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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51 随着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的爆发，在崩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犹太自卫团体开始组织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集体迫害浪潮震惊了栅栏区，犹太青年的激进化势头越来越猛烈。犹太青年的激进化体现在大批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派的出现。那些人相信民主革命将使犹太人得以作为一个拥有维持其独特文化（体现为意第绪语和文学）的少数民族在俄国生活，这是自治主义者或崩得分子的主张。其他人在乌干达计划和获取巴勒斯坦的努力失败后，被领土主义者所吸引，致力于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外寻找一块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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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53 当然，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圣山热爱者”运动或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看起来是资产阶级的，它没有实现其目标，与那些暴风雨的时代精神不相容。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圈子开始出现：锡安青年和锡安工人群体。一开始这些实体是无组织的，不太能表达明确的目标，而是更多地通过其反对的对象来界定他们：莫沙夫的托管人制度（这可以从阿哈德·哈姆的论文《伊休夫及其托管人》中得到反映）；缺乏现实基础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长远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特征。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对犹太集体有意义，而且对于个体也是如此。它应当包含犹太人形象的精神革命——一场价值、规范和行为的革命。锡安青年组织强调民族和文化因素，为先辈土地上的道德和本真生活而奋斗，而锡安工人组织受到俄国街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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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55 贝尔·博罗霍夫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当时被视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综合体。他解释说，犹太人的社团无法成为无产阶级这个未来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在工业中劳作。相反，他们正在成为受救济者和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其结果是，犹太人注定在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决战中被碾碎。为了拯救他们自己，犹太人需要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其中他们可以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而这个国家就是巴勒斯坦。在博罗霍夫的构想中，这种发展将通过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客观的、自发的过程发生。他声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不是受情感因素驱动，而将受这些“客观”过程的驱动前往那里。因此，移民宣传是没有用的，也无须与资产阶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锡安工人组织的角色就是帮助资本主义在半封建的巴勒斯坦发展起来，只有在历史发展中达到了这个关键阶段，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才将在那里出现。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锡安工人组织的世界观不过是从理论上装点渴望的现实的笨拙尝试，但需牢记的是，博罗霍夫主义为成千上万的犹太青年提供了促使他们连接普遍革命——对于他们来说代表着人类精神的进步——与其民族渴望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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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57 1906年，一位希伯来语教师约瑟夫·维提金（Joseph Vitkin）对他在莫沙夫的讲课经历表示彻底的失望，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与其民族和锡安同在的以色列青年的呼吁》，他在其中呼吁理想主义的青年人移民巴勒斯坦。“觉醒吧，以色列青年，来帮助你们的民族！你们的民族正在挣扎，它的土地将可能很快永远地脱离自我的控制。赶紧帮帮它！”他设法为其读者准备了等待他们的审判：“使你们自己准备好进入战斗状态吧，病态而饥饿的人民——朋友和敌人、陌生人和兄弟、锡安的仇恨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使你们自己准备好应对你们周围的那些仇恨者和残暴者，他们将把你视为一个危险的竞争者。”最后，“你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倒下，或许是由于与疾病和痛苦、饥饿和劳累的战斗，但那些留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追随他们而补充进来的人，将在这场战争也是和平之战中最终取胜”。他断言：“以色列的英雄们，快速地前进。以更大的精力重新开始比卢的时代，否则我们将注定很快走向迷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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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59 这些青年男女中的绝大部分都来到了巴勒斯坦，并在很多年里依然单身。他们到来时非常年轻，来到这个遥远而未知的国度，缺乏亲戚或朋友，得不到某个可能欢迎他们的运动、协会或组织的支持。绝大部分人到来时身无分文，仅带着在以色列地成为工人的雄心前来。第二次阿里亚时期也是这些到来者的青春期危机时期。他们是流浪汉，在佩塔提克瓦的柑橘园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又前往哈代拉，之后又从那里前往加利利等地。一方面，这种稳定性的缺乏表现出他们对了解这个国家的渴望，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某种不满，缺乏成熟和要忠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民和某种生活方式的准备。受俄国革命者精神的驱动，他们想要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不为他们所遭受的痛楚和苦难所阻碍。“我们害怕安宁，”以女诗人拉结著称的拉结·布鲁维斯坦（Rachel Bluwstein）写道，“我们渴望牺牲……”扎勒曼·夏扎尔（Zalman Shazar）将这种情感描绘为“牺牲的喜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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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61 第二次阿里亚的先锋们从俄国带来了政党以作为广为接受的组织框架。“政党”使选举产生的领导层、包括本团体意识形态要点的纲领、开展党派辩论和将其意识形态展示给公众的报纸成为必要。在巴勒斯坦创建的第一个类似政党就是1905年成立的青年工人党。该党并不拥护一个预定的纲领，这相当于宣布其成员虽然没有从事政治理论但将他们自己扎根于巴勒斯坦的现实中。他们将“劳动征服”作为其座右铭，通过这种方式牢固确立犹太劳动者在犹太人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的观念。在文化方面，他们将希伯来文化中心在巴勒斯坦的发展和将希伯来语转变成一种日常用语作为首要的民族使命。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农业工人的浪漫主义与体力劳动将把犹太人从世代以来的疾病中解救出来的观念相连。它将是坚韧精神的来源，创造将带来一场精神革命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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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63 1906年，锡安工人党在巴勒斯坦建立。它的宣言《拉马拉纲领》是根据博罗霍夫的精神由年仅20岁的大卫·本-古里安制定的，他在几个月前刚刚来到这里。锡安工人党致力于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提倡莫沙夫中的体力劳动。该党没有像青年工人党那样使劳动充满精神重要性，而将之视为一种生存的必要。事实上，这两大思想流派在农业劳动这个日常兴趣点上汇聚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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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65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旦莫沙夫被置于犹太垦殖协会的控制下，几乎很少有犹太工人仍然待在那里。现在来到莫沙夫的青年一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低下和懦弱的前辈的类型。他们带来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并确信他们的角色是确保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立足点和莫沙夫的民族主义特征。他们是自由思想家，是一起出门工作且一起度过闲暇时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将自己视为向那些后来者指明道路的先锋模范。他们将劳动者的地位赋予巨大的价值，监督其他人工作——即剥削他们的劳动——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深恶痛绝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反对工人早期有关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之理想。他们希望继续作为纯朴的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视为实现其民族使命的途径。由于从第一次阿里亚先锋接受男爵的赞助而失去他们的理想中获得了教训，他们讨厌依靠哈鲁卡慈善救济为生的极端正统派，他们拒绝了类似的任何资助。他们通过拒绝与任何物质财产发生联系来维护其独立自主，并狂热地保卫着他们这种来自独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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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67 这些激进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青年与莫沙夫的现实之间的遭遇是痛苦的。“第一次阿里亚的先锋怀着民族的希望成了投机者和店主，将他们青年的希望卖给了便士。他们将流散地的偶像引入到重生的圣殿，通过‘偶像崇拜’玷污着故土的创建。”大卫·本-古里安写道。[10]偶像崇拜是犹太人不应犯下的三大罪行之一，“犹太人宁愿死去也不要犯下这种罪行”（另两种罪行是谋杀和乱伦）。在借用这些隐喻中，本-古里安将亵渎和“圣殿中的偶像”指代莫沙夫田地中的阿拉伯劳动力。他在此将阿拉伯劳动力的话题从犹太人在莫沙夫获取工作的实际层面转移到了打破禁忌的神话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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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69 这些劳动者和第一次阿里亚农民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保守社会和激进社会之间、在传统守教社会和世俗主义社会之间、在致力于持续和稳定的社会与反对资产阶级价值和物质成功的社会之间。农民们将青年鄙视为无能者，而青年将农民们形容为民族的叛徒，他们对挣钱的渴望使他们愿意放弃犹太复国主义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生产性的犹太实体的观念。在代际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农民们指出了他们过去30年间的困难，并主张维持作为垦殖巴勒斯坦一部分的莫沙夫的经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如何仅使用犹太劳动力是不够的，或许是由于与其阿拉伯邻居处于和平之中使得他们不再坚持使用犹太劳动力的主张。然而，这些意见未被重视。紧随巴勒斯坦和海外媒体争论而来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大众观点领域的争斗，结果是第二次阿里亚的劳动者们轻易获胜，他们从此以后承担着民族拯救者的光环，而农民则承受着阶级利己主义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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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71 有关莫沙夫中使用犹太劳动力的辩论发展为一场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辩论。1912年，在阿哈德·哈姆第三次访问巴勒斯坦之后，他发表了《总而言之》的文章。他先前的文章《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和《伊休夫及其托管人》激烈批评了莫沙夫的情况，而现在他则展示了它们的成就、经济增长和独立。他将在莫沙夫所见的成功农民描绘为几乎是一个理想的形象，一种《圣经》人物波阿斯的类型，一种自豪、博学的所有者监督着他的工人，并以农业为生，但他自己不用劳作。然后，阿哈德·哈姆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任何国家生活的基石在于农村大众……目前巴勒斯坦的农村大众不是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将来被创造。”他断言，犹太人在本质上不适于成为一个土地耕种者：“犹太人过于聪明、过于文雅，无法将其整个生活压缩而希望耕种一小块土地，并安于这种命运，通过额头满是汗水来挣得低微的收入。”[11]由于犹太人在阿拉伯大多数中间将一直是一个少数民族，赫茨尔关于支持把巴勒斯坦当作“安全天堂”的所有希望因此缺乏基础。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这种情况证实了他从一开始就提倡的“精神中心”思想的重要性，但对于更广泛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来说它却是一个丧钟。劳动征服在莫沙夫中的失败，对于那些青年人来说不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一场民族性的失败，是犹太复国主义观点变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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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73 土地所有者是少数欧洲人而当地劳动者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让人联想到少数欧洲人统治当地大多数人并剥削其劳动的殖民地社会。从一开始，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并不符合这种模式。这个新犹太伊休夫的建立不是祖国将其子女送到一个由它统治的地方殖民并剥削殖民地资源。相反，巴勒斯坦是主要由欧洲垦殖者构成的独特案例，他们选择来到一个不发达、经济不合理的地方，出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对其投入了资本和劳动力。定居者没有征服这块土地，他们购买了它。而且，莫沙夫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类似于欧洲殖民地的情况，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对它采取了完全反对的态度。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者尤其是沙俄革命者接受了“土地属于耕作它的劳动者”的观念。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认为维持莫沙夫的现状，意味着靠剥削其他人的劳动为生，这也构成了有朝一日阿拉伯劳动者将起来反对他们的犹太主人并将土地据为己有的危险。这些年轻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莫沙夫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潜在危险及其道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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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75 莫沙夫有关劳动征服的斗争失败了。在有些情况下，农民并不想要那些挑战他们雇主的傲慢的犹太工人。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犹太工人来进行劳动征服。最糟糕的结果是，甚至当犹太工人持久地被雇用，成功地在艰难而乏味的工作中坚持下来，他们却无法像只是偶尔阅读报纸或书籍的文化人那样维持生活，很确定的是建立家庭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随着青年男女逐渐变老，这个问题在第二次阿里亚的10年间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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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77 最后一个困难导致了这一观念，即或许是理想主义的、教育程度一般的劳动者对文化的需求不适于劳动征服。从必须实现克服自己以完成这项劳动的意义上说，或许这将通过当时被称为“自然劳动者”的那些人——自然拥有体力劳动的人们，他们无须“征服”它——来更好地实现。这种自然劳动者是可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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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79 在第一次阿里亚期间，来自也门的几千移民主动来到了巴勒斯坦。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夺取了亚丁，为也门犹太人通过犹太媒体获取发生在其他犹太社区的情况打开了一个窗口。19世纪80年代盛传犹太富人准备购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安置犹太人的谣言。也门的奥斯曼统治者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实施了所有的耻辱性的反犹法令。也门的恶劣条件、对以色列地的热爱和希望改善自身的命运，这些结合在一起驱使着也门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他们被允许进入巴勒斯坦，而且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缩短了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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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81 也门犹太人分好几波到达巴勒斯坦，作为工匠、银匠、建筑工人和石匠定居在耶路撒冷和雅法，他们在这些职业中与阿拉伯人展开竞争。他们获得了勤劳人民的称呼。因此，当第二次阿里亚的劳动者受到“劳动征服”失败的绝望情绪控制时，引进也门犹太人的概念随之出现，他们将作为“自然劳动者”整合到莫沙夫中。撒母耳·雅维内里（Shmuel Yavne’eli）作为从巴勒斯坦派到流散地社团的拉比使者积极筹集慈善捐赠，前往也门促使这个遥远国家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次旅行成为第二次阿里亚神话的一部分。从1909年也门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浪潮开始，大约1200人在莫沙夫中劳作。他们遭受的困难格外严重：他们身体虚弱，对农业劳作缺乏经验，很显然和阿拉伯人相比没有竞争力。由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非常高。到1914年，也门犹太人构成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的5%左右，但他们并非“自然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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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83 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劳动征服”一词指第二次阿里亚的劳动者试图适应体力劳动，这种努力是他们的形成性经历。正如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叙述的，“谁能想象悲惨的犹太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后希望从事彻底不同的体力劳动和带着田野气味生活的痛苦——在一段时间后意识到他的梦想落空……这里的犹太民族没有希望（这是主要的事情）他自己不适于任何形式的劳动……”[12]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回忆录有许多对犹太知识分子在烈日下从事体力劳动的艰难场景，以及与充满经验的阿拉伯劳动者展开竞争的描述。劳动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对个体和社会都富有意义和疗效。因此，劳动者被视为民族的精英，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把以最纯粹的方式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扛在肩上。体力劳动也被认为赐予个体精神品质以及与这个国家建立起神秘联系。通过它，个体犹太人从流散的遗产中得到救赎。这就是劳动者从其在莫沙夫的日常劳动中所获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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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85 俄国革命者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不同，后者将其世界观与生活方式区分开来，而俄国革命者坚持按其理想生活。将这一观念带到巴勒斯坦意味着仅仅认识到田间劳作的益处高于其他形式的劳动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实现那种观念。认识到人们不应当靠剥削其他人为生也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在实践中实现这一观念。然而，仅有少数精英能够实际上这样做。绝大多数劳动者很快对农业劳动感到绝望，于是迁移到城市从事其他职业。因此，鼓吹这个信条的作家和领袖中仅有少数人在其生活中进行了如此的实践。即使如此，他们想证明作为农业劳动者是他们与民族精英相连的一种方式。例如，本-古里安在塞吉拉农场仅劳作了一年左右，但他将这个很短的时期当作一种形成性经历。先锋精神激励着青年一代的犹太人，他们将之视为社会牺牲和民族主义革命的结合，它建立在“实现”日常生活理想的原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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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87 1909年，第二次阿里亚的第二波浪潮开始，带来了一些创造性的思想，结束了由于莫沙夫“劳动征服”失败所造成的停滞状态。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维提金和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成为劳工运动的重要领袖，他们首次提供了其他形式的定居点想法。作为熟练农业工人的阿拉伯劳动者，愿意以较低的工资从事劳作，因为他们在其村庄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在犹太农庄劳作是一种兼职。而犹太工人无法与之竞争，犹太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农场。然而，经验表明，当工人变成农民时，他们自己无法处理所有的劳作而最终还是雇用阿拉伯工人。还有，第二次阿里亚的工人缺乏足够的资本对土地进行独立垦殖，但又反对经济援助，因为那将导致征服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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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89 如何克服这两大障碍？在此实际的解决方法优于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法。自1908年起就活跃于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办公室，由一个对社会实验持开放态度的普鲁士犹太人阿瑟·鲁平领导。从1909年开始，巴勒斯坦办公室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土地上建立了由农学家管理的农场，主要雇用但并非一直雇用犹太工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一次在巴勒斯坦开展实际的劳动。在所有这些农场中，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都较为紧张。其中之一就是基尼烈农场，那里的工人发生了罢工。这些困难预示着需要一种新式的组织。基尼烈邻近的约旦河另一边也是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土地，称为乌姆居尼（Umm Juni），巴勒斯坦办公室雇用一名妇女和六名男性劳作一年，并由他们负责。第一年结束后获利了。这就是“克武察之母”德加尼亚（Degania,Mother of the Kvutzot）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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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91 这种几乎是偶然中开展的经历，成为新的定居点模式的基础：将民族土地租给劳动者。这不被视为慈善而是民族性事业。对劳动者没有监管者，这减少了劳动成本并消除了冲突摩擦。随后，伯尔·卡茨内尔森为这种结构增加了两种要素。第一种是相互负责：团体对劳动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促使体弱的、新来的和生病的劳动者整合到团体中。这也是一种将妇女整合到农业劳动中的办法。第二种要素，团体是联盟或运动的一部分，在其中集体监督个体成员和每个团体。犹太民族基金会致力于犹太劳动力在其土地上劳作，这些要素的每一个都构成对雇用阿拉伯工人诱惑的制约。自我劳动旨在阻止雇用廉价的其他劳动力，而相互负责确保该团体对可能被诱惑的个体拥有权威。联盟的权威高于团体提供了防止偏离的另一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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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93 这是建设性社会主义概念的开始。在第三次阿里亚前夕的1920年，布伦纳归纳了依然留在这个国家的第二次阿里亚成员的世界观：“现在这个小阵营依然众人一心，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地的拯救将不来自先知或政客，也不来自柑橘园所有者或精神性的无产阶级，而是来自新的劳动者团体，他们带着巨大的力量和人流致力于定居点建设，要么是克武察要么是劳动者的莫沙夫（集体农庄），以恰当的集体民族性的方式。”[13]他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年份制定了一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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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95 劳动者的定居点挑战了莫沙夫的半殖民地定居点性质，并展示了另一条道路，劳动者们声称，它不仅与民族利益一致，而且也更富有道德。它致力于转移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遭遇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疼痛，并将冲突限制在政治-民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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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97 独立劳动者在民族土地上垦殖的概念是将定居点模式适应于潜在定居者的一种尝试。“自然劳动者”在犹太人中间是最小的少数群体。绝大多数贫穷的移民到达巴勒斯坦后无意定居在村庄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想定居在城市并继续作为手工业者或商人等从事传统犹太职业。理想主义者选择了农业，但他们拒绝接受与阿拉伯人展开竞争，拒绝接受在监督者的监管下进行耻辱的劳作，以及拒绝接受农民的傲慢态度。劳动者的独立定居点很快被称为“劳工定居点”。这个概念贬低了莫沙夫——在其中犹太人据说不是真正“劳作”——使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最大化，同时将他们的弱点最小化。这些受过较好教育的定居者想将其力量和技术投入到劳动中，并对技术创新持开放态度，希望学习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农业经验。由于充满主动性，他们谋求持续的现代化。他们独立、好奇的特征使其无法作为一些人的附属，而是出色地独立劳作经营着他们自己的农庄。以这种方式，缺乏生产资料的激进劳动者的个体利益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实现了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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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0399 转向劳工定居点意味着在莫沙夫中放弃了“劳动征服”观念。对于两大劳工党派而言，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的。对于青年工人党的领袖来说，放弃莫沙夫就好比逃离为“劳动征服”而战斗的战场，而对于锡安工人党来说，工人们经营农场的观念与布尔什维克创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这是一个移民国家的办法，无法通过当地实际考验的意识形态逐渐被削弱，建立在旧意识形态之上的精英地位不断下降，而体现了新现实的精英地位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土地上的独立劳工定居点的观念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为依然留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第二次阿里亚劳动者所接受。从现在开始，劳动者可以获得先锋的头衔——这些人在日常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理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在这期间，劳动者只是伊休夫的少数群体，缺乏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但他们具备了获得霸权的雏形。这些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的领袖和作家的才能形成了一种公共议程，在他们自己圈子之外的广阔范围进行灌输，将这个主张从少数人的要求变成一种民族精神，而且很少人敢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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