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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ornelius Nepos，Hamilcar，Hannibal，Timoleon，in Lives of Eminent Commanders，ed. & tr. J. Rolfe. London，1929. 13.2.关于罗马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是针对加拉太人犯下的暴行，见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21.38；Livy，History of Rome [inc. Epitome]，ed. & tr. B. Foster et al. 14 vols. Cambridge，Mass.，1961-7，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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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Brizzi，G. 1984b Studi di storia annibalica. Faenza，87-102；Momigliano，A. 1977 ‘Athens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and the Discovery of Rome in the Histories of Timaeus of Tauromenium’，in A. Momigliano，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Oxford.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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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与西庇阿的法律问题有关的记录见Scullard，H. 1970 Scipio Africanus：Soldier and Politician. London，2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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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西庇阿的个人抱负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元老院内部的势力平衡局面，是彼此冲突的，关于这种冲突更为详细的背景见Levick，B. 1982 ‘Morals，Politics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Greece and Rome《希腊与罗马》，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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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第14章 迦太基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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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170654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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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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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2世纪80年代，不再是一个强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对于许多迦太基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段被称为“失败者的复仇”的时期，迦太基不用再负担战争带来的压力，也不用再承担一个帝国的重任，一场令人瞩目的经济复苏大戏就此上演。据记载，战争结束仅十年后，迦太基人就能够付清对罗马的全部赔款了，但相关提议遭到了后者的拒绝。[1]这一经济奇迹是怎么实现的？答案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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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失去西西里和萨丁尼亚令迦太基对北非内地的殖民活动与农业开发的力度迅速加大。[2]当地的农业基础显然在西庇阿的非洲战役中逃过一劫，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尽管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几年，罗马把战火燃烧到了北非，但它所遭受的蹂躏却并没有意大利某些地区那么厉害。就连“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迈杰尔达河谷所实施的焦土政策也有着严格限制，其目的只有一个：迫使汉尼拔应战。因此，战后仅一年，迦太基人就能够向罗马和在马其顿的罗马军队供应40万蒲式耳谷物。[3]紧接着，在公元前191年，他们送给罗马人一份礼物：向与安条克交战的罗马军队提供了50万蒲式耳小麦和50万蒲式耳大麦。[4]二十年后，他们又向在马其顿作战的罗马军队送去100万蒲式耳谷物和50万蒲式耳大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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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繁荣贸易也是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贸易才刚刚发展起来，但在公元前2世纪初，它的规模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来自坎帕尼亚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区的大量陶器和普通厨具在这一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考古学资料为我们描绘了迦太基农业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它有能力出产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不仅可以供应罗马军事机器，还能为意大利中部商人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6]此外，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迦太基人参与了向西班牙运输坎帕尼亚葡萄酒的业务，但他们自己的意大利葡萄酒的消耗量有所下降，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自产甚多的缘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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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够以和平方式不断重建自身经济的迦太基人相反的是，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罗马人都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一系列消耗战中疲于奔命，经济上依赖的是盟友定期提供的大量金钱和供应物资。罗马经济的精疲力竭亦体现在它为支付士兵的军饷而铸造了不计其数的铜币这一事上：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只生产了为数极少的银币，没有生产出一枚金币。[8]在这一时期，迫于经济压力，迦太基同样铸造了大量作为银币替代品的铜币，但与罗马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迦太基人对铜币的依赖或许不应被视为经济上陷入困境的迹象。[9]从历史上看，迦太基人是用银币、金币和琥珀金币来支付雇佣军军饷的，同时用铜币作为国内市场的第一支付手段。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只用铜币一事，可能仅仅意味着他们既不需要保护帝国的海外领土，也不需要再维持一支常备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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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迦太基在这一时期重现繁荣的进一步证据来自考古学资料：当时这座城市进行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建设及改造工程。在这些工程中，意义最非凡的是那个新的综合港（port complex）。阿庇安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李维对综合港的极为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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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海港是彼此相通的，共用的海上入口有21米宽，可以用铁链加以封闭。第一个海港供商船停靠之用，那里堆积着各式各样的船用滑车。第二个（圆形）海港环绕着一座岛屿，一个个巨大的码头坐落于海港与岛屿周围的间隔之中。堤岸上到处都是船坞，足以容纳220艘船。除此之外，船坞内还存有滑车和船用设备。每个码头的前段都屹立着两根爱奥尼亚式圆柱，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列位于海港和岛屿之上的柱廊。岛上建有海军将领的官邸，号兵在这里发出信号，传令官在这里发布指令，海军将领本人也从这里俯瞰一切。这座岛屿位于港口的入口附近，海拔相当高，如此海军将领就可以观测到海面上所发生的事，而那些从海路接近的人却无法看清港口内部的情况。甚至就连那些正在进港的商人也无法一下就看到里面的船坞，因为有一堵双层墙把它们围了起来，此外还有一些大门可以让那些从第一个港口进入城市的商船通过，从而不用经过里面的船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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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古学家证明，这段记录是极为准确的，但战舰泊位实际上是约170个而非220个。如此有限的区域能容纳如此之多的船，这是对可用空间灵活应用的结果。岛上有30座带有屋顶的干船坞，它们对称散开，形成了一把扇子的形状，一片六角形的空地将这些船坞分隔开来，空地最南端耸立着一座瞭望塔。利用一段狭窄的通道可以从北面进入这一地区。利用木制的滑道，可以将船拖进干船坞。据进一步估计，沿着岛屿周边分布的船坞可以容纳140艘船。[11]然而，除了当海上之旅被认为太过危险的冬季，一整支舰队是绝不可能在港口内停泊太久的，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岛上的船坞将被用于修理和重新装备船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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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港同样有着一定的限制条件，包括码头在内的可用空间只有7公顷左右。迦太基人在海中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平台，从而扩大了可用空间。这个呈不规则四边形的平台位于水道（水道直通里面那个新建的综合内港）道口附近，它可用来装卸与贮藏货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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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6 公元前2世纪的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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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海港的建造占了迦太基人投资中的巨大部分。据估计，在兴建过程中，迦太基人不得不在这片曾是沿海滩地的地区挖掘了约23.5万立方米泥土。约1万立方米的泥土随后被堆积在岛上的圆形盆地中央的干燥地面之上，从而为船坞的滑道创造出足够的坡度。尽管这些建筑物的建筑速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仍有大量证据表明，它们建造得极为精良。就连商业港的码头区都是用巨大的砂岩料石建成的，围堰工艺被应用于下游航道：用并排的木制屏障构成了临时的防水工程，这样料石就可以被安置于其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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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港的设计，以及作为港口屏障的外部平台，似乎证实了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它们的另一个作用在于阻止外界的窥探。毋庸置疑的是，一旦有人经海路进入这座城市，映入他们眼帘的都将是坚固的防御墙和外港。事实上，港内的船坞由于拥有170个泊位，已经违反了公元前201年与罗马签订的协议中将迦太基舰队规模限制在区区10艘船的条款。然而，罗马元老院继续间歇性地朝这座城市派去使者，以对迦太基与努米底亚人之间的争端做出仲裁，由此罗马人并不知道这个新综合港的存在的说法似乎让人难以置信。此外，除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表明这座环形海港——至少在其存在之初——是被作为专门的军用港而非商用港的。因此，新港口的建成或许并不意味着迦太基人仍在与罗马对抗，或在重建自己的军备，而是因为罗马人乐于让迦太基人在罗马，特别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罗马军队需要迦太基提供大量粮食时，重建他们的商船队。迦太基海港是小心翼翼地修建起来的，但无疑并不是无法被发现的。这座环形海港的存在实际上表明，罗马元老院已不再将迦太基视为军事上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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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迦太基人如今为罗马人的事业提供了大量服务，但罗马元老院仍然毫不客气地将迦太基视为敌国。努米底亚王国马西尼萨对迦太基人伤害尤其深：可能是出于对后者取得的新成就的嫉妒，他继续利用着罗马人对其北非邻国的疑心。历史上一直为更强大的邻居所统治的努米底亚人，在马西尼萨的带领下，借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败的机会，在与这个经济繁荣但军事孱弱的国家打交道时显得越来越强硬。公元前3～前2世纪，迦太基上层人物与努米底亚精英阶层之间经常联姻，彼此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再加上迦太基内部的某一个哈斯德鲁巴领导的亲努米底亚派，因此双方的关系极为亲密。[15]在宗教领域，迦太基天神如巴尔·哈蒙和塔尼特等，似乎受到越来越多的努米底亚信徒的膜拜，[16]而剩下的属于努米底亚精英阶层的物质文化从这一时期起经常体现出迦太基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些王室陵墓——包括可能是为马西尼萨本人而修建的所谓的“库鲁布之陵”（Souma of Khroub）——全都采用了兼收并蓄的多元化风格，以及与迦太基建筑学相关的图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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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努米底亚精英阶层对迦太基文化的开放态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位于今属突尼斯的土加城（Thugga），那里有一座为一个名叫阿本（Atban）的努米底亚酋长而修建的三层式陵墓，这座墓建于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之交的某个时间，直到今天仍屹立在那里。[18]与萨布拉塔的陵墓一样，土加城之墓在保持其结构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包含了极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和元素：饰有荷花的伊奥里亚式柱顶，带有装饰性凹槽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埃及式线脚，等等。迦太基世界的影响力在用利比亚语和迦太基语双语写就的碑文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这表明，尽管陵墓的使用者和建造工人是努米底亚人，设计师却是迦太基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