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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建立的头19年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快速的变化，以及在社会思潮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冲突。从一种全景式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是民族精神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色列人将这个国家看成是犹太复国主义观念以及古老的犹太拯救愿景的实现。这种积极的态度体现在公众对以色列国防军的热情上，他们对国防军在边境所采取的报复性行动表示广泛赞同（参见下一章），对1956年西奈战役感到振奋，竞相吟诵着以色列国防军军乐团演奏的流行歌曲的抒情歌词。不过，最近的观察显示，这种看起来铁板一块的民族精神已开始出现裂痕，其中已能够听到预示着变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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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巩固其新的土地所有权的方式是清除之前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残迹。阿拉伯村庄和城镇被赋予希伯来语名称。其目标是通过消灭阿拉伯地点的最后遗迹并以新的定居点取而代之，以实现以色列地图的犹太化。新的名称有时候是根据之前的阿拉伯名称，由希伯来语音译过来的。这些努力旨在恢复《圣经》、《密西拿》和《塔木德》中所载地点的希伯来语名称，而这些地名的阿拉伯语版本已经众所周知。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第一和第二圣殿时期的某些犹太地名被辨识出来，新的定居点就以它们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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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在以色列地图犹太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其目标是通过揭示过去来证明古代时期这块土地的犹太所有权，进而使当下看起来是过去的一种自然演化。在不能找到同犹太人过去联系的情况下，新的定居点就以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或那些帮助建立以色列国家的知名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名字来命名。通常，在一些混居的城镇，以穆斯林或奥斯曼英雄来命名的街道被替换成具有犹太含义的名称。这样，雅法的主街道变成了耶路撒冷大道。即便阿拉伯语同希伯来语和英语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它却从地图上消失了，只有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一些阿拉伯村庄除外。政府名称委员会的成员们试图从人们记忆中清除诸如塔比耶（Talbiyeh）、马勒哈（Malha）、卡塔蒙（Katamon）、瓦迪萨利布（Wadi Salib）或卡布里（Cabri）之类的地名是徒劳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偏好使用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名称，而不是由该委员会下令使用的合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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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希伯来化的时代，不仅在定居点名称方面，也体现在个人姓名方面。早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就有一小部分犹太人希伯来化他们自己的名字，本-古里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保持着他们原来的名字，这些名字表达了他们同家庭、出生地和过去的联系。但对于本-古里安来说，移民巴勒斯坦象征着再生。（他要求他的墓碑上只署上他的出生和死亡日期，以及这样的碑文：“1906年移民以色列地。”）现在本-古里安要求部队军官和国家官员经受他所经历的同样过程，坚持认为国防军将军应希伯来化他们的名字，才可以向总参谋部宣誓就职。这样，Yigael Sukenik就变成了Yadin, Yigal Paicovich变成了Allon, 而Shimon Koch变成了Avidan。“我在几天前改了我的名字，这样也改变了我的身份。”新任司法部长乌里·海因斯海默（Uri Heinsheimer）写道，他选择Yadin这个名字。[1]许多新移民，尤其是较年轻的移民，也加入这种象征性地清除他们古老的身份，采纳一种他们感觉是新的，且更加适合于此时此地情境的新身份的行动之中。希伯来语名称清除了他们种族性的流散身份，并为进入初生的以色列社会架设了一座桥梁。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新名字是一种由整个家庭做出的集体性决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宁愿保留他们原来的名字，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对于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保留他们的名字意味着保存已经消失的家庭的名字和记忆。所以，民众姓名的希伯来化只是部分地取得成功，主要是在军队和政府官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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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大约70%的犹太人说希伯来语。随着大规模移民潮的到来，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只有很少的移民说希伯来语。例如，即使那些来自也门的犹太人，从宗教小学（heder）的课程中学习希伯来语，但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口头语言。那些没有在宗教小学学习的妇女，既不知道怎么说希伯来语，也不知道怎么用希伯来语读写。给成千上万的移民教希伯来语的需要成为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种关键途径，这一点不言自明。但是，达到这一目标要求相当多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对于移民来说，他们也需要有意愿花时间投身学习。希伯来语培训班乌尔潘（ulpanim，单数为ulpan，集中学习希伯来语的学校）在移民营里建立起来。教师主要也是那些在他们移民前所在国担任教师的新移民。多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希伯来语培训班毕业，主要是受教育的人群和职业人群。以色列国防军也建立了一个希伯来语培训班，以确保其士兵能够用希伯来语进行交流。其他一些不是那么集中的希伯来语课程通常由教师经验不多的志愿者或女士兵来教授，他们还尝试和那些不总是能够胜任任务的、倦怠的和感到沮丧的人一起工作。反复地征召志愿者来教成人希伯来语也显示，这种志愿者是非常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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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成为语言混杂之地。为了让移民意识到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国家电台——以色列之声（Kol Yisrael）用移民使用的各种不同语言进行广播，但这只是一种部分的、暂时性的解决方法。与此同时，外国语言的报纸也兴盛起来。大量使用各种不同语言的报刊得以出版。城市中每一种可以想象的语言的图书馆都在对公众开放。戏剧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则以意第绪语呈现。希伯来语的狂热分子发出警告：各种外国语言正在控制着公众领域！这一反应相比伊休夫时期是一种倒退，伊休夫时期，语言捍卫者团体抗议在街道上使用德语或意第绪语。这种危险现在看起来更为严重：希伯来语在将要成为大多数的移民人口中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这种关切是极为夸张的，因为，事实上，希伯来语的灌输是通过儿童才能达到顶点，儿童在每个教育层次上都学习希伯来语，并且将其带入家中，有时还拒绝用他们的母语同父母交谈。幽默作家埃弗拉伊姆·基顺（Ephraim Kishon），一位来自匈牙利的新移民，他在以色列学会希伯来语，并在几年时间里将之变成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工具。他曾经写道，在以色列，孩子们教他们的母亲学习他们的母语。这一经典的阶段反映出移民国家的现实，这里存在巨大的力量促进移民融入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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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现实，人们很难理解那些在1957年以前一直禁止出版任何意第绪语日报（他们允许出版周刊和一周发行不超过三期的报纸），以及试图禁止在以色列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意第绪剧院的教育部官员的担忧。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竞争因为大屠杀的发生而悲剧性地宣告结束，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到杀害。在以色列生活的现实中，意第绪文化除了是一种社会残留外，没有更多的内涵。甚至对于意第绪文化的斗争也变得无关紧要。不过，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拉维夫当地一家意第绪剧院的开张遭到禁止（尽管允许来自国外的艺术家演出）。甚至希伯来语的坚定捍卫者本-古里安，虽然曾激烈反对在伊休夫公众领域使用意第绪语，但也找不到理由阻止那些文化语言为意第绪语的人享受用那种语言所进行的演出。但是政府并不赞同他的观点，而哥尔德法登剧院也注定要关闭。只是在其创建者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并赢得这场诉讼之后，这家剧院才成为一座永久性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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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意第绪语的故事就是熔炉政策故事的缩影，这一政策狂热的实施者认为，来自所有流散地的移民都应当立即而且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随身带来的文化和传统，同时接纳当地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策。事实上，移民创造了提供文化需求的壁龛。这些壁龛并不打算取代以色列文化，而是与其并存，每一种“上帝的小地产”都属于一个流散地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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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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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灌输民族精神的工作达到高潮，适合主权国家的民族象征符号也必须加以更新。建国之前，由赫茨尔仿效祈祷披巾所设计的蓝白旗帜，以及《希望之歌》——锡安主义颂歌被保留下来，这首歌被死亡营里那些走向焚尸炉的犹太人一路吟唱并广为传播，体现出更加深刻的意义。这些被用作国家标志的象征符号，从众多的竞争性的设计方案中选出。仿效罗马征服者从圣殿中掠夺的7支烛台所设计的标志基于对罗马时期提图斯凯旋门的描绘，这是现在与过去历史之间的又一种联结。邮票、纸币和硬币——所有这些在古老国家中理所当然的主权象征符号——都加以重新设计，“这在2000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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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0年中，诸如独立日、以色列阵亡士兵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之类的民族性节日和纪念日得以确立。独立日是希伯来历以珥月的第五天，也就是英国高级委任专员离开以色列的那一天（1948年6月14日）。几年之后，独立日之前的一天被确立为阵亡士兵纪念日，这一决定源于阵亡士兵家庭的临时性动议，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支持，适时地得到了官方的批准。阵亡士兵纪念日和独立日如此靠近激起了复杂的情感，以至于有一些人甚至反对这种从哀悼到欢庆的迅速转变，因为这让欢庆活动变得令人沮丧。但最终阵亡士兵家庭和地方议会的影响占了上风，两种纪念仪式如此接近地举行，反映了哀悼与欢庆紧密相邻这一以色列生活的缩影，一种“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以西结书》第16章6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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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被选为国家纪念场所。国家军事公墓位于那里，包括赫茨尔在内的一批国家领导人和名流的遗骸以国家仪式被重新安葬在那里，而那些并没有为他们自己选择别处安葬地的以色列总理和总统的坟墓也位于那里。公墓的设计和墓碑的样式都遵循欧洲类似的纪念场所的风格。石碑都是统一的类型，旨在强调所有死者的平等。景观建筑唤起平静与安宁。在独立日前夕，赫茨尔山会举行点燃12支火炬的仪式，12支火炬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部族。起先，这一仪式具有军事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间性元素越来越得以突显。一年一度的对同一形式和文本的礼仪性的重复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种国家传统，因为在犹太传统中没有此类仪式。六日战争后，在西墙举行的一种仪式得以添加进来。这两种仪式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西墙仪式是一种宗教性仪式，仪式上会诵读“充满怜悯之心的上帝”的祷词，也会以传统的形式来吟诵纪念（Yizkor）祈祷词，而赫茨尔山举行的仪式本质上是世俗的，强调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特征。对于后者，Yizkor诵读是从贝尔·卡茨纳尔森所创作的纪念特尔海（Tel Hai）沦陷的颂词改编而来，以“愿以色列人纪念”，而不是“愿上帝纪念”开篇。这一仪式还伴随着源自锡安主义传统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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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流派的会堂中，独立日要吟诵《诗篇》第113—118章的赞美祷词（Hallel），并且要为国家的福祉而祈祷。在国家初建的日子里，曾经尝试仿效逾越节家宴设立独立日“家宴”（Seder），这是一种节日性的家庭宴会，伴随着国家建立的奇迹，不过，这一观念并没有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独立日前夕的庆祝活动试图效仿1947年11月29日的激情与兴奋，那时，人们成群地、自发地涌向街头跳舞。在早期，以色列人喜欢公开举行庆祝活动；他们走上街头并形成了舞蹈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发性的舞蹈圈慢慢地衰退，并让位于表演艺术家阶段，这些艺术家试图通过观众参与来激发欢乐的气氛。很多年过后，这些庆祝活动日益变得私人化。最初，人们在他们家中举行私人篝火野餐和派对；后来，独立日逐渐变成以自然为中心的家庭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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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独立日的一大特征是公民和军队之间的遭遇。1949年计划中有一次通过特拉维夫街道的阅兵。然而，民众的过度热情，连同组织上的经验不足使得阅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阅兵的队列中，而这次阅兵在民间记忆中被认为是“一场没有行进的阅兵”。它的目标是要展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这几十年中，华沙条约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游行。即便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进行了军事上的展示。在以色列，游行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节目。早在游行之前的一天晚上，人们就纷纷沿着行进的线路占据他们自己的位置，尽管存在拥挤和不适，但成千上万的人都争相朝着游行队伍欢呼。公民对步兵、装甲兵部队以及空军飞行队列的热情不是在表达军国主义——公开的或隐秘的——而是犹太人真正需要看到保护他们的军事力量。这是自豪和安全的来源，在这种展示中，有着面向广大民众的、令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力量。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军事力量得以充分展现之后，这种阅兵活动开始显得多余，并在1968年独立日之后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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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国家象征符号的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兵役是普遍性的，除了几千名耶希瓦的学生、阿拉伯少数民族以及基于宗教原因要求豁免的妇女之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将以色列国防看成是人民的军队。甚至在反对派知识分子圈，如乌里·阿维内里（Uri Avneri）以及与之同类的人，从他们年轻时代开始就对以色列国防军保有一种温和的立场，并且没有将之包括在他们所进行的制度批判的范围内。预备役提供了一种与社会各阶层交谈的平等经历。在精锐部队，如伞兵部队、纳哈尔（战斗先锋青年旅，Noar Halutzi Lohem的首字母缩写，俗称“Nahal”），或作为空军飞行员，后来在戈拉尼旅和装甲兵团服役，被认为是进入以色列社会的入场券，而来自“第二以色列”的人——新移民——则将军旅生涯看成是个人提升的机遇。军队也被动员起来履行国家使命，比如发洪水时在中转营提供帮助，还有给新移民教授希伯来语。虽然政党涉嫌保护主义，但军队被视为超越于政治对抗之上，并且作为一种体制，尽管接受了军事等级，但平等仍是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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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国家地位和巨大声望是由自己的宣传机构——其报纸和广播电台，尤其是由纳哈尔剧团领导的文工团培育起来的。他们的歌曲和幽默短剧在当时的文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成为国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例如，他们的爱国歌曲成为青年运动剧目的一部分。他们鼓励志愿参加军事任务、奉献和甘愿牺牲，但他们也嘲弄服兵役，赞美对和平的渴望。这个国家的主要作家和作曲家都为这些剧团创作歌曲。这样，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因她的第一首歌《一个流浪的歌手》而引人关注，并大受欢迎。几十年来，最初出现在军队文工团中的艺术家和艺人转移到更广阔的娱乐和戏剧世界。由埃弗拉伊姆·基顺所描绘的英雄萨拉·沙巴提（Salah Shabati），首次由纳哈尔剧团演出，成为一个经典的、长期上映的剧目。这一角色当前被解释为嘲弄新移民和诋毁他们的文化。但在原来的背景下，沙巴提看来像一个精明的大众英雄，他以基布兹成员（kibbutzniks）的面目出现，成功挫败了那些古老文化的代表向他灌输他们价值观的种种可悲的企图，并在智力上战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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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尔部队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与基布兹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帕尔马赫国家版本的一种，帕尔马赫也将这两种使命结合在一起。国防兵役法规定每个士兵至少在农业工作中服务9个月，这是一种在士兵中灌输“适当”特征的不加掩饰的尝试。以色列议会各党派都热切地支持这项法律。但结果证明这项法律并没有得以贯彻，因为士兵们需要履行军事职责。因此，纳哈尔旅就建立起来，配备了有组织的农业培训核心团体（gar‘inim）——他们在基布兹中承担部分兵役——中青年运动的毕业生。被认为是杰出战斗部队的纳哈尔，也沿着边境建立了基布兹，受到了公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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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尔的地位对于那些年里表现明显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种矛盾的案例。随着国家的建立，老兵精英，尤其是基布兹运动，往往倾向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私人运动议程而非国家议程优先的偏好是那些知名的社会斗士所经历的疲乏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在付出沉重的人力、财力才赢得胜利的独立战争之后。伟大的民族使命已经实现，国家成为现实。基布兹运动在伊休夫时代承担了特殊的角色。同时，基布兹运动没能找到一种直击新移民内心和思想的方式，由此也失去了征募新成员的能力。它们在新的现实中定义其国家角色方面也存在困境。纳哈尔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已在大屠杀中消失的散居地先锋训练团体。但是，其声望并不能掩盖日益减弱的基布兹所发挥的作用，基布兹的成员正要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那些在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基布兹也被要求重建。青年运动如它们在建国之前时期一样，在城市表现活跃，尽管它们没能吸引大量成员加入，且其中大部分成员在加入纳哈尔之前已经离开青年运动。这些运动仍旧以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其成员并努力培育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蓝衬衫、无袖短上衣、女孩的长辫子、凉拖鞋、不化妆、民间舞蹈，以及古老的俄罗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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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与本-古里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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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运动并行，出现了一种“沙龙”青年文化，其追随者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ivis Presley）、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和保罗·安卡（Paul Anka）的粉丝。作为欧洲文化的追随者，他们发现了美国的牛仔裤，并到舞厅跳舞，并且不太关注意识形态。这两群年轻人的文化风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长城，他们会根据他们的喜好移向另外一方。西方文化用了很长时间才传到以色列。去外国旅行是昂贵的，并且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但时尚还是通过报纸、杂志、电影以及各种方式记录的音乐传到以色列。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包括当时美国出版的战争小说：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利昂·尤里斯（Leon Uris）的《战斗召唤》、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和死者》、欧文·肖（Irwin Shaw）的《幼狮》。杰克·伦敦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成了畅销书，还有这一时期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美国大众文学。这些书籍取代了之前几十年的苏联战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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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西部影片培育了广阔而开放的空间神话，并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有记者声称帕尔马赫是由伊茨哈克·萨德（Yitzhak Sadeh）和加里·库珀（Gary Cooper）创建的。独立战争之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前往法国学习法国文化，有些甚至去了美国；他们也因此将这些国外的影响带回以色列。虽然左派认为西方文化是衰落的且注定走向灭亡，但仍然是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内心所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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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夸张的是，集体主义精神显得至高无上，出版社、电台，甚至是文学都在着力培育这一精神。尤为典型的是，拿单·沙汉姆（Nathan Shaham）创作了一本小说，题目就叫“第一人称复数”。但与此同时，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也在出现。它并不违背爱国主义或寻求挑战的年轻人甘于牺牲的意愿，但确实与强调同辈群体和整体社会（与个人相对立）的古老社会结构相冲突。这种个人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年轻人反复尝试到达佩特拉，一个迷人的纳巴泰人区，约旦的非犹太地。远足佩特拉是帕拉梅尼克斯徒步“征服”这块土地的当代替代品，它也带有穿越边界和敢于打破惯例的意义。作家纳奥米·弗兰克尔以惊叹的笔调描写了最后的游侠梅厄·哈尔-锡安（Meir Har Zion，摩西·达扬称其为自巴尔·科赫巴时代以来最出色的犹太斗士）：“打破限制和惯例、踏上前人从未踏上的道路、到达山之巅峰、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看见人们从未看到的地方，总有一种自由扩张的感觉，所有这些的超凡动力源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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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色列地到以色列国的转变给年轻人施加了一种实际的和精神的边界，他们感到自己已经错过了为以色列独立而战的挑战，再没有如此勇敢的使命留给他们。今天，“年轻和不安的”的沮丧引导着他们艰苦跋涉，进入尼泊尔、南非或印度。但是，那时边界已被关闭。“很少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出于对边界的失望，对自由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渴求“自由扩张的情感”，弗兰克尔写道。[2]到佩特拉的远足是一种企图突破重围，冒着危险、鼓足勇气更上一层楼的尝试，这是有吸引力的尝试，尽管，或者因为事实上有人已被约旦边防军杀死，很显然，开始这样一种远足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俄罗斯式的轮盘赌暗示，而是以色列版本的危险的浪漫，只适合于那些准备打破惯例和拒绝社会权威的个人主义者。这种远足者是新的孤独英雄，就像西部大片中骑行在日落里的英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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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现实似乎是革命性的，因为它重塑了一片领土并创造了一个国家。但对那些成长于伊休夫时代的人以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来说，这个时代是极度失望的时代。正是现在，国家建立之后的日子里，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例行化的事实。地下斗争的惊心动魄、个人牺牲、监禁、示威、非法移民、绝望的战争，所有这些都不复存在。现在是每日做平常工作的时候了，但对这一点，有些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都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战后返乡的士兵，当他们意识到生活还要继续，意识到对于新的和更好世界的希望被夸大了的时候，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幻灭综合征，这一病症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认知。对于一些1948年入伍的士兵，国家似乎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歪曲。之前的帕尔马赫成员从来没有原谅本-古里安解散帕尔马赫的行为。可耻地解散他们的指挥官伊戈尔·阿隆的部队，是另外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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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年轻人都妖魔化了本-古里安并且拒绝“本-古里安的国家”。1948年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组织马帕姆（统一工人党）受到苏联的束缚（至少到1956年，它才摆脱苏联的制约），苏联增强了统一工人党对本-古里安的敌意。本-古里安通过解除他们之前对于国家的使命承担了淡化其作为革命先锋的责任，而且还将以色列国家的航船导向了西方。对于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都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左翼文化周刊《马萨》（Masa）表达了对本-古里安国家的沮丧和愤怒，这不是其追随者祈祷建立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埃特泽尔和莱赫战斗者认为本-古里安篡夺了作为土生子（the native sons）的战斗者本该享有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敌意因为“狩猎季”行动（1944年展开的一次行动，哈加纳将埃特泽尔战斗者交给了英国）和“阿尔塔莱纳号”货船事件的记忆被强化；这些事件对于他们敌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们将本-古里安描绘为一个邪恶的、魔鬼般的统治者，屈服于任何恶棍穷凶极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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