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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1 20世纪50年代，两个文学圈子及其所产生的作品聚焦了年轻人的反抗，这些反抗更多地是通过对本-古里安国家（这一词汇是一种神话式的表达，表示本-古里安掌握了远比他作为总理实际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的权力）的敌意而不是自身的意识形态而联结在一起的。这两大文学运动的主力都是帕尔马赫时代以及与“迦南”圈有联系的作家。帕尔马赫时代的作家，如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阿哈龙·麦吉德（Aharon Megged）、摩西·沙米尔（Moshe Shamir）、以加勒·莫辛索恩（Yigal Mossinsohn）、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阿米尔·吉尔伯（Amir Gilboa）以及其他一些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走到了前列。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与马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所呈现的是“土生子”，即斗争和战争时代在这个国家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经历。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远离了来自流散地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摩西·沙米尔出版的纪念其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兄弟埃里克（Elik）的作品《用他自己的手：埃里克的故事》，以“埃里克出生于大海”开篇。这句话成为文学上的口号，定义了典型的萨布拉，或者叫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出生于特拉维夫的海滨，没有过去，没有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沙米尔徒劳地争辩说这不是他的意图，他所有的意思只是表明他的兄弟喜欢在特拉维夫的海滨度过时光。这句显现出其自身的生命，尤其是在文学学者格尔绍恩·谢克德（Gershon Shaked）在他关于新希伯来文学史著作中使用它作为有关那一代人作品的章节标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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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3 这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代作家，对他们来说，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经历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年轻作家同那个时代世界文学的联系经过了苏联的过滤。在希伯来文学翻译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苏联战争文学的影响，而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复制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莫斯科主导性的文学样式。它迎合了那些寻求英雄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传奇的文学表现的读者的需要。而这类书籍在独立战争之后蜂拥而出也正迎合了读者的期待。所有批评对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都没什么兴趣，而对于英雄的描绘也屈从于公认的叙述，如摩西·沙米尔的《他在战场中走过》（He Walked in the Fields），内森·沙汉的《他们明天就会到达》（They’ll Arrive Tomorrow），以加勒·莫辛索恩的《灰如麻袋》（Gray as a Sack）、《内格夫的黄沙》（Sands of Negev）、《一个男人的道路》（A Man’s Way），以及乌里·阿维内里的《在非利士的战场上》（In the fi elds of Philistia）。S. 伊兹哈尔（S.Yizhar）早在1949年出版的两个故事《赫贝特·黑兹阿赫》（Hirbet Hiz’ah）和《俘虏》（The Captive）属于例外，它们在涉及阿拉伯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逐的问题时，强调了道德困境。伊兹哈尔不朽的小说《洗革拉的日子》（Days of Ziklag）记录了一个犹太士兵小分队试图守住内格夫山顶岗哨赫贝特麦克哈兹（Hirbet Mekhaz）这个7次易手的战略要地的故事，这本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在这本书中，出生于本土的1948年战斗者的神话达到了顶点；不过，伊兹哈尔也开始粉碎这一神话。他并没有明确赫贝特麦克哈兹是不是大卫在扫罗前逃往的《圣经》地洗革拉，或者只是另外一个缺乏任何《圣经》光环的不知名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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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5 第二个知名的文学运动是“原住民”（native）运动。迦南主义是一种文学、社会和政治现象——一种从无到有创造一种地方身份的大胆尝试，试图从流散地的犹太民族和犹太历史分离出来，但却与这块肥沃新月地带的古老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的创立者约拿单·拉托什（Yonatan Ratosh）出生于波兰，被诗人亚伯拉罕·斯隆斯基（Avraham Shlonsky）贬斥性地冠以“迦南人”之名。拉托什是一名极端右翼分子，埃特泽尔（犹太地下组织）和莱希（Lehi，“以色列自由战士”）的支持者。作为一名天才诗人，他吸引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追随者，这些人由于一种神奇的、作为深深植根于中东的古代闪米特认同一支的以色列认同观念团结在一起。拉托什设想希伯来人作为该地区众多民族的古代领主，希伯来语作为主导性语言将这些民族再一次团结在其麾下。他的观念涉及希伯来人对于阿拉伯人统治地位的确认，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民族必须接受希伯来人的统治，无论是出于自由的意愿，还是强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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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7 拉托什表达了对获得本土身份的渴望，这一身份使年轻人摆脱了与犹太历史的复杂联系，20世纪40年代在这个国家出生并成长的年轻人已经感知到这一点，他们的经历中缺少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令人感到振奋的事件，生活退化、单调乏味，与正在出现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并没有关联性。哈伊姆·哈扎兹（Haim Hazaz）1943年出版的象征性的故事《布道》（The Sermon），其中的主角尤杜科（Yudke）建议同犹太历史分离，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在年轻人的地方性认同中，拉托什看到了一种要打破与民族母体犹太教联系的新的国家内核。这个国家将有一种非宗教认同，依靠领土和语言，正适合于神话式过去的家族谱系。迦南人的观念生来就反对20世纪30年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考古学发现的背景，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迷人的统治、艺术、文学以及其他文化形式的世界，这一世界看起来与古希伯来文化存在联系。然而，这一联系不是同希伯来人的一神信仰以及他们的哈拉哈（律法）之间的联系，而是同富有原始激情和美丽的异教文化与侵略性文化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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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9 从巴勒斯坦伊休夫早期时代开始，在新出现的本土性认同与打断这一认同的移民潮之间就存在着张力。早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莫沙夫中成群的年轻人就凭借所谓的“土著”的身份自视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移民的中止，尤其是大批出生并成长于这个国家的青年一代的出现，这一认同得以强化。这一认同意识是拉托什获得来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年轻知识分子支持的基础。诞生于流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旨在为在民族主义时代面临生存危险的犹太民族提供解决方案。拒绝流散意味着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拒绝在作为多数派的、交战的和好战的民族中存在，以及脱离土地和生产性生活而存在，因为这使得犹太人依赖另一个民族而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完全改变犹太人生活的现实。这就是巴泽韦斯基（Berdyczewski）和布伦纳的方法，这个世纪伟大的转变“流亡的拒绝者”。这也是本-古里安的途径，他总是说他“拒绝”流亡。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将自身看成是犹太民族世代相传的链条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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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1 另一方面，迦南人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属于犹太民族。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以色列地出现的一个新民族的开端。正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成长的经历一样，移民隔断了与他们原来社会的联系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实体，所以，以色列的希伯来人将是一个新的民族，是从其父辈中分离出来的。迦南人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本土文化的表现上远比支持他们的人数要突出，事实上，他们只有一些边缘性的支持者。本杰明·塔穆兹（Benjamin Tammuz）、摩西·多尔（Moshe Dor）、阿里耶·希文（Aryeh Sivan）、阿摩司·肯南（Amos Kenan）、阿哈龙·阿米尔（Aharon Amir）等作家和诗人，是这些“土生子”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认同拉托什的意识形态。哈伊姆·古里受这一意识形态吸引多年，尽管他并没有认同它。即便如此，他还是声称在出生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心里，以及在劳工运动世俗学校的教育中，迦南主义的种子已经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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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3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运动的杂志《第一》（Alef）创刊。在这些年里，迦南主义文学一度繁荣并作为“帕尔马赫一代”文学的对立形态而存在。这种有意为之的本土文学描绘了当地的景观和作家的经历。它没有意识形态和特定的世界观，既没有驱动“帕尔马赫一代”前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反，它表现出接受不同的、具有诗意和梦幻色彩的文学思想及风格流派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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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5 虽然表面上看，这是迦南人最美好的时候，但事实上拉托什的信条已经被摧毁了。本土性认同的最初萌发已经被20世纪50年代到达以色列的大规模移民潮所扫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来的移民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陌生人。许多人，尤其是密兹拉希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保有同传统和宗教的联系，同迦南人狂热的世俗主义是相抵触的。这些移民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是其认同的核心，他们的移民行动正是这种联系的物质性表达。一个移民国家不会为迦南人傲慢的本土主义和他们的支持者提供空间，尤其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现在也只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少数群体。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本地人”对于新移民抱有敌意，因为这些新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物质和人文景观；他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们的”国家。S. 伊兹哈尔这位1948年一代中最伟大的作家，以他的著作来纪念以色列地的认同，他在书中描写了在独立战争中战斗的年轻人，还描绘了古老家园的景观：隐藏在丘陵褶皱中的阿拉伯村庄，浪漫的柑橘园和水洞——所有存在于这片处女地上的景象都被移民大军和以色列的加速发展所淹没，迷人的过去也都走向终结。这种对于新移民来说很陌生的浪漫主义塑造了伊兹哈尔及其众多同代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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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7 以色列社会、过去的意义和大屠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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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9 新的民族国家通常倾向于突出过去的记忆来支持现在的合法性。因此，在以色列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历史是文化体验的中心。《圣经》扮演了一种主要的角色，这本书颂扬了犹太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古代历史的荣耀。它不仅被认为是犹太人有回归国家权利的证明，也是犹太教赋予世界的普遍观念的来源。教师使用《圣经》故事带他们的学生面对面地感受古老家园的风景，它的统治者和战士，以及反对统治者残暴统治并为社会正义而战斗的先知。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最早定居的时代开始，《圣经》就成为一种文化和教育资源，反映在小说、诗歌、成语和《圣经》诗文中，它们进入口头语言中并丰富了其内容。基于《圣经》故事之上的历史小说，在伊休夫时代已经流行，这些历史小说使得《圣经》的过去走向真实。真实化《圣经》的过去在国家建立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国家的建立、战争、大规模移民、大面积征服都从《圣经》中借用了术语来加以描绘：流亡者的聚集，旷野的一代，约书亚、大卫和歌利亚时代的土地征服。在国家建立之前几乎没有提到《圣经》的本-古里安，现在也开始广泛地引用《圣经》。在犹太人研究以色列地及其古物协会（Jew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Antiquities）1949年大会上，他将《圣经》提升到唯一的典范文本的地位：“犹太国家的实业和教育未来要建立在这两种事物之上：以色列地和《圣经》。”[3]本-古里安声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服使得《圣经》成为当代现实的一部分，而约书亚成为他最敬佩的英雄。考古在具体化《圣经》叙述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本-古里安宣称，这个国家广袤的区域已经展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面前，他们能够澄清模糊的《圣经》事件。然而，考古学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它将过去转变成现在并合法化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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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1 《圣经》甚至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的强大力量，至少到六日战争之后仍然如此。用来测试通晓《圣经》程度的小测验，成为独立日庆祝活动的一个主要事件，其流行程度堪比以色列国防军的阅兵。考古学成为一个流行的爱好，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开展挖掘和召开会议。考古发现被解释为验证《圣经》故事，并将它们从神话转变为历史资源。在独立战争前夕发现的“死海古卷”，到达以色列后，引发了对这个公元1世纪产生的、与希伯来《圣经》文本相同的资料研究的热潮。1965年，盛放这部经卷的圣所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举行了落成典礼；经卷被安放在那里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种象征。对考古学的热情并不仅限于第一圣殿时代的发现。证实约瑟福斯关于犹太人反抗罗马军团的起义故事的马萨达挖掘，也产生了巨大的热情，马萨达成了朝圣之地。1960年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书信以及他手下的士兵残骸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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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3 1961年，在独立日前夕传统上总理对国家的广播中，本-古里安提到了过去一年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士兵的遗骸和书信；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一审判早在几天之前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这两大事件象征着这个国家两种有重要影响的神话：第一，以色列在自己土地上的遥远过去和犹太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第二，最近的劫难——大屠杀。第一个神话代表犹太历史作为一块领土以及居住其上的主权民族的历史，而第二个神话强调了流散地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延续性、犹太人的悲剧，以色列作为难民国家的使命以及记忆那些逝去生命的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在本-古里安的讲话中，这两个神话的共存暗示了建立于领土之上的本土性认同与建立于民族历史之上的犹太认同之间的隐秘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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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5 甚至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以色列已经表现出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再生而战的姿态。它接受大屠杀的事实，并将之作为这个国家的一种建构性神话，认为自己既代表正在存活的犹太人，也代表那些已经逝去的犹太人。这种源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将自己看成是整个民族的合法代表。犹太人被给予国家以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降临其头上的巨大灾难之补偿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观念都被相信作为国家建立的理由。建立国家的努力与向大屠杀幸存者打开国家之门，以作为他们所需要的并且能够重建生活的唯一之地的努力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大约有2/3的大屠杀幸存者移民以色列。因此，大屠杀的记忆及其在以色列民族精神中的地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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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7 在国家建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对待大屠杀记忆的态度是复杂的，大多数的老一代犹太人在“二战”之前的10年里来到以色列地。犹太人伊休夫中90%的人都来自欧洲，而绝大多数人都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暴政国家受到戕害。可以不夸张地说，伊休夫中的大多数成年犹太人在得知大屠杀的消息后都遭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创伤。与此同时，这些老一代犹太人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国家以及随后的独立战争上。那些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人所信奉的准则——坚定沉着，不表露感情，不表达痛苦和悲伤——在关于大屠杀的问题上也同样被采纳。因为这是一场集体灾难，所以人们也很少提及。当大约25万大屠杀幸存者成为以色列人时，他们谈到了很多暴行并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陷入了沉寂。听众发现很难听到这些故事，而讲述者也宁可将这些故事埋藏在他们自己的心里。这种沉默或者说压制具有实用的价值。人们不得不开始组建家庭，创造家园，获得职业，并抚养孩子，而过去的记忆很容易挫败重建他们生活的坚定努力。幸存者的活力，大多数人回归生活的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从“那里”带来的记忆被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意识之中，而当他们用他们所有精神上的坚毅去应对的任务得以完成的时候，记忆又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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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9 很久以后，当大屠杀的记忆成为以色列生活中一种永恒性的存在时，有人声称在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幸存者陷入了沉默，且有人企图使大屠杀被遗忘。最近的研究反驳了这些说法，并且非常明确地表明这些幸存者在不懈努力，以存续他们的至亲、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的社群中的大屠杀记忆。幸存者在1953年成立的亚德瓦希姆（Yad Vashem），即大屠杀纪念馆中表现活跃，并且尽一切努力将纪念馆活动引向纪念和文献记录的方向。大屠杀和英雄主义纪念日是亚德瓦希姆法律的一部分，该法律的细节性规定在1959年颁布。像以色列阵亡士兵纪念日一样，纪念日当天会鸣响警报，所有国内交通停止并默哀两分钟，在学校、公墓以及为纪念逝去的犹太社区而竖立的纪念碑旁，都会举行纪念仪式。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每年都会吟诵取自奥尔特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写的《第七专栏》中的诗歌——《当我们的孩子哭泣》《男孩阿夫拉罕》，以及其他内容。纪念碑竖立起来，树木也种植起来，用以纪念死难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家出版纪念性社区书籍的企业就建立起来。基布兹运动的纪念性机构也由幸存者发起，在隔都战斗者博物馆（Lohamei Hageta’ot）、犹太-阿拉伯和平中心（Givat Haviva）和特尔·伊扎克（Tel Yitzhak）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和诗人，包括阿米尔·吉尓伯、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和尤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eeberg），都出版了关注纪念死难者的著作。它们之中比较著名的是吉尓伯的诗《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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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31 黎明，太阳漫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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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33 我右手拉着父亲的左手一道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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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35 突然，一阵刀光像闪电般从树丛中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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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37 我眼前看到了恐怖的一幕，面对着树叶上溅到的鲜血，我万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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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39 父亲，父亲快速地救下以撒，这样，吃午饭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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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41 是我正在被杀戮，我的儿子，我的鲜血已经溅到树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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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43 而父亲被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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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45 他的脸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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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47 而我想尖叫，我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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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49 我竭力地睁开双眼，这时我醒了，而我的右手在滴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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