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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37 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党，处在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致共识之外。尽管它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由于苏联在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两国方案并承认了以色列），但它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坚持苏联的政策。马基党主张双民族主义，它为1948年战争后遭到剥夺和孤立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声音。它强烈反对战争结束后强加给阿拉伯人的军管政府，并反对政府征用阿拉伯土地。随着时间推移，该党在其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号召毁灭以色列主张的犹太成员与支持这种主张的阿拉伯成员之间发生了分化。根据一种版本的说法，在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以色列议会议员陶菲克·图比（Tawfi k Tubi）提议苏联宣称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应当得到矫正。这个提议在其全国范围的投票中被否决了。1964年，该党分裂了。仅有犹太党员留在马基党，而分裂出来的政党拉卡党（新共产主义名单的希伯来语缩写），几乎全部由阿拉伯人构成。在六日战争前夕，马基党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而拉卡党支持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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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39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少数群体在独立战争后的人数为15.6万，大约占总人口的20%。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居住在加利利和内格夫，在停火协议后加利利这个“小三角”由约旦转交给以色列。由于被失败、逃亡和驱逐所强烈震惊，他们没有公认的领导层。以色列占据了被遗弃的阿拉伯人财产并征收了阿拉伯人土地以建造犹太人定居点。根据一些估计，1948年划归以色列领土上的40%~60%的阿拉伯人土地现在被转变成犹太人定居点。在《独立宣言》中，以色列确保其阿拉伯居民的平等权利，但在战争的情况下，本-古里安被说服阿拉伯人不能信任和军管政府应当出于安全原因强加给他们——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以色列的司法体制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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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41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军管政府建立在英国委任统治的《防务（紧急状态）法》之上，而它曾经被用来对付犹太人的伊休夫。军管政府限制着阿拉伯居民的自由迁移。他们需要得到许可才能离开其城镇或村庄，这种情况阻碍了他们在中部地区获得就业和高等教育。军管当局有权摧毁住房和没收土地，如果它认为他们从事了敌对行为。教育部门或市政部门的就业要以行政当局的许可为条件。1954年以后，除马基党以外，马帕姆也进行效仿，从而将阿拉伯人排除在犹太政党之外。仅在1960年，他们作为平等权利的成员被犹太工总接受，但对犹太工总的描述现在也变为“以色列工人的普遍联盟”。马帕伊建立了阿拉伯人“卫星”（选举）名单党派，这些当选的成员在以色列议会中支持马帕伊。以这种方式，该党得到了军管当局的支持，它的成员将阿拉伯人少数群体作为被保护者对待，他们以政治支持作为回报来接受特权。马帕伊的活跃分子支持这个阿拉伯人的宗族领导层，它在竞选中提供了选票。在以色列的第二个10年，军管政府的法律逐渐被削弱，对迁移的限制被废除。尽管绝大部分政党（包括赫鲁特党）建议废除军管政府这个有害的、不合时宜的机构，它被视为以色列民主的污点，但军管政府一直存在到1966年艾希科尔的任期内才被废除。在此之后，这些卫星名单党派逐渐削弱，然后到1981年完全消失，独立的阿拉伯政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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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43 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阿犹关系史上，一个创伤性事件变成了一种象征。1956年10月29日，在西奈战争前夕，与约旦接壤的边界局势骤然紧张。边防指挥官将强加给边境村庄的宵禁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改变为下午5点开始，却没有通知田地里的劳动者。一个边防营长命令其部下向任何违反宵禁的人射击。在这个营下属的8个排长中，有7名排长确保居民被允许安全返回其家中，但有一名排长遵守了命令而开枪，导致当晚卡塞姆村的47名男女老少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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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45 对此军事当局大为震惊，立即做出反应进行掩盖。本-古里安试图平息公众的讨论。军事检察官禁止提及这场屠杀，但新闻却到处传播。马基党的以色列议会议员采访了医院中的伤者并进行了取证。随后，由于议员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他们在以色列议会的讲台上揭露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反对派的报纸《今日世界》刊登了明目张胆违反审查制度的惊人事实。以色列公众也大为震惊。11名军官和相关人员接受了审判，8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两年内他们都被赦免了。法庭对他们的审判开创了先例，从此以后成为以色列法律的基石：与挥舞“黑旗”有关的命令是很明显的非法行为。换言之，在命令明显非法的情况下，某个人遵守命令的借口是无效的——正如在这个事例中，它卷入到杀害无辜公民之中。阿拉伯人没有忘记卡塞姆村事件，每年都在纪念日纪念此次屠杀行为，这被作为以色列国针对他们的非正义和残暴行为链条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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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47 另一方面，对于犹太公众来说，卡塞姆事件代表着有义务对军民关系在什么是允许的和什么是禁止的之间划定清楚的界限，以及为军事行为确立伦理规范。在独立战争期间，诗人拿单·奥尔特曼在其每周的报纸专栏（被称为“第七专栏”）中描写了征服吕大期间对一位阿拉伯老人的冷血谋杀。文章标题为“在这里”，专栏呼吁谋杀者应该被审判：“对于武器持有者来说，我们和他们一起/或者积极地/或者点头表示同意，/带着‘必须’和‘复仇’的低声咕哝，/堕入到战犯的行列。”奥尔特曼补充道，“让我们根除宁静的耳语‘确实’/它害怕镜子里的脸！”本-古里安支持这个专栏并让它在整个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传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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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49 然而，这种对民主社会中的军民关系实质的理解是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是值得怀疑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渗透者的残酷搜捕在阿拉伯村庄展开，军人的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奥尔特曼再三徒劳地警告军管政府的非正义行为并反对压制共产党成员陶菲克·图比在以色列议会的“抗议权”。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诗人的钦佩者，本-古里安并没有同意。因此，卡塞姆屠杀是一场大危机，它具有导致了一场宣泄的双重效应。它呼吁道德评估和建立约束标准，如果说不总是能够维持的话，但它具有的教育力量得以限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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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51 在其初创时期，以色列的民主既借鉴了西方的自由议会制模式，又吸收了东方国家“指导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的某些模式。它是一种下列诸多元素的独特混合：言论和集会自由，司法体制独立以保护个人权利，自由选举、新闻自由与主要由一党控制的集权政治体制并存，保护主义政府机构以及使政客们能够从其职位中获利的准则。当犹太代办处审计员提请时任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门负责人列维·艾希科尔注意他手下官员的腐败时，他引用《圣经》中的段落进行回应，这成为经典之词：“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申命记》25:4），暗含着公共机关谋取经济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在官僚主义体制时期，当时进口、出口或接受外汇都需要许可，在20世纪50年代的简朴时期，所有的奢侈品都被视为违法，使用“关系”来获得折扣、救济、执照等等被接受为惯例。当时存在一种说法，如果你有朋友，你将不需要关系（即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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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53 当时存在有关行贿的传闻。正如奥尔特曼指出的，“他们极其公开地谈论它，而不是低声，/提及名字和头衔，/明确地告知：谁、何时以及金额，/在哪个机构/和岗位/职业。/人们不觉羞耻地听说这些名字/例如阿尔·卡彭，/不！而是在路上吃力行走者的名字，/并唱着‘圣殿将重建’”[5]。政治生活由党派把持，参与联合政府的每个党派都致力于为其组织和活动分子寻求额外的津贴。左翼关心的对象是基布兹运动、莫沙夫运动、工人协会；中间派和右翼关心的是私人企业巨头、企业家、柑橘园拥有者、酒店经营者和承包商。公开招标的观念还没有内在化。因此，出现了滋生腐败——包括个人腐败和组织腐败——的沃土，它规避了国家主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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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55 以色列有着自由的媒体：每个政党都拥有自己的报纸，同时也存在一些独立的报纸。政府遭到左翼和右翼的严厉批评。然而，记者对触及一些领域很是小心谨慎，其中就包括安全领域。记者委员会是由总理定期召集的、很受尊敬的论坛——因此使其成员参与到秘密情报中——这是保证媒体与政府合作的方式之一。电视当时还没有渗透到以色列的边境地区——本-古里安认为它败坏了社会。电台广播由广播当局或军队电台站控制，政府对两者都进行监督。因此，政府在传播其事件版本时相比任何反对派团体而言享有优势。但反对派充分运用言论自由，在媒体上成功地向支持者表达其观点立场。主要的报纸，例如《国土报》《晚报》《最新消息报》，甚至犹太工总机关报（实际上是马帕伊）《达瓦尔报》，都是完全独立的，对政府的不同政策和行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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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57 在一个领域中，许可和禁止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政府允许监视当选官员吗？这种行为有许多正当理由：国家安全、怀疑与外国代理人接触或者反颠覆活动。但总理可以授权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窃听马帕姆的领袖吗？在马帕姆领导层的会议室发现的窃听器被公之于众，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它是很普遍的。军管政府对阿拉伯领袖持续进行监视和窃听。可以估计的是，其他反对派领袖，或许甚至执政党内部的成员也被窃听。广为接受的准则是，像辛贝特这样的国家机构不能服务于特殊利益，但这并不总是适用的。似乎安全机构的一些成员因为国家的建立偶尔会忘乎所以，觉得他们掌握着实权。这可以解释将辛贝特用于政治目的；通过颁布军事动员令平息海员罢工；或者被包括（尽管没有实施）进以色列国防军法律中的思想——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每个士兵需要从事农业劳动一年。只有这种氛围下，可以产生运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埃及的网络以从事破坏活动，认为这将动摇英国从埃及撤退的鲁莽念头。这个事件以委婉的代号“糟糕的事件”（The Bad Business，1954年）而铭刻于以色列的神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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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59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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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61 以色列的头20年是以集体主义规范（强调奉献社会和招募个体为国家福祉劳动的重要性）与人民的个人主义愿望（提高其生活质量、为其子女确保良好教育和在社会阶梯中攀升）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特征。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主导着话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提高其个人处境的努力在增强。这种紧张在当时出现的议会之外的三大反对派团体中有着有趣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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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63 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是出现于1952年的志愿者阵线。这个理想主义团体由想要改进以色列社会的希伯来大学学生构成。绝大部分人要么是马帕伊成员，要么在意识形态上亲近它。他们维持着自身的独立，该团体也不与任何政党结盟，但一方面致力于帮助吸收大批移民，另一方面与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做斗争。志愿者阵线支持集体主义标准。通过从事志愿者工作，它的成员认为他们有义务证明他们有权对其他人提出要求。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1951—1952年冬天的洪水中帮助靠近耶路撒冷的中转营居民，以及给新移民教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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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65 随后，在社会责任感的名义下，他们开始警告和通报政府圈子中持续腐败的案例。他们致力于政府机构的净化以创造一个值得尊敬的以色列社会。这个团体与集体主义趋势的相连清楚地体现在其清教主义精神，以及坚持不懈地渗入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有时侵犯政府权威，破坏私人隐私。他们行动无足轻重的结果带来的挫败感促使他们借助煽情的主张，以唤起公众对肃清腐败行为的支持。因此，他们聚焦于对高级警官、总理之子阿摩司·本-古里安提出指控，而后者起诉前者诋毁名誉。随之而来的宣传超出了他们先前达到的程度，但这也使许多原来支持他们的人远离这个团体。最后，志愿者阵线解散，其成员分散在不同派别。现在在左翼或极右翼阵营中都可以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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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67 议会之外的第二个反对派团体体现在由乌里·阿维内里主编的《这个世界》周刊。阿维内里一开始是个右翼分子，埃特泽尔的成员，明显地倾向于迦南主义运动，该运动致力于创造一种建立在古代闪族基础上的新的以色列认同（参见第十一章）。但当他1950年接管了这份周刊时，他经历了一场个人革命，现在转而支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话。这份周刊的目的是推翻马帕伊。阿维内里主要憎恨的是本-古里安，他将后者视为反对成长于伊休夫的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一代的邪恶矮人。《这个世界》周刊是靠订购和广告维持生存的独立发行物，它声称没有政治认同。它将后来人们所称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引入到以色列新闻媒体中，许多记者在其办公室接受了他们的训练。它的箴言是“没有恐惧，没有偏见”。它的封面头条刊登着马帕伊机构中的腐败行为，例如一系列有关“侯舒斯坦”（Khoushystan）——海法市的马帕伊市长阿巴·侯舒斯——的文章。它的封底带有花花公子风格的插图和文章，迎合了当地民众的口味。这种不受约束的政治攻击和煽动性窥探隐私的混合使《这个世界》周刊非常受欢迎。许多人阅读这份周刊，尽管通常是以秘密的方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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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69 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周刊与狂热的右翼律师、对本-古里安带有深深仇恨的撒母耳·塔米尔合作，对两件震惊以色列的法律事件——格鲁内瓦尔德-卡斯特纳审判（参见第十一章）和阿摩司·本-古里安与志愿者阵线之间的诉讼——进行揭发。这个周刊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被视为严重威胁的“黑暗组织”——辛贝特。阿维内里组合了希伯来词汇“行动主义”（Bitsuism），指本-古里安等人强调以牺牲意识形态为代价的行动倾向，以及“安全主义”（Bitchonism），指为了军事当局的需要对政治和社会思想进行的压制。他是本-古里安控制的军事当局的猛烈批评者，随后他又将矛头对准摩西·达扬，将之视为对以色列民主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他整个一生中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情有独钟，他自己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服役。卡塞姆村事件的曝光主要归功于他，他为了反对军管政府开展了不懈的斗争。1965年，阿维内里由于提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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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71 阿维内里及其周刊通常不按惯例行事。对媒体不受限制的使用、粗鲁的方式、在曝光过程中撕毁规则，这些都预示着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新时期的到来。而与志愿者阵线的理想主义一样，《这个世界》周刊将集体主义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很难辨别阿维内里意识形态中争取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也属于这个集体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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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73 第三大反对派团体由20世纪60年代组织起来抗议本-古里安行为的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构成，他们将本-古里安的行为视为侵略性的和威权主义的。1960年，与“糟糕的事件”有关的文件被发现有伪造行为。犹太工总总书记，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平哈斯·拉冯（Pinchas Lavon），曾在“糟糕的事件”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他现在致力于洗刷自己的罪名，声称不是他下令开展的埃及的破坏网活动。本-古里安为了正式的免责而否定了他的请求，说总理不能决定有罪或无罪，尤其是在有关该事件仅有一方说辞的情况下——另一方是军事情报局长本雅明·吉比利（Benjamin Gibli），他认为拉冯事实上授权他启动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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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75 现在“拉冯事件”不断发酵。拉冯打破了所有的政治游戏规则而现身包括各党派代表的政治论坛——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展示了对防务部门主张和指控的完整清单。他的陈词被泄露给媒体，再次违反了广为接受的规则。当一个部长级委员会（即七人委员会）仅出于程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并裁决拉冯没有做出这个命令时，本-古里安认为整个诉讼伤害了权力分立和自然正义的原则，从而宣布辞职。本-古里安对此的立场越顽固，就越使拉冯充当着殉道者的角色。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德雷福斯审判，尤其在马帕伊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拉冯所担任的犹太工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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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77 超过100名教授写联名信抗议本-古里安，要求拉冯的罪名得到洗刷。对于学术界空前的动员以支持拉冯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这个事件发生在本-古里安与知识分子爆发的许多冲突之后，这些冲突来自他表达出对希伯来文学的冷漠，他假装成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人民愿景的塑造者——这体现在他将《圣经》作为犹太创造力焦点的态度上，而忽视了其他所有世代以来的犹太文化的成就——他将“上帝选民”和“万邦之光”的口号提升为民族目标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知识分子认为本-古里安的主张不仅是一个领袖而且也是一个可能通向“极权民主”的先知，“极权民主”这个词汇由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反对派领袖亚科夫·塔尔蒙（Ya‘akov Talmon）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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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79 对于教授们行为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拉冯从前在戈登青年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一些学术界领袖，例如拿单·罗滕斯特里奇（Nathan Rotenstreich），曾经属于这个运动并选择忠于他们过去的领袖。甚至阿摩司·奥兹（Amos Oz）——那时是一个青年作家和胡尔达基布兹的成员，隶属于戈登青年运动——也将拉冯视为他的向导和导师。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史家乌里·科恩（Uri Cohen），认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决定在特拉维夫建立一所大学，从而打破了希伯来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地位，在教授们中间创造了一种对立心态，这种情形在拉冯事件上找到了意识形态的焦点。总之，这个事件将以色列的知识分子转变成可以动员媒体并对公众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大的反对派团体。在这个时期，可以从知识分子中间察觉到对国家构建的某种倦怠。而且，教授们离开他们的象牙塔参与到对他们而言是价值问题的行动中的事实，也显示出该团体仍然受到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大驱动，并视自身为致力于帮助塑造国家形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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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81 从1960年到1965年，该事件仍然位于这个国家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但普通公民已对它感到恶心。他们不再对这个故事的细节感兴趣，它的许多自相矛盾的版本仍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私人聚会中流行，而他们（普通公民）只是想让它远去。然而，本-古里安不想让它离开。对他而言，主要的问题现在是法律问题：政府的部长们不能证明某个人无罪或者给某个人定罪。允许这种状况发生将对权力分立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至上原则构成致命的打击。但对于公众来说，他坚持不懈地记住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一场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一份当时的漫画展示本-古里安用锤子粉碎了他自己的半身像（即摧毁了他自己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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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83 回顾起来，可以看到在认为本-古里安的立场是正确的问题上存在默契，因为1968年颁布的《国家调查委员会法》保证了这些委员会从政治体制中独立出来。但本-古里安式的国家主义的胜利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在此期间，马帕伊分裂了，本-古里安及其支持者从“青年一代”中间脱离出来创建了拉菲党（以色列工人名单党的希伯来语缩写），该党由西蒙·佩雷斯和摩西·达扬领导。马帕伊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受到了损害。在接下来的选举中，1965年，劳工运动的力量下降了。在大选之前，马帕伊与劳工联盟达成了同盟。而在第五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马帕伊赢得了42个席位，劳工联盟赢得了9个席位；在第六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同盟仅获得了45个席位。内部的联合和新老成员之间的平衡遭到了损害，年轻的领导层被罢免而被老一代接管。没有了本-古里安的魅力，马帕伊开始在大众中间丧失了其无法撼动的地位。从此以后，它的权力不断遭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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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485 1953年，本-古里安一度辞去总理职务，前往斯德博克基布兹居住，该基布兹建造在内格夫沙漠中部，与任何现存的基布兹运动没有关联，此举为了证明他对开拓性的国家主义的奉献，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大部分以色列人感觉被遗弃，“建国之父”已经离开了国家这艘大船的舵手位置。人们没有看到接替本-古里安担任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有能力在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激发出同样程度的信心。没过多久，本-古里安在1955年重返总理岗位。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有关拉冯事件的辩论持续进行，公众觉得到了更换守护者的时候。本-古里安培养了一些能干的年轻人（达扬、阿巴·埃班和西蒙·佩雷斯），他们在本-古里安1959年组建政府时被任命到内阁中担任职务。这种行为在马帕伊中间一代引起了担心，即本-古里安试图越过他们将政府的接力棒直接传给年轻人。这个中间一代包括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平哈斯·沙皮尔和扎尔曼·阿朗内（Zalman Aranne），这些人都身居政府要职。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反对本-古里安。这种冲突反映了本-古里安在其党内不断衰退的地位以及遭遇了来自内部对其领导权的挑战。1963年的本-古里安辞职和被列维·艾希科尔取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色列民主的初期结束了。政治体制在更换守护者过程中运转良好。艾希科尔在总理任期内在有关国家的中心地位问题上显得更加灵活，在政策上也更加宽容和开放。军管政府的废除和将亚博廷斯基的遗骸带回以色列，预示着扩展以色列民主的范围和国家共识的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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