛮的东方各国在西方的代理人这一观点发扬光大，此观点促使希腊人的情绪为民族仇恨所左右。[36]他笔下的迦太基人的特点是，享用着几近无穷的资源，从而使得他们能够组建一支又一支规模庞大的侵略军，其唯一目标在于灭绝生活在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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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迈欧还致力于将那些针对迦太基人的消极偏见——例如所谓的软弱娇贵，证据是他们有着一直将自己的双手隐藏在衣服的褶皱之中，并在长套衫下面系有缠腰布的习惯——变成固有成见。[38]他将大量笔墨花费在关于迦太基人将人类，特别是小孩子当作祭品的猜想中，对这一话题的关注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其中就包括当迦太基为希腊将军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包围时，迦太基人为满足神的欲望而屠戮大量婴儿的记载。[39]他也急于将迦太基人描绘成异常残暴、无情的形象：“他们的战俘没有一个能得到宽恕，而且他们对这些命运之神的牺牲品绝无怜悯之心，他们会将一些战俘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将令人难以忍受的暴行施加在另一些人头上。”[40]就连迦太基人对躲藏在被攻陷的西西里城市歇利伦特（Selinus，也译作塞利纳斯）的神庙中的妇女的宽恕，也被蒂迈欧解释为迦太基人亵渎神明的贪婪行径的又一实证：因为他们害怕那些躲在庙里避难的人可能会纵火烧毁自己的藏身之所，从而使得迦太基人失去洗劫他们财物的机会。[41]迦太基人对神明的不敬是蒂迈欧的西西里史著作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例如洗劫神庙，甚至劫掠希腊人的陵墓——因而迦太基人经常成为随之而来的天谴，如瘟疫、暴风雨和军事上的惨败的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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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与希腊文化有关的行为带有贪婪和偷盗的特征，这是蒂迈欧著作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他详细地描述了迦太基将军希米卡（Himilcar）在攻陷阿克拉伽斯（Acragas）的过程中是如何将这座城市翻了个底朝天的，尽管一些市民因竭力阻止他洗劫神庙而将它们付之一炬，但希米卡还是将一大批绘画和雕塑运回了迦太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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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The Library of History）中收录的蒂迈欧残篇须极为慎重地对待，但对其进行无休无止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所获得的成果是极为有限的。对于蒂迈欧对迦太基的描写中的倾向性和零碎性我们仍需谨慎对待，而对文中的陈词滥调和夸大其词也须加以警觉，但把他的记叙视为大部头的伪书却是毫无道理的。蒂迈欧对西西里爆发的全面民族冲突那令人生疑的证言恰恰有着极高价值，因为它清晰地反映了该岛的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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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些作家已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迦太基一边，如希腊人阿克拉伽斯的腓里努斯（一位第一次布匿战争史学家），以及索西卢斯和塞利努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的两位同伴）[43]。尽管他们的著作仅有只言片语存世，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一些兢兢业业的罗马史学家，如公元前2世纪末的罗马作家科利乌斯·安提帕特（Coelius Antipater），充分利用了这些作品——虽然安提帕特的著作同样经不起时间的摧残，不过它反过来为李维所大量引用，后者关于早期罗马史的大部分章节流传至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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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得深深地感谢目光始终敏锐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令那个年代最好的历史著作得以留存于世。[45]他是一名希腊贵族，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以人质的身份前往罗马，成了贵族出身的罗马军事长官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侍从队伍中的核心成员。在接下来的20年里，波利比乌斯追随西庇阿四处奔波于地中海世界，他实际上参加了公元前146年最终攻陷迦太基的围城战。尽管波利比乌斯本质上对迦太基是怀有敌意的，但他还是对自己是一名具有十足学者气质的艺术从业者而感到自豪。毫无疑问，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他所认为的史学界同行所犯下的错误。[46]他所嘲讽的对象也并不仅限于支持迦太基的作家。他对蒂迈欧著作的某些部分的态度已被犀利地形容为“骂个不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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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波利比乌斯很乐意向那些（在他看来是）支持他要求对历史学实行高标准的人致以谢意，无论他们的立场如何。因而，尽管与腓里努斯在一些论点上有着本质性的分歧，波利比乌斯对这位说教方式与自己几乎如出一辙的历史学家无疑还是尊敬的，并且他还因此将腓里努斯的作品作为自己对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记录的基础史料。[48]这意味着现代迦太基史学家收集了一些立场上倾向于迦太基一方以及持其他立场的史学家的观点，即使波利比乌斯认为那些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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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实物证据而言，迦太基的废墟一直在激发着那些造访过它的人的想象力。传说迦太基人曾设法将他们的财宝埋藏起来，以期在更为合适的时候回来将它们重新掘出。这促使公元前1世纪时一名罗马将军麾下的军队发动了一次心血来潮的搜寻宝藏的行动。[49]对于现代考古学家来说，迦太基可以说类似于一块由许多碎片组成的、被故意抛弃的复杂拼图。但历史告诉我们，将敌人的一切痕迹都抹掉的尝试多半无法达到毁灭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彻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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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位于毕尔萨山上的宗教中心被彻底夷为平地，但许多偏僻地区以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山体本身的某些区域成功地避免了被完全摧毁的命运。事实上，罗马人将数千立方米的碎石和垃圾倾倒在山顶的做法，无意中对迦太基的部分遗迹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甚至连在毕尔萨山西面斜坡上发现的，预示着不祥之兆的60厘米厚的黑色垢痕——关于这座于公元前146年被烧成平地的城市的不详考古记录——里面也填满了南意大利式的餐具，令我们得知了那个年代在迦太基流行的陶器的风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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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数千个石碑上那关于朝迦太基人的主神巴尔·哈蒙（Baal Ham-mon）和塔尼特（Tanit）献祭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可谓是套话连篇——也提供了与迦太基宗教仪式，特别是与用儿童献祭有关的极为珍贵的信息。亦有少量与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公共纪念碑的构筑以及各式各样的宗教典礼的举行相关的铭文幸存了下来。这些铭文证物有助于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迦太基的宗教生活及这座城市中存在的各个社会阶层。[51]我们从这类刻在石板上的文字中获取了作为这座城市中一员的无名陶匠、金属匠、织工、漂洗工、家具匠、车夫、屠夫、石匠、珠宝商、医生、书记员、译员、衣帽保管员、土地测量员、僧侣、传令官、锅炉工和商人的信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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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为迦太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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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历史学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较为抽象，但同样紧迫：在古地中海世界的广阔背景下，历史学家应将这座城市置于何种地位，特别是它与公认的“西方”文明——伟大的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关系？毕竟，迦太基或许在西地中海地区真实地存在过，但即便是在第一批腓尼基移民建起了这座城市的五百年后，它闻名于世的黎凡特传统仍在其文化、宗教及语言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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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与他们的腓尼基传统之间的联系，在宗教活动及礼拜仪式领域体现得格外明显。直到他们的城市被毁灭的那一天，迦太基人的父母们还在沿用他们祖先的做法：以腓尼基众神的名字为模板，在有限的姓名储备库中选取他们后代的名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做法将成为历史学家的梦魇）。汉尼拔，迦太基人中最为著名的名字，意为“巴尔的恩典”（The Grace of Baal）；而另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博达斯达特（Bodastart），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掌握在阿施塔特（Astarte，掌管生育的迦太基女神）的手中”。被选中的名字也可能有着更为精确的含义，例如名为阿比巴尔（Abibaal，意为“我父亲是巴尔”）的女子，其母阿里苏特-巴尔（Arišut-Ba’al，意为“巴尔的欲望对象”）则可能做过庙妓或神庙里的女祭司。[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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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传统在迦太基的宗教同一性建立方面的重要性，借着精雕细琢的宗教石碑——这块由阿比巴尔所竖立的石碑被认为是献祭典礼的一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石碑显示：一位女祭司（可能是乞愿者）将一颗作为牲礼的母牛牛头投入位于柱子基座顶端的，由柱顶构成的祭坛的火焰之中。这位妇女身穿一件长袍，左手抱着一个奉献用的箱子，与此同时她的右手保持着传统的祈祷手势。尽管这块石碑被推断为迦太基存在的最后几十年的产物，但它还是描绘了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可追根溯源至一千年以前在近东举行的宗教典礼的场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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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那些以迦太基的宗教同一性为主题的模棱两可的解释，意味着迦太基人可以被描述成东方和西方世界的穷凶极恶之徒：毫无教养的野蛮人，柔弱、懒惰、无诚信、残暴的东方民族。[55]这一看法为许多18和19世纪——混血民族遭排斥的殖民时代——的西欧人所热情继承。[56]然而，与此同时，如阿比巴尔的石碑这样与黎凡特传统及经验之间有着明显一脉相承关系的人工制品，也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它们仅仅揭示了实际上有着远为复杂的文化DNA的一角。为数不多的残留下来的迦太基艺术品和建筑物，更是证明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折中主义以及对新影响和理念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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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有钱的萨布拉塔（Sabratha）——一座距迦太基以东数百公里的城市，今利比亚境内，这座城市长期处于迦太基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之下——市民请人为自己盖陵墓。[57]这座引人注目的陵墓最初为三层结构，竖直高度超过23米，它是用当地的砂岩石块建成的，计划弄成一个正面凹陷，削去顶端的三角形。[58]在地平面处有一座阶梯状的基座延伸至陵墓的第一层，这一楼层的三个拐角点矗立着以爱奥尼亚式的柱头作为装饰的柱子，装饰性的半圆柱体则位于楼层正面的中央部位。陵墓的正立面由一道装饰有两只正面相对的狮子的假门，以及一条位于假门上方的带有有翼日轮和艺术化檐壁的、标准埃及风格的楣梁组成。陵墓的第二层拥有一系列雕刻而成的柱间壁，上面附有的浮雕展示了一幕幕神话传说中的场景：身形矮小的埃及神灵贝斯（Bes，他因拥有抵御恶魔的能力而长期在整个迦太基世界广受欢迎）战胜了两头狮子，以及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正在履行他那著名的十件苦差中的第一件：打倒尼米亚猛狮。从建筑学角度来看，更具奢侈意味的是，柱间壁的侧面伴有三只轮流支撑着矩形柜子的狮子，柜子上方立有3米高的库罗伊（kouroi，青年人的雕像）。最后，一个金字塔形的塔尖构成了这座建筑物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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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当时的希腊人来说，萨布拉塔陵墓能够带给人一种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陵墓所具有的许多艺术及建筑学元素——包括柱顶、圆柱、库罗伊和柱间壁——都是源自希腊的艺术及建筑学规则。此外，表面涂有色彩艳丽的泥灰的柱间壁与希腊柱间壁的风格同出一源。这些涂于中央面板的色彩有着格外醒目的效果。贝斯裸露着的肉体是深粉色的。亮白色的缠腰布和牙齿令他那郁郁寡欢般的嘴唇和钴蓝色的胡子变得尤为显眼。深黄色的躯体上披着蓝色鬃毛的狮子同样因为浓郁的色彩而变得更加鲜明生动。青绿色的眼睛与耷拉着的红色舌头在亮白色的牙齿的映衬下，与它们那虚弱无力的死亡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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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及建筑风格和主题的大量应用，同样表明了位于东面的、伟大的希腊新城亚历山大港的影响力，在那里，本地与希腊建筑学风格已激动人心地融合在了一起。然而，其他迹象表明，陵墓设计者中没有希腊人（无论如何，迦太基世界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已将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及建筑学风格与自己的风格融为一体）。贝斯那矮胖身躯结构上的细节——如利用外观的装饰将它的关节与柱间壁连接在一起——为标准的迦太基式技巧。迦太基艺术的另一显著标志，即对细节与对称的过度关注，在萨布拉塔陵墓之中同样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因此，两个构成了贝斯那尖锐胡子的三角形，与位于大腿上的、标志着这位神灵的白色缠腰布下缘的对应物完全相同。就连一绺绺的头发都被单独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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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一种常见的用于表达时间与空间的手法已经被摒弃了：古老的库罗伊与古典希腊风格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59]传统的希腊神话故事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方式：赫拉克勒斯用一支短剑而非扼杀的方式迅速地结果了尼米亚猛狮。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简朴、自由的风格，这种风格即使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以及随后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的希腊人与古老的东方文化的紧密联系所创造的更为自由的艺术环境中也未曾见到。按照希腊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更为异类的将会是第二层的柱子那矮小的部分，它们被削减到只比用于支撑更高楼层的基座高一点点的程度。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建筑物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不成比例的现象，无论位置多么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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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自愿利用在希腊世界里早已不再流行的风格、频频创造出新奇的混合式建筑学风格的行为，不应被视为迦太基人粗鲁笨拙或缺乏艺术眼光的证据，相反，它进一步地证明了自主创新是迦太基共和国的思想特色。然而，萨布拉塔陵墓更令人惊讶的一面是它在建筑学上的成功程度。按理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充斥着文化参照与艺术风格大杂烩的多层建筑应该是建筑学的一场灾难。然而，由凹陷的线条，与高雅的、垂直流动的柱廊和库罗伊组成的建筑体顶点所共同营造的光与影之间的大胆相互作用意味着，这一陵墓代表着迦太基人的世界观：优雅而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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