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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炮的轰鸣声停止了。一些青年将军试图劝说本-古里安占领直到约旦河边界的整个国家，但本-古里安已经沉浸在带入大规模新移民并吸收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中。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给以色列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古里安想要结束战争，并把士兵送回家以便他可以集中建设这个民族和国家。停火协议划定的界线被称为“绿线”，它区分了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边界。这些协议被视为通向和平协议的重要一步，和平协议被认为很快就将签署。在那时，甚至没有人想过停火协议将作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前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签署的唯一的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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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诞生于独立战争中，其结果是巨大的伤亡人数和许多定居点与城镇被毁。但这个国家也从战争中收获了许多。以色列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成为一个事实，并成功地战胜了它的攻击者。缺乏经验的以色列国防军成长为这个地区最为强大的军队。以色列不仅维持着对1947年联合国决议指定的所有区域的控制，实际上还扩大了边界。在阿拉伯人发起进攻后，以色列不再认为它应该受分治边界的约束。在第一次停火前，力量的平衡阻止着它扩大领土，但在“十天”战斗后，它得以扩展在这个国家中心地区、加利利和内格夫北部的据点。从本-古里安的观点看，以色列在战争中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他最乐观的期望。作为一个勇敢但又谨慎的政治家，他清楚这种可能性的限制，不想激怒西方国家，他将这些国家视为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力量。这是他宁愿与约旦和叙利亚达成协议以避免军事行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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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最大输家是巴勒斯坦人。到战争结束，大约70万巴勒斯坦人从其家园被驱逐沦为难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从被指定给犹太国家的区域出逃，是巴勒斯坦社会的政府系统崩溃以及他们在其统治地区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在第二阶段，随着阿拉伯人的进攻，有许多以色列国防军驱赶阿拉伯人和摧毁其村庄以防止其返回的事例。这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以色列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导致了这场灾难，这种看法使以色列军官以及那些遭受惨痛损失和敌军虐待经历的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人有时也是心如铁石。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夫·阿尔-阿里夫的估计，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达1.5万，几乎相当于犹太阵亡者在犹太人口中的比例。尽管双方都有杀戮和残忍的行为，但在巴勒斯坦没有出现在20世纪其他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行为。如果将这场战争与同时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在分治之后的冲突比较，我们发现，巴勒斯坦并没有达到与之同样的残酷流血程度，但这只是对成千上万聚集在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难民的小小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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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的成群外逃让以色列人十分惊奇。他们无法理解全部人口逃离其家园留下一座座空城的现象。但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将之视为完全改变以色列性质的巨大奇迹。分治计划指定了大约40万阿拉伯居民给犹太国家，占总人口的40%左右。大约30个犹太人居住区被指定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下。建立国家的讨论和准备中假定了以色列将包括庞大的阿拉伯人口。现在，由于阿拉伯人那边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被摧毁，以及阿拉伯人从犹太人这边逃离，一种新的现实突然出现了：两个族群单一的国家，一个主要是犹太人的国家和一个纯粹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其结论就是以色列国不能允许阿拉伯人返回其家园。阿拉伯人的逃离沦为一种难民行为。在1948年6月16日临时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摩西·夏里特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中间有人说，有一天我们必须起来驱逐他们所有人——它将被视为疯狂的行为。但如果它发生在战争剧变中，一场阿拉伯民族对我们宣战的战争，以及正如阿拉伯人他们自己逃离，那么它就是那些革命性的变化之一，在经历这种变化之后，历史无法回到先前的状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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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在应对战争困难，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统治的抵抗，以及对人口平衡的历史性、革命性变化的认知慢慢明朗起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个机会不应被错过。从1948年夏天开始，军队的命令是阻止阿拉伯人返回其村庄，要么通过军事武力，要么通过摧毁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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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色列对难民问题的政策没有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三年后，这场大战的开战理由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群体问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卷入了大规模的人口运动。沿着奥德-尼斯河的波德边界划定过程中，将800万左右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部。曾经属于波兰东部的领土被转让给俄国人并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波兰人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逃离。《贝奈斯法令》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300万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消除背负战争罪责国家的敌意因素，在中东欧创造民族同质性，被视为对源于该地区国家的少数群体多元性所造成的灾难的合理应对方式。以色列领导层认为它也遭遇着几乎相似的处境。巴勒斯坦人导致了战争，他们现在承受着它的后果。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群体的减少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对这个国家公开敌对的自然结果。而且，正如德国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德意志难民，波兰吸收了波兰难民，因此阿拉伯国家似乎没有理由不吸收巴勒斯坦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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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况是所有的难民都是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巴勒斯坦人是唯一没有被吸收到他们所居住国家的群体。因此，他们成为中东的永久性问题。返回他们从前家园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战争抹去了他们想要返回的那个现实。1948年12月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94号决议呼吁以色列允许难民返回，这种返回是以他们愿意与以色列人一起和平相处为条件。因为这项决议呼吁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所以阿拉伯国家反对它。巴勒斯坦随后将之用于宣传，从而模糊了该决议获得通过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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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不打算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失败和难民问题的震动并没有创造和解的愿望，它进一步被发酵为回归的神话，（阿拉伯国家）要使难民问题一直维持下去并阻止难民整合进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回归的神话构成了新的期待的一部分，即将有一场“第二轮”——另一场战争将抹去失败的耻辱并毁灭犹太国家。1948年战争被视为一次将很快得到矫正的事件，由于人口平衡有利于阿拉伯国家，这一点将促使他们在长远意义上取得胜利。这种观点不仅将难民问题持久化，而且也是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内在动机。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作为一种修辞塑造着巴勒斯坦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这种修辞由教育和宣传所培养，束缚住了政策制定者的双手，并否认了他们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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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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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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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nutes of the Jewish Agency Executive, Jerusalem, 6.5.1948, Zionist Archive,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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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Ben-Gurion,Yoman milhamah: Milhemet ha‘atzma’ut(War Diary: War of Independence), vol. 1, Gershon Rivlin and Dr. Elchanan Oren (eds.),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se, 1982,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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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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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n-Gurion,Yoman milhamah, vol. 3, 6.10.1948, p.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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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 24.2.1949, p.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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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she Shertok at a meeting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6.6.1948. 引自Yoav Gelber,Kommemiut venakba(Independence and Nakba), Jerusalem: Dvir,2004,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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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八章 以色列民主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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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后建立的所有国家中，以色列是少数几个维持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当然它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但考虑到以色列创建于战争状态，在建国初期迅速到来的巨大人口冲击波，以及移民的性质——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以新国家建立有效治理并使之民主的速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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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委任统治当局拒绝就有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决议的任何事务进行合作。因此，在委任统治当局与取代它的犹太政府之间不存在有序的权力交接。而且，直到宣布建国前夕，人们仍不清楚这个国家将会建立，并成为事实。尽管如此，领导层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机构以确保治理的延续性和避免无政府状态。1948年4月，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建立了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行政当局。前者由37名成员构成，是议会的胚胎形式，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后者有13名成员，是政府的胚胎形式。这两大机构的成员部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犹太代办处执委会，部分来自巴勒斯坦犹太人选举产生的民族委员会。由于委任统治政府禁止在它仍然掌权时建立其他政府机构，这些实体的命名都强调了它们的权威来源是人民而非国家。一旦宣布建国，它们成为临时国务委员会和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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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党以及不同政治世界观和立场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所有人都拥有当前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激动时刻的意识。这种感觉排除了争论并促使相互包容、合作以及愿意做出让步。因此，政党的代表都退出了公职，例如以色列正教党、修正主义者和共产党，参加到这两大机构中。这种兴奋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在奔走相告，这是一个契机，每个人都很紧张，但又准备好了，”乌里·海因斯海默（亚丁）［Vri Heinsheimer（Yadin）］4月5日写道，“毫不奇怪的是，人们尽管勤奋地工作到晚上很晚，但他们早上5点就醒了，这样一个无法睡着的时刻，他们难道不想更清醒、更专注、更亲近、更周全和更虔诚地度过吗？”[1]不久之后，他被委任负责司法部的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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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出来的《独立宣言》草案包括以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解释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地的联系，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国家权利的承认，自豪地宣称在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我们的自然与历史权利”。这个国家的边界没有被提及。本-古里安通过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甚至也没有提及边界来回应这个问题。《独立宣言》强调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属性，以确保所有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完全平等，它也对邻国及其阿拉伯公民发出了和平呼吁。尽管如此，这个国家是一个犹太国家，对犹太移民开放。这份宣言以非宗教的精神写成，尽管有着“正如以色列的先知所设想的”之类的语句，但它不包含任何宗教概念。精神中心党的代表抗议这种宗教的缺席，随后该文件根据那个伟大时刻所确立的妥协精神以“诚心信赖以色列的磐石”做结尾，这个模糊的表述可以解释为指称大能的上帝或者作为指代犹太民族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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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的独立典礼比较简单。由于担心一场可能的空袭和另一场破坏行动，典礼的地点和时间都被严加保密，但这个秘密并没有像它应该受到守护的那样得到严格遵守，在那个星期五下午，一大批群众聚集在该建筑物外。在本-古里安宣读了《独立宣言》之后，拉比耶胡达·莱布·费什曼-迈蒙（Yehuda Leib Fishman Maimon）以激动得浑身发抖的声音吟诵祈祷词：“愿你保佑，主啊，我们的上帝，普天之王！你使我们得以生存，是你保佑我们并且让我们有这一天。”当本-古里安宣读临时政府声明废除禁止移民的《1939年白皮书》中的法令时，表明独立的意义得到了那些代表的完全承认。外国统治已经不复存在。附有那些代表签名的《独立宣言》文本，被存放于英国-巴勒斯坦银行的地下室以便如果特拉维夫遭到轰炸，它也可以保存许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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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对政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思考由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主导。他将这个国家设想为一个主权实体，其他所有政府机构都处于从属地位。在它的保护下，他致力于引入伊休夫的所有社会权力，并加上了伊休夫不曾拥有的权力，例如法庭和法律实施，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以及立法和执行机构的塑造。他支持能够增强国家能力及其作为指令与权力唯一来源地位的所有机构。他尽可能地削弱在国家权威与公民之间制造干扰的所有机构。他尤其想要削弱政党的社会组织和影响力，例如曾在伊休夫时期发挥召聚成员作用的基布兹运动。他赞成新的国家框架作为权威唯一的和无可争议的来源，以确保所有公民的平等和保护公共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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