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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移民的到来使本-古里安号召基布兹运动打开大门，为移民提供工作。然而，这个建议与基布兹“自我劳动”的基本原则——不使用雇佣劳动力——相矛盾。基布兹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导致了与本-古里安的冲突。在1950年1月16日的议会演讲中，他宣布他自己为基布兹运动对待移民吸收的态度感到“羞耻和尴尬”。本-古里安对基布兹拒绝态度进行回应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移民的莫沙夫。安置大量对农业（这在他们的来源地被视为一项次等的职业）没有经历和缺乏意愿的移民，是一件极其大胆的尝试，它是否能够成功还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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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任统治时期，建立定居点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拥有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准备好应对等待他们的困难的青年团体。这种类型的定居点要求那些意识形态坚定的人进行长期的培训。现在基布兹运动的领导声称，如果对候选人没有选择的过程，定居点将不可能成功。他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甚至在大量的训练之后许多人由于生活艰难、社会冲突或个人原因而离开基布兹。在随机人群（通常来自同一家族或地区，但有时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他们缺乏相关的培训、心理准备或农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定居点的概念，违反了在伊休夫时期积累起来的所有历史经验。基布兹运动不想在这个过程做什么，并反对这种将导致它失去在以色列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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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莫沙夫运动参与到帮助新的移民定居点建设的过程中。在伊休夫时期，与基布兹运动相比，这个运动相对弱小并且不太重要。现在它最好的时期到来了。莫沙夫作为属于家庭的小农场，更适合东欧移民的思维，对他们来说，基布兹使人联想到令人讨厌的集体农庄，即使对于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来说，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也是可憎的事物。在定居点当局看来，最重要的是使犹太人耕种土地和建立犹太村庄；莫沙夫的其他要求都被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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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荒野的情景给新的莫沙夫定居者以深深的印象。在头几年，他们被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门的顾问所监督，后者协助他们应对以色列官僚机构，在不同政府部门面前代表他们，并协调他们与负责分配资源建立农场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在第二个阶段，属于莫沙夫运动的指导者积极回应本-古里安关于生活在新莫沙夫和帮助新农民融入的呼吁，强调社会和文化吸收。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在内格夫的定居点，铺设水管到莫沙夫被推迟。农业的尝试注定要遭到失败，定居者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引水以用于饮用和其他家庭需要。电力也被推迟，并不是每个定居点都有发电机。直到定居点连上输电网之前，都无法使用机器或在新的牛棚安装牛奶冷却器。直到随后一段时间拖拉机来到前，犁耕都是使用骡子。但定居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农业机器，直到其中的一个人被教会如何修理拖拉机之前，它们都处于闲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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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缺乏经验的状况又由于定居点当局缺乏经验而恶化，他们不知道哪种作物适合种植于哪个地区，什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以及什么是过时的。除了农民种植在房屋周围（随后扩大规模用于出售）的蔬菜以外，当局的顾问们还为定居点引入了甜菜和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增加经济能力和可耕地。也有种植果树的尝试，尤其是葡萄、落叶果树，但直到定居者学会了种植技术和知道什么不能种植的时候，在定居点从事农业是否有未来仍不清楚。与此同时，直到农业生产获利之前，定居者通过建造他们的住房和地方基础设施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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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远离主要的道路，一周仅有几次到达每个莫沙夫的公共运输。绝大部分定居点仅有一名护士，医生只是偶尔前来；医生没有汽车，定居者也没有。犹太代办处建造了公共机构——学校、会堂、会议室——以及持久性住房，这些设施一开始都是十分简陋的。犹太代办处的管理对于教会定居者了解新的和陌生的情况十分重要，它也致力于使这些定居者受益。但结果是，定居者并不视自己为小农场的所有者，而是代办处的雇佣工人，从而可以免于承担对于农村及其机器和牲畜的责任。例如，在一些莫沙夫，定居者没有很好地照料用于开办奶牛场的奶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奶牛“属于”犹太代办处。另一方面，他们精心养育牛犊，因为他们认为牛犊是“他们的”。那些分配用于发展家禽业的鸡都被定居者吃掉了。马铃薯种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经常会出现欺骗犹太代办处工作日数量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司空见惯地加以接受，而没有受到批评。定居点当局不太相信定居者，所以根据莫沙夫农业能力的进步程度，按阶段为定居者分配土地。通常他们还会与邻近的基布兹发生冲突，后者暂时接管土地，然而拒绝将之归还给莫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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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及其顾问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观念差距。顾问们提出了集体行动的原则——定居者之间的互助、共同使用机器和通过特鲁瓦（一种农业生产合作形式）进行有组织的销售。所有这些原则对于新的定居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对于他们而言，底线是宗族单元。莫沙夫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他们从未密切结合，最后一些定居者离开了。那些留居者试图从他们自己的家庭带入新的定居者。结果是，莫沙夫在扩展性家庭单元——哈莫拉（即庞大的家族）——的基础上发展。与由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先锋团体不同，宗族单元成为新的莫沙夫的黏合剂。顾问们也试图引入一种民主的文化——一个选举委员会并逐渐向自我管理转变。但在许多情况下，内部的摩擦冲突导致委员会的频繁变化，自我管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年才得以形成。在具有凝聚力和稳定人口的莫沙夫中，社团在5年内形成，可靠的地方领导层随之出现。这些莫沙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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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莫沙夫改变了莫沙夫运动中过去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实践，尤其是工人协会的实践。它们拒绝接受特鲁瓦的销售方式，它为送达城市的农产品制定价格，而后延迟付款给农民。与此不同的是，莫沙夫成员自己出售产品，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采购和销售组织，将他们自身从特鲁瓦的“监管”中摆脱出来。随着他们的社会化和对经济社会体制的熟悉，他们采纳了国家标准的政治运作程序，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马帕伊领导层中都有来自新莫沙夫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新莫沙夫趋于繁荣，并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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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发展城镇的建立与新莫沙夫差不多同时。与人口疏散计划相对，一些发展城镇的建造靠近中转营。因此，例如靠近罗德市的奥尔耶胡达建造在这个地区的中转营基础之上。致力于人口疏散的发展城镇的首批代表是加利利的基亚特施莫纳和施罗米、内格夫的耶卢哈姆。第一批被安置在这些城镇的都是来自中转营的移民，他们同意迁入条件相对有所改善的住房。但绝大部分中转营的居民宁愿生活在国家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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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摩洛哥统治的结束和犹太人对该国新的民族主义政权的担忧，使得1954年和1956年出现了一股新的北非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浪潮。这一次当局力求避免在吸收第一批移民浪潮中的错误。他们提前将困难的状况告知移民，甚至与他们签订协议以将之安置到被派往的地区。在1954年和1956年这波移民潮中，大约有7万移民被派到边远地区，以作为“从轮船到村庄行动”的一部分。一些移民前往南部的拉吉地区，这是包括莫沙夫和城镇以作为城市中心的完备规划的地区，当地的住房都装备有家庭用具和生产工具。在此过程中，移民仍然是被动的；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一位妇女如此描绘了她前往奥法基姆的旅行：“我们站在船舷，眼睛含着泪水，在地平线上我们看见了卡梅尔山。我们到达海法后立即登上摇摇晃晃的卡车。随后这一天我们一直在路途中。我们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地方，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拒绝离开卡车。在几分钟的喧闹和争吵后，我的丈夫戴维被当地的警察逮捕了。这就是欢迎我们的仪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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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移民的过程中，官僚机构运作顺畅，使移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眼前安排的现实，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移民组织者对这一状况如此描述道：“在我们吸收移民的那些年……来自北非的犹太人，他们就像我们手中的面团。我们将他们带离船只，并将他们直接派到安置地。我们不问他们想要什么和想从事什么工作。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到定居点的实验取得了成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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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波兰的移民活动随着反犹主义浪潮在1958年重新开始时，人口疏散政策被推迟。由于许多移民在以色列有亲戚、同乡（来自同一城镇者）和朋友，所以对他们的吸收有着不同的态度。而且，在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无法回到他们的故土的同时，吸收当局认为来自波兰或匈牙利（当地移民在苏联对1956年反叛进行镇压后迁出）的犹太人拥有不离开他们国家和离开后又返回的选择，甚至可以前往任何其他地方。因此，如果当局想要他们待在以色列并鼓励其他东欧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话（当局一直渴望来自苏联的移民），就必须给予这些移民更加适当和优厚的吸收条件。因此，大部分的欧洲移民被吸收到国家的中部地区，而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则主要被安置在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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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委任统治时期起，在大城市郊区就存在贫困的街区——科勒姆哈特曼伊姆靠近特拉维夫的卡梅尔市场，内维特塞迪克和内维沙龙靠近雅法，哈蒂克瓦街区在特拉维夫南部。罗迪亚街区的窝棚和板房在城市中心地区存在了许多年。在独立战争后，这些贫困的街区不断扩大，甚至蔓延到新的地区。在所有这些城市中，处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边缘街区的居民，都在战争中为了保命而逃离。他们中许多人在被废弃的阿拉伯村庄和街区找到避难所，这些村庄和街区的居民也已经逃离。因此，靠近特拉维夫的萨拉梅街区建立在一座被废弃的阿拉伯村庄的原址上。贾姆辛村庄建立在特拉维夫原来的市中心，该村庄的新居民反对重新安置他们的所有提议。耶路撒冷也建立了穆斯拉拉和卡塔蒙街区。所有这些高度拥挤的街区的住房条件低劣和陈旧，并缺乏充足的公共服务。它们的优势是靠近市中心，这给予其居民获得就业和合理教育标准的希望。加剧这些街区高度拥挤状况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中转营、发展城镇或莫沙夫的居民决定离开他们之前被派往的偏远地带，并在大城市碰碰运气。在一个贫困的街区，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要么是免费的，要么很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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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爆发了伴随着骚乱的社会抗议。这一事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海法瓦迪萨利布街区的青年摩洛哥人。这场骚乱是成长在以色列而后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的青年——一些人甚至参加了独立战争——对缺乏就业和提升机会以及他们和他们的需要没有获得认可等表达不满情绪的体现。骚乱显示出城市郊区的贫困街区，居住着大量离开中转营和边远地区定居点的密兹拉希族群团体的青年，是可能随时引爆的火药桶。摩洛哥移民仅占瓦迪萨利布居民的30%，但他们却是失业和接受救济者中的绝大多数。在对工人工资进行小幅度调整和提供儿童津贴后，抗议很快平息。但这是族群问题——族群与贫困、族群与边缘人群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出现在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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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瓦迪萨利布骚乱的报道并没有阻止1960—1964年到达的摩洛哥移民浪潮。这些报道也没有促使移民吸收当局阻止这场移民，即使他们认为摩洛哥移民是非常令人烦恼的，构成了混乱的威胁。研究者亚隆·楚尔（Yaron Tsur）认为当摩洛哥移民指责“波兰人”——一种包括所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贬称——造成了他们的困难时，他们对待犹太国家的态度仍是积极的和爱国的。犹太民族主义因为摩洛哥犹太人生活的不稳定和不安全，连同当地发生的经济危机，产生出更大的能量，这种力量要比他们对以色列当局，以及对当局对待摩洛哥犹太人的态度的不满显得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超过10万摩洛哥犹太人的移民活动，这显示出国家责任的意识超越了对于移民特征的保留态度。以色列国不能对阿拉伯国家中最大的犹太社群关上大门，他们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并依赖当局的仁慈。而且，犹太国家增强其犹太人口的需要比对任何社会和族群的保留意见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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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绝大部分的移民都被派到发展城镇，在那里他们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这些城镇被作为大城市和边远农村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及周围基布兹和莫沙夫的商业与文化中心。问题在于，已经建立的地区委员会与发展城镇平行，发挥着同样的职能。这些城镇被期望成为田园城市，但它们的审美标准非常低，因为那里的城市中心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商业或文化服务。绝大部分城镇依然很小，在2万人以下——通常，2万人的人口规模才可以确保居民拥有充分的市政服务。在许多城镇，地方领导人对这些居民感觉没有任何责任。人口的流动率很高，而将居民从老的伊休夫带到这些发展城镇的尝试并不成功。学校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其质量也低于地区委员会的学校，基布兹，甚至新莫沙夫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地区委员会学校上学。绝大部分发展城镇的主要问题是极不健全的就业基础设施。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工业的建立，包括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业的建立，一些发展城镇才得以打破长期性失业的循环并显现出复苏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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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些城镇中也存在不同。贝尔谢巴成为内格夫地区的首府，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阿什杜德也差不多，其港口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阿什克伦结合了旅游业和工业。最后建立的两个发展城镇阿拉德和卡梅尔，建立在系统的规划基础上，吸收了之前错误的教训而得到了改进。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发展城镇才实现了人口和就业的稳定增长，并具备了一些文化机构。在那之前它们都很贫穷和落后，这种形象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来自东欧的移民，主要是罗马尼亚的移民，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派到这些城镇，后来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而离开了。结果是强化了留守居民的耻辱感和被剥夺的意识，与此同时增强了由“第一批以色列人”所制造的这些城镇密兹拉希人口（主要是摩洛哥移民）与那里普遍的贫困和受忽视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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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移民浪潮都尊重那些先来者，同时蔑视后来者。在以色列，移民吸收过程体现了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希望和欢迎移民的。国家有责任鼓励移民到来，并在他们进入以色列后提供指导和管理。很难想象有其他国家像以色列这样，对移民投入了如此之多。因此，以色列同时戴着成功之冕和遭受失败的荆棘之冠。将移民强制安置到边远地区的尝试——这是老的移民人口并未从事的使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导致大量的痛苦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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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吸收移民并非为了将他们当作胶泥来使用，并肆意羞辱或伤害他们。相反，它认为尽快将这些来自前现代社群的人带入现代性的神奇之中，对他们以及以色列国来说都是好事。因此，吸收当局毫不犹豫地抹去古老的习俗，瓦解古老的社会结构，摧毁公认的传统秩序。绝大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热爱和尊重宗教传统。那些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父权制家庭。尊重长者、会堂和社会习俗——从衣食到婚姻典礼和宗教仪式——都是大部分人世代以来生活的一部分。移民过程破坏了家族并削弱了长者和家族首领的权威。宗教丧失了它的主导地位，移民整个的生活方式都遭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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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的有些因素被以色列社会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年轻女孩的早婚、一夫多妻制和妇女在家庭中的低下地位。在这些情况中，旧的与新的需求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关于密兹拉希移民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有必要加速现代化进程是值得怀疑的。以色列顾问、教师、军官试图将规范和行为标准强加给移民，这与他们从来源地带来的习俗相冲突。延后满足的价值和社会学家称呼的“成就综合征”，是现代西方人的典型特征，对许多移民来说是陌生的，适应它们是有困难的。最初的遭遇导致在青年一代中出现一种同化进本土以色列人群体的趋势，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作“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过程。但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在以色列开始备感亲切，更多将他们自己认同为以色列人，他们回想起过去在丧失其原有的族群认同、接受以色列性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并要求他们来源地文化中遗失的因素被承认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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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丧失了他们移民前的文化根源。对于东欧移民来说，遭遇老伊休夫的文化，不同于他们成长的环境，要求他们思维方式以及行为和文化规范发生转变。但由于绝大部分东欧移民来自被战争和大屠杀摧毁的犹太社会，发生在以色列的认同重塑要比那些遭遇以色列现实时其认同被动摇的创伤程度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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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是对“熔炉”政策及其后果进行反省的首次尝试之一。与他们一开始对大规模移民的敌对态度相对，伊休夫老成员现在对莫沙夫和发展城镇定居者作为“不情愿的先锋”有了更为平衡的看法，并对其吸收过程中的困难和痛苦遭遇有了某种理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参与，提升了摆脱熔炉政策的可能性，这种政策创造了一种“高压锅”般的态势，促使传统文化发生快速变化，变成他们所称呼的“犹太炖菜”（这种传统的犹太炖菜通常需要一整晚的慢炖）。他们建议降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考虑和关注移民的传统文化、领导层和整个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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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一种将最终出现的以色列多元文化而不完全是伊休夫文化的可能性的首次讨论。会议参加者对于多元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并不确定，但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表达他们对移民所遭受的文化强制的不满，并要求移民的自治权被承认。这场辩论也首次引起了两大国家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人口族群分布和整合不同社群。边远地区主要安置密兹拉希移民，而中心地区主要居住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宁愿生活在宗族单元基础上的同质的定居点，这为应对吸收过程中的困难提供了一些安慰。仅有2%的老一代以色列人居住在边远地区。“今天伊休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它在建国之前歌颂的价值目前仅仅是一种声明。”阿里亚B协会的成员以及伊拉克移民莫迪凯·本·波拉特声称。[13]本·波拉特提及老成员不情愿响应国家有关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呼吁，但他的话也适用于老成员对待整个大规模移民事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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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手段：学校、军队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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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局结束对移民的控制后，移民过程开始组织化和系统化，但它仍然没有考虑社会化的需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当局转而集中于基本需求。其他需求则被期望自行其是。而社会化过程的出现，不彻底也不完美，但其成效与日俱增。主要的社会化工具是学校、军队和政治。在一开始，伴随着成千上万移民的到来，人们充满了热情，“工人队”的工作坚决并致力于在移民营建立教育系统。随后立即引发了抗议，因为教师毫不犹豫地告诉学生切断他们的传统，扔掉他们的帽子，背弃他们的宗教传统。男女在教室里坐在一起学习，而无视其父辈的传统。教师、劳工运动的毕业生认为这是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一步。但对于宗教团体来说，这等于迫使虔诚的犹太人走向叛教，触及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话题。以色列的守教犹太人不接受宗教教育而代之以在非宗教的环境中学习，这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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