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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51 在1955年3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本-古里安（他再次担任国防部长）提议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他的提议被总理摩西·夏里特以一票优势否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本-古里安的这一尝试表明以色列并没有真正致力于维持1949年的现状，而是在表面同意绿线边界的情况下，私下希望扩展边界以达到对以色列有利的状态。的确，在劳工联盟（1954年从以色列统一工人党马帕姆中分裂而来）和右翼圈的自由党赫鲁特活跃分子当中，对更大范围的以色列地仍有相当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达扬也与激进主义人士持有相似的立场。但是，那些把民族统一主义的渴望归因于本-古里安的人似乎是误解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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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53 本-古里安将1949年的成就视为以色列既有政治形势的最佳状态，并竭尽全力捍卫这些成就。在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拒绝了伊戈尔·阿隆关于征服约旦河西岸的提议，当时这在军事上是可以实现的。他对管理数十万阿拉伯人口的问题很敏感，并竭力避免了掉入这一陷阱。因此，他对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前景并不热心。他一直维持着停战协定的现状，现在他愿意征服加沙地带不是出于重新获得领土的愿望，而是因为常规的安全问题对边界稳定造成了持续的挑战。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纳赛尔的好战行为是对以色列安全的真正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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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55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舆论接受绿线作为国家的边界线。因为大多数人在1948年之后移民到以色列，对“大以色列地”的观念并不熟悉，当然也就没有抱有这样的渴望，而大以色列地的拥护者只是少数。在内阁否决本-古里安提议几个月后，埃及-捷克斯洛伐克军火交易的消息传来。从那一刻起，本-古里安就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寻找军火供应商上。预防性战争计划已不在议事日程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总参谋长达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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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57 第二年，本-古里安为避免对埃及的任何挑衅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政策，直到有法国武器的保护。他甚至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请求，即将以色列国防军的巡逻范围从边界后撤500米以防止局势升级。达扬在罗伊·罗斯伯格的悼词中抗议本-古里安的后撤令：“除了边界的车辙外，仇恨之海和报仇欲望正在膨胀，等到宁静使我们的道路阴暗的那一天……也是我们听从那些恶毒伪善的使者号召我们放下武器的日子……虽然我们已经千百次地发誓说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但昨天我们又被诱惑了，我们听从了，我们相信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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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59 约旦的哈希姆王朝与犹太人合作的传统，最早是在托管时期反对穆夫提，现在是反对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以色列和约旦有着共同的利益。例如，它们都想违反联合国耶路撒冷国际共管的要求，试图在它们之间分割耶路撒冷。不过，这位年轻的侯赛因国王在西岸，甚至在他自己的军队中也很难处理巴勒斯坦人骚乱。如前所述，当英国军官在1956年从约旦军队撤离时，从约旦领土上发动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增加。1956年夏天，以色列开始在以约边境发动多次报复袭击行动，其中，最后一次在盖勒吉利耶的行动是所有这些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和约旦，以及以色列和约旦庇护国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高度。以色列不安地关注着约旦事态的发展。伊拉克也在哈希姆人的控制下，英国是它的支持者，对伊拉克军队会在英国支持下进入约旦的恐惧是真实的。在独立战争即将结束时，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和以色列没有达成停战协定的情况下撤出了西岸，以色列认为伊拉克重新在约旦驻留是战争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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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61 西奈战役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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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63 这时情况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7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直接威胁到英法两国的切身利益。他的行为为法国、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之前难以想象的联盟创造了条件。这一战略联盟首次将以色列从国际孤立中解救出来。纳赛尔的行为破坏了法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因此它们试图推翻纳赛尔政权，以便重新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联盟确保了在与埃及战争时得到空中掩护，约旦边境上的宁静，伊拉克军队撤出约旦，以及得到联合国中两大国的支持。商定的以色列角色是开第一枪，为英国和法国提供一个借口来接管苏伊士运河和“保护”这条国际水道。这是一个在有利条件下打击纳赛尔的机会。然而本-古里安一直犹豫不决，总参谋长达扬以及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费尽口舌让他同意这个计划，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开始行动。由于担心英国的背叛，因此本-古里安要求在三方之间达成书面协议。他的担心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英国首相艾登确保所有英国协议的副本都被销毁，这样他就可以否认任何勾结。然而，副本被归档在以色列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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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65 发生于10月29日的卡叠什行动或称西奈战役是以色列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正如同英法所商定的那样，以色列军队在一周之内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并进入苏伊士运河的10千米范围内。然而，这两个大国的军事行动效率低下，极其缓慢地推进到运河区，但他们的空中力量的确重创了埃及机场。与此同时，苏联、美国与联合国一道来反对这次行动。东西方都声称是反帝国主义，欧洲大国的炮舰外交时代已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苏联人和美国人决心不让两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从它们的勾结中获益，因此两国共同施加压力，最终迫使以色列与法英一起撤退。苏伊士运河行动（或称为“火枪手行动”）的巨大失败结束了安东尼·艾登的职业生涯，并导致了法国盖伊·摩勒政府的垮台。纳赛尔仍然掌权且声望飙升，因为中东和第三世界的舆论都赞扬他是击败殖民主义大国的人。他解释说，以色列打败了他的军队是由于他命令他的军队撤回到运河以抵御英国和法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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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67 当战斗结束时，本-古里安在议会上宣布与埃及签订的停战协议已经无效，并且不会重新签订。他就是要让埃及明白，他将使以埃边境地区特别是沙姆沙伊赫海岸线的领土发生改变。在为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而得意扬扬的同时，他甚至提到了以色列的“第三王国”。然而几天之后，为了回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的威胁，他不得不解释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防止加沙地带遭受阿拉伯突击队员入侵，并确保埃拉特海湾的通行自由，以色列对埃及没有领土要求。最重要的压力来自美国，因为美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以色列主要针对联合国和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它要求真正确保埃拉特湾的通行自由，同时也要阻止埃及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以使边界保持平静。面对来自联合国和美国都声称侵略者不应得到回报的压力，以色列很快就无条件地撤出西奈半岛。它继续占有沙姆沙伊赫海岸地带到埃拉特和加沙地带，经过四个月的拖延谈判后，最终也从这些地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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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69 由于西奈战役，联合国成立了一支维和部队，其任务是确保以色列的两大目标得以实现。以色列要求确保这支部队在没有达成和平之前不能撤离，但是哈马舍尔德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声称，维和部队在埃及领土上的存在应得到埃及的同意。如果埃及人希望它离开，他们将不得不向联合国提出请求，然而他们在埃及领土的自主权不应受到限制。在极其艰难的谈判，以及美国威胁将支持联合国对以色列制裁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起草了非正式的谅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在埃拉特湾的自由通行权，并同意如果这项权利受到侵犯，以色列有权行使其自卫权。以色列还要求西奈半岛非军事化，并禁止埃及军队重新部署在那里。这两个要求被美国非正式接受。以色列的第三个要求，即埃及不应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从来没有被执行。以色列国防军撤退后，一名埃及地方官员立即进入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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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71 从表面上看，以色列在西奈战役中没有取得实在的成果。世界舆论对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持激烈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两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最后一次企图恢复中东影响力的尝试。以色列似乎是这个失败三角的第三方。以色列没有得到它要求作为其撤出条件的保证，相反，只得到了美国没有诚意的非正式承诺。埃及再次控制了加沙，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的维和部队的存在也取决于埃及的善意。西奈半岛也不是公认的非军事化。但实际上，西奈战役是以色列在中东和世界上地位的转折点。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和军事能力让世界大国看到，以色列能够在那里停留，并且不会从地图上消失。以前被视作讨价还价话题的1949年边界，现在被置于世界视野中，整个世界也接受了以色列不会撤出的立场。尽管纳赛尔声称取得了胜利，但他完全理解他的军队在西奈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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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73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基本上是平静的。阿拉伯突击队员停止了在加沙的行动，并且那里没有大规模的埃及军队驻扎。虽然埃及人没有正式同意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将装甲部队开进该地。纳赛尔一直忙于与叙利亚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最终失败，并在约旦和该地区的其他亲西方国家进行颠覆活动。1960年，当纳赛尔将规模庞大的装甲和步兵部队（500辆坦克和5万名士兵）转移到西奈东部时，这是对西奈的非军事化的实际考验。以色列国防军措手不及，但在动用了部分预备役后，它设法部署了数百辆坦克和步兵部队来应对埃及部队（罗特姆行动）。这种对抗是秘密的，目的是让纳赛尔能够在不损害他威望的情况下撤回他的军队。他选择撤军证实了西奈半岛实际上是非军事化的。埃拉特湾仍然向以色列船只开放，这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帮助以色列加强了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埃拉特港口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它作为以色列主要燃料来源的伊朗石油的目的地，因此对其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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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75 尽管西奈战役没有为以色列带来真正的领土上的收获或官方的承诺，但是从新的形势中带来了相对平静的10年，为发展经济和吸收移民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在这场运动之后进行的艰难谈判导致了国际舆论和大国立场的转变，当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前夕和之后面临着艰难决定的时候，这些转变产生了效果。尽管美国没有给予以色列真正的保证，但它做出了以色列将从让步和撤军中获益的敷衍承诺。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在1958年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并在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反对激进的颠覆活动——美国给予以色列一个被动的角色，但同时也是一个盟友。阿拉伯国家激进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1961）的建立、伊拉克革命和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作为统治者的崛起、纳赛尔对约旦政权的不断威胁都说明了这一点——证明以色列作为该地区的稳定器的地位，它作为亲西方国家（如约旦和黎巴嫩）的无声支持者帮助它们抵制颠覆。1958年，以色列同意英国伞兵部队通过以色列领空飞往约旦的请求，这种交流反映了以色列的新地位。以色列决心保护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政权，如果它被动摇，以色列将不得不征服约旦河西岸。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对她的英国同行塞尔文·劳埃说：“我们每天都为侯赛因国王的安全与成功祈祷三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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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77 纳赛尔领导的泛阿拉伯运动的高涨令该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感到担忧。在伊拉克革命之后，随着以色列寻求包括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土耳其在内的“周边联盟”来抵制该地区的阿拉伯势力，土耳其立即寻求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但以色列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对于通往以色列的海上航道和所需石油供应的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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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79 在这和平的10年里，法国既是以色列的重要盟友，也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本-古里安完全明白，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一旦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种合作就会结束。法国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过去和当前利益都同它与以色列的关系相冲突。1962年，夏尔·戴高乐将军决定撤离阿尔及利亚，正如以色列领导层意识到的那样，之后以色列与法国的关系受到考验。但直到1967年，法国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以色列还通过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的武器，并从美国直接获得隼式导弹——这是肯尼迪总统做出的解除美国对以色列武器禁运的一项历史性决定。然而，以色列空军对法国幻影战斗机的依赖使这些喷气式飞机变成了以色列国家的象征。也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以色列在迪莫纳附近发展核设施，这是一项以色列投资资源和技术的事业，目的是平衡邻国巨大的人口和地域实力。肯尼迪政府试图阻止以色列发展核设施，却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对于其核能力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同时也保证不会首先将核武器引入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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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81 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一方面，大屠杀记忆及其在塑造以色列身份方面的作用多年来不断加深。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历史继续存在于以色列人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在很少有国家向以色列伸出援手的几年里，联邦德国的所作所为在这些国家中是值得注意的。两国关系开始于赔偿计划，要注意的是，这在以色列是极具争议的。以色列政府曾试图向西方占领国政府来表达对纳粹罪责申索赔偿问题，而避免与德国人进行直接谈判。但在1950年10月，盟国占领当局通知以色列，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并将以色列人问题直接转交给德国当局，而德国当局愿意就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秘密谈判。作为先决条件，以色列要求德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德国人民对大屠杀的集体罪行。德国最终同意在草案中提及德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大屠杀的罪责，并且有义务根据联邦德国的能力在道义上和经济上补偿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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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83 代表世界犹太组织的“索赔会议”成立，这个组织同意以以色列为首和德国人谈判。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Nachum Goldmann）是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谈判的首席代表。以色列在是否应该直接与德国谈判问题上引发了一片哗然，但国会最终允许以色列与德国直接谈判。一个非官方的以色列公使馆在联邦德国建立起来，1952年9月双方在卢森堡签署了第一个赔偿协议。这个执行时长超过12年的协议，奠定了两国关系缓慢向前发展的基础。这个协议除了道义上的内容外，还将以色列从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它支持以色列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并为以色列支付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材料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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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85 为避免阿登纳在1961年艾希曼审判期间感到尴尬，本-古里安设法确保不去提及这位德国总理的亲信、曾在纳粹时期帮助起草种族主义文件《纽伦堡法案》的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艾瑟·哈瑞尔（Isser Harel）领导的摩萨德报告称，在埃及有德国的导弹专家。尽管外交部长梅厄感到震惊，但本-古里安淡化了他们活动的危险性（最后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联邦德国成为美国坦克运往以色列的传输通道，这些坦克曾经在北约国家服役。每当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被曝光，如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出售军火或以色列向德国提供军火，以色列都会爆发新的争论和政府危机。然而，通过这种公开危机和秘密合作的模式，两国的特殊关系逐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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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87 1960年，大卫·本-古里安和阿登纳总理这两个已过中年的伟大人物，都被视为国家从过去可怕阴影中复苏的象征，在时空上显得很遥远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历史性会面，并在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之间达成了秘密的军火交易协议。当这个协议在1965年被揭露时，导致了埃及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危机。虽然联邦德国政府决定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火，但同时也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得两国关系走向公开化。由于联邦德国在欧洲和北约所处的中心位置，以色列与它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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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89 水资源、发展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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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91 自从建国以来，以色列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水。甚至在建国之前，著名的土壤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沃尔特·C. 罗德米尔克（Walter C.Lowdermilk）教授就已经制定了将水源从北方输送到干旱的内格夫的计划。以色列水利工程师西姆哈·布拉斯（Simcha Blass）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计划。在国家建立之前，这些乌托邦式的计划几乎没有机会执行。1948年以后，从加利利湖和约旦河边运送水的大规模计划开始运作。约旦河及其源头（巴尼亚斯河、哈斯巴尼河和达恩河），加上它的雅木克支流，都是约旦河谷流域的一部分，并穿过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四个国家。四国的水权分配都有可能为和平合作或者敌对战争提供机会。由于供水计划将帮助以色列实现现代化，并使其能够吸收更多的移民，从而更加强大，因此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这些供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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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93 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获悉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计划开发哈斯巴尼河水域，其源头是巴尼亚斯河流域的黎巴嫩赫尔蒙山——从叙利亚赫尔蒙山和约旦、叙利亚及以色列边界的雅木克河流出。由于河流源头都在以色列边界之外，因此以色列无法阻止这些计划实施。而结果是，这些计划也从未被执行过。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胡拉湖排水工程，目的是从北约旦河引水，然后建造从加利利湖到内格夫的国家引水项目。以色列试图在与叙利亚有争议的非军事区开工建设导致了与叙利亚的军事冲突，而联合国安理会也禁止以色列在此处作业。以色列继续在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胡拉湖排水工程，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叙利亚停战委员会代表就水权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这些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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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95 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开始实施一项联合项目，在它们共同的边界地区修建一座水坝，以开发位于加利利湖以南、流入约旦河的雅木克河，它们主要获得了美国的资助。尽管以色列有权使用流入约旦河的雅木克河水，但这个项目并没有以色列的份额。以色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劝阻美国人不要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最终美国人被说服并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又试图在靠近博诺特亚阿寇伏（Bnot Ya‘akov）桥的非军事区从约旦河引水，导致叙利亚向联合国安理会抗议。迫于联合国和美国威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的压力，以色列停止了这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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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97 1953年以前，以色列开发约旦河流域水资源的努力都是单边行为。以色列在经历前两次的失败教训之后，现在试图通过国际社会批准后再行动，首先是美国的批准。美国人希望有一项使该地区所有国家受益的发展项目（他们将提供部分资金），以便能够消除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并带来和平。该项目也旨在帮助约旦境内的阿拉伯难民实现定居并恢复正常生活。美国特使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主持了这个项目的谈判，该项目的核心计划是划分约旦河与相邻河流的水域。雅木克河被划定为阿拉伯河流，其一部分水域划给以色列。约旦河被划给以色列，其一部分水域被分配给约旦。雅木克河和巴尼亚斯河专门用来灌溉约旦河岸边的土地。作为该地区主要水库的加利利湖，其水域的60%被划分到约旦，30%归以色列，5%归叙利亚。同时，该项目计划在约旦和以色列分别建一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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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999 这个项目对以色列来说有几个好处。首先，它代表着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的水权利，并间接地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其次，就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有可能降低阿拉伯人的敌意，并解决一些难民问题。最后，以色列希望美国能慷慨资助该项目。因此，以色列准备忍气吞声，与约旦、叙利亚等分享水资源库。然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却有不同的看法。叙利亚和黎巴嫩对约旦水域没有迫切需求。它们可以在不必付出承认以色列权利的代价下，通过其他水源来满足自身需求。约旦人虽然需要这项发展计划所提供的水源，但他们不敢单方面实施包括承认以色列在内的计划。因此，约翰斯顿的计划仍然处于设计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按照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色列大致上遵循了该项目的设计。约旦也是如此，修建了东古尔运河，将水输送到东约旦河谷，并首次在这片干旱地区实现了农垦。这两个国家在供水方面进行秘密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特别是以色列在合作中的温和行为，使它在1956年决定建立国家引水工程时没有遭到约旦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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